近四十年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的问题、限度与可能

近四十年来,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成绩斐然。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主要致力于文学史中鸳鸯蝴蝶派的重新定位,但两极评价现象的背后却显示出“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框架的学术限度以及对研究对象主体性与复杂性的关注不足。进入21世纪之后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从多个角度进行开掘,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同时,“鸳鸯蝴蝶派”文学概念的含混、对主体性位置的漠视、稍显大而无当的现代性开掘、与文本的疏离等问题同样值得注意。

冯梦龙们—鸳鸯蝴蝶派—网络类型小说——中国古今“市民大众文学链”

冯梦龙们所反映的是农业文明下的古代都市生活以及市民意识增强的图景;鸳鸯蝴蝶派作家继承了冯梦龙们的衣钵,描绘的是现代工商文明大都会市民的生活面影。他们在文学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促进了小说的"类型化"。而目前出现的海量的"网络类型小说",是类型小说的进一步细化和发展,是新时期后市民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学。它以青春市民为主力,当更具活力与潜质,随着"网而优则纸"、"网优则‘触电’",形成网络、书刊和影视银屏的"立体优势",更广泛地吸引了大众的眼球。从冯梦龙们的木刻雕版到鸳鸯蝴蝶派的机械化媒体再到网络文学的去纸张、去油墨化,乃时代的递进与科学发展的联袂同步,三者构成了古今"市民大众文学链"。

鸳鸯蝴蝶派与中国现代电影发生

鸳鸯蝴蝶派文人是中国第一代电影人,他们促使早期中国电影面向市民观众、讲述传奇故事、传输道德图景、展现现代心灵,发展出适合国人审美观念与吸收西方电影优长的叙事方式和银幕形态,加速了中国电影走向大众心灵的过程,促进了中国现代电影的发生。

“鸳鸯蝴蝶派”文学与早期中国电影情节剧观念的确立

本文主要研究被新文学和左翼电影界视为“逆流”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在其创作者们于1921年前后大量进入电影界时,对中国早期电影的创作(尤其是剧本创作)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及在1949年之前,“鸳鸯蝴蝶派”文人在电影界掀起的两次商业化电影创作的高潮对今日的中国电影创作的借鉴意义。本文认为,清末到民初年间的流行文学——“鸳鸯蝴蝶派”文学是早期中国电影在文学上的真正根源,投身早期中国电影创作中的“鸳鸯蝴蝶派”文人是通过自己在同类型文学创作中的经验,形成了一种早期电影的文学叙事模式,并有效地改变了早期中国电影叙事单薄、幼稚、粗糙乃至低劣的原有状况“。鸳鸯蝴蝶派”电影所采用的类型观念及情节剧的叙事方式不仅确立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基本叙事模式,也成为百年中国电影创作中不断被承袭并衍进发展的重要传统。

论鸳鸯蝴蝶派侦探小说的叙事探索

本文考察了二十世纪初鸳鸯蝴蝶派作家所创作的侦探小说,从叙事角度、模式与写作姿态等方面,比较了这些创作对于传统公案小说的突破与创新,认为鸳蝴派侦探小说是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滥觞。

十七年期间的鸳鸯蝴蝶派作家

1949年革命胜利后不但鸳鸯蝴蝶派作品以各种形式长时间"残存",而且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多数仍以笔耕为业。虽然成绩未必可以高评,但作为一个曾经风云际会的文人群体,鸳蝴派在建国后十七年间仍然存在。其"流风余韵"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才彻底消失。自新文学运动肇兴以来,鸳鸯蝴蝶派文学始终受到五四知识分子的贬抑与排斥。1949年后机关报政权通过新组织制度、出版制度发动了对鸳鸯蝴蝶派的打击,平、津两地鸳蝴作家受损严重。1952～1955年,鸳蝴作家沉寂无言,一片凋零。1956年毛泽东发动整风,鼓励知识分子"鸣""放"。鸳蝴文人处境得到披露并获明显改善。不过,这种复苏毕竟来得太迟,新的鸳蝴创作已只能充作文坛点缀。

鸳鸯蝴蝶派文学新论

鸳鸯蝴蝶派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它的发展和繁荣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而且鸳鸯蝴蝶派随时代潮流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其作品有其积极意义。它与新文艺的分歧,实质是文学观念的分歧。在当前文化背景下,应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进行全面而公允的评价。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历史定位与文化心理分析

鸳蝴派小说是一种在民初共和语境下的追求个人感性解放的文学潮流,革命与言情对他们来说并不矛盾,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情爱乌托邦在共和时代具有了新的特色,那就是一种将情爱乌托邦付诸实践的诉求。爱情在鸳蝴派小说中具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意味,是作为精神信仰的替代物而出现的。鸳蝴派小说代表着一种审美主义的生存方式,它在文学史上的命运沉浮,与现代性文化的内在差异与张力有关。

“鸳鸯蝴蝶派”小说与明清“以情抗理”的文学思潮

“鸳鸯蝴蝶派”小说与明清“以情抗理”的文学思潮武润婷近年来，长期被打入冷宫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开始进入了人们重新研究的范畴。然而，由于“鸳”派小说产生之初，就受到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的一致讨伐；解放后所出各种文学史又都把它看作是文学创作中的反动逆...

鸳鸯蝴蝶派与近代小说观念的演变

中国小说观念在清末民初经历了巨大变动 ,从“小说界革命”到鸳鸯蝴蝶派 ,小说观念由新民救国回到游戏消遣 ,这既有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的作用 ,也缘于小说自身的发展规律。

鸳鸯蝴蝶派:吴地文学的一次现代化集体转身

鸳鸯蝴蝶派中的吴地文人是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而不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逆流"。本文论述了三个问题:鸳鸯蝴蝶派文学现代性特征;为什么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会首先在鸳鸯蝴蝶派身上发生;怎样评价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现代化。

文化对峙与融合:从鸳鸯蝴蝶派到通俗小说新类型

文学和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学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文学存在不可或缺的背景和条件。从鸳鸯蝴蝶派到通俗小说新类型,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变迁在文化对峙与融合中发生。清末民初,市民文化占据主流位置,因此鸳鸯蝴蝶派一枝独秀;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到来,旧有的市民文化与五四启蒙文化、战争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对峙,由此引起章回体小说的改良和国难小说的诞生;伴随五四启蒙文化和战争文化的淡出,雅文化和俗文化即新文化和传统文化逐渐走向融合,于是出现了通俗小说的新类型。

张恨水《八十一梦》的戏仿策略与鸳鸯蝴蝶派阅读共同体

张恨水《八十一梦》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性戏仿力作,作者为排解苦闷的趣味立场呈现出复杂游移的戏仿姿态,使《八十一梦》文本世界显得丰富而多元,蕴含了多重趣味,造就了丰富的戏仿形态,既有时空穿越的陌生化呈现,也有拼贴混杂的"上下古今"式戏谑,还有对新文学文体的降格化戏仿。《八十一梦》与鸳鸯蝴蝶派的众多读者,成功地完成了对源文本和戏仿文本的双重"解码",文化趣味、文学记忆、阐释方式等趋近,形成了鸳鸯蝴蝶派的阅读共同体,这一通俗文学共同体对文学生产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鸳鸯蝴蝶派作家与市民社会

"五四"以来,迎合小市民的情趣以及格调低下一直是鸳鸯蝴蝶派作家遭受批判的焦点,也是他们所背负的主要罪名。然而,如果深入考察鸳鸯蝴蝶派作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正是由于在市民社会中安置自己的人生,鸳鸯蝴蝶派作家才在文化姿态上实现了一系列积极的转变。

苏曼殊与鸳鸯蝴蝶派关系重论

苏曼殊和鸳鸯蝴蝶派的关系向为学界关注。苏曼殊小说确实与鸳鸯蝴蝶派在审美体系上有不少共同处,如言情体、人物类型化、注重文学的主体性,其对当时通俗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很深远,但苏曼殊并不属于鸳鸯蝴蝶派。本文从其出身和教育背景、叙事范型和表现主题上的求索、文学观念以及超越现实人生的审美笔致和悲剧叙事的收束方式四个方面论定苏曼殊创作在更大程度上属于纯文学范畴,体现的是精英化的审美现代性追求。

挣脱功利主义束缚之后的病态发展——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综论

在中西文化撞击中诞生的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以娱乐和消闲作为创作的基本原则，这在观念上挣脱了梁启超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束缚，使文学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但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这一流派在获得“自由”之后。

《工商业尺牍偶存》所载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史料辑考

本文从《工商业尺牍偶存》中,辑出陈蝶仙致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王钝根、周瘦鹃、包天笑等人之信札10通,并对其间涉及的相关史事作了考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