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佐与王阳明两次相会考辨——兼论黄佐理学思想

黄佐与王阳明曾围绕“知行”关系有过两次论辩。第一次论辩为嘉靖二年(1523)十月前后,表面上看是因梁日孚的引见而顺路拜访的偶然事件,实则黄佐内心存有与王阳明论学的想法,出使的机会和梁日孚的引见正巧为二人论辩提供了合适的契机。第二次论辩为嘉靖七年(1528)九月中下旬,王阳明试图说服黄佐认同其说而主导了第二次论辩。这两次论辩是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直面交锋,在思想史、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王阳明在论辩后对其学说进行了调整,客观上推动了心学的完善和发展;黄佐则在论辩之后对心学之弊予以批判,他论知行、辟佛老、究理气,重新审视和修正程朱理学,通过学术实践来捍卫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

黄佐《广州人物传》的编纂及影响

《广州人物传》是黄佐早期的史学著述,该书记录时段为汉至明,但以宋明为主;记录广州人物164人,流寓人物22人;记录方式既有专传,也有按类区分的忠义、孝友等传。《广州人物传》的编纂颇为严谨,黄佐不仅注明出处,且注重考证。《广州人物传》的编纂主旨明确,黄佐在传中记录、表彰了一批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有所表见者。《广州人物传》不仅对《百越先贤志》产生了影响,而且是《广东通志》等的史源之一。《广州人物传》编纂严谨、主旨鲜明,又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对《广州人物传》之评价过于敷衍,应肯定《广州人物传》的价值。

明代中期建文故事的整合与传播——以黄佐《革除遗事》为中心

作为传说或者历史的建文故事,一直是明史研究中较为关注的话题。在具体问题研究上,学界已不乏精深的考证与推论,但就整体而言,对于传衍近600年建文故事发展脉络的把握仍稍显不足,而对于故事发展背后文本间的交叉重叠,所涉及的社会情态的讨论更是付诸阙如。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形成于正德、嘉靖年间《革除遗事》一书的考察,进一步梳理明代中期以来建文故事发展的走向,并对影响该走向的某些情境进行重新释读,以期对建文故事这一话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论明代国家权力与乡约的调适和融通——以黄佐《泰泉乡礼》为中心

明政权建立后,国家的提倡和支持不仅为乡约的推广和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而且也使乡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嘉靖年间,广东士人黄佐所作的《泰泉乡礼》将乡约与国家权力做了适当的调适和融通之后,建构起了一个以乡约为中心,包括乡校、社仓、乡社和保甲在内的立体型乡治体系,从而将基层社会中的政事、教事、养事、祀事和戎事等生活事务串联起来,逐步实现了乡约在其性质、功能、组织以及制度等方面的时代性转变。黄佐乡约理念的践行为明代和后世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做了积极的贡献。

黄佐《广东通志》之编纂及其文献价值

黄佐主纂的《广东通志》是明代所修三部省志中质量较高的一部,不仅勘正了此前戴璟所纂《广东通志初稿》的疏误,而且在文献资料存量上,也强于其后郭棐所纂的《广东通志》。全志体例架构完善,选材广泛,兼具经世致用与保存文献的作用,对深入研究广东政制、政区变革、社会经济与岭南文化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论黄佐在广西的教化活动

论述了明代嘉靖初年广东著名学者黄佐在广西任提学佥事时,大力推行儒学教育,振作士气,吸纳瑶僮子弟入学,禁止"淫祀"等一系列教化活动,分析了这些行为产生的背景及其在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和意义:如何在具体的区域历史情境中去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一个历史人物以及他的行为。

复旦大学所藏黄佐《诗经通解》发微

有明一代，关于《诗经》的研究专著多达六百余种，但长期以来，学者对此多持否定态度，鲜有深入研究分析者。这一现象直至近年以来方逐步得到改观，尤其是200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刘毓庆先生的大作《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明代《诗经》学发展的脉络，发幽起潜，厥功至伟。但由于资料条件所限，其中一些论述尚有补充或商榷的余地。例如该书下编《（诗经）文学研究的崛起与繁荣》在讨论明人研究《诗经》的视角由经学开始转向文学时，曾列举了数家在此过程中有突出贡献的著述为例，首先就提到了黄佐的《诗经通解》。刘先生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他注意的不是‘经义’，而是‘诗情’。”并将之与同时代其他学者加以比较，认为：“与黄氏不同，薛应旃、许天增则是出入于经学与文学之间、带着时文习气走出来的。”由于《诗经通解》一书存世无多，刘先生在立论时所依据的都是从他书转引的材料，并未亲见原书，所以这些断语都是不可靠的。

黄佐及其《翰林记》

黄佐是明代中后期声望卓著的鸿儒。他博通经史,潜心治学。一生著述甚丰,涵括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不仅在理学上造诣精深,且长于史志修纂。黄佐尝任职翰林,对于词林典故以及翰林机制运作十分熟悉。其所撰《翰林记》以内涵宽广、叙事翔实、撰述精审见称。对于我们研究翰林制度以及明代政制的发展变化,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值得深入探讨。

明代黄佐《六艺流别》的文体学思想及其意义

明代黄佐的《六艺流别》将后世诸文体的源头溯源到《诗》《书》《礼》《乐》《春秋》《易》六经,认为它们都由六经衍变而来,区分文体演进的层级,揭示出文体之间的变异规律,构筑起以六经为纲领的文体谱系。《六艺流别》提出了与同时代其他文体学著作迥异的文体分类方式,展示出鲜明的文体学思想,包括文体本源论、文体发展论以及文体风格论等。《六艺流别》对文体变异运动的辩证认识,在明代文体学著作中独树一帜。同时,黄佐学宗程朱,《六艺流别》的文体学思想与黄佐的理学思想有密切联系。黄佐重申文源六经说,在明代中后期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黄佐的蒙学教育思想及现代启示

明代岭南著名学者及教育家黄佐先生非常重视蒙学教育,要求儿童必须入社学接受教育,对授课教师选拔非常慎重,还亲自编撰小学教材。黄佐将涵养童蒙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作为教育的第一要务,"礼"始终贯穿蒙学教育之中,根据儿童的身心特点来行教。黄佐的蒙学教育思想在当今社会依然有存在价值,比如:要重视儿童的道德教育,从培养良好的日常行为规范做起,根据儿童的特点和个性来选择行之有效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给孩子创造良好的教育成长环境等。

黄佐《六艺流别》的文体论

文章从黄佐《六艺流别》文体的气脉，演变以及作品的解读等阐述黄佐的学术思想，即以博约为宗旨，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有伦有背，体大思精。

黄佐著作善本书志七种

明代香山黄佐学问淹博,著述宏富,思想深邃,在岭南乃至全国卓有盛名。其著述留传于世者有二十余种,被认定为善本者二十九种,经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有其善本七种,分别是《乐典》(两种)《广东通志》《庸言》《泰泉集》《六艺流别》《明音类选》,涉经史子集四部,颇具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故为之撰写书志,以揭示其内外特征。

黄佐与王阳明相会考辨——兼论黄佐对阳明“心学”之态度

王阳明,作为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在明代儒学界地位举足轻重;黄佐,作为岭南儒学的后起之秀,在明代学界颇负盛名。历史上黄王两人曾有过两次重要的会面,但《先三乡贤年谱》上有关第一次相会缘由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来源于黄佐门人黎民表《泰泉先生黄公行状》与《明史》,另一说源于黄佐本人《庸言》。通过两种说法与黄佐本人生平吻合程度的对比,考证行状与《庸言》两个原始出处文献的可信程度,判断《庸言》、《先三乡贤年谱》所记载的历史事实更合理真实。借着对两人初会史实的考辨,以及《论学书》中的语录记载,至少证明黄佐存在对王阳明"心学"的质疑态度——在黄佐看来,"阳明之道"不是他心中所追求的儒道,他所追求的是宋代二程与朱熹理学,而不是佛释色彩颇浓的"阳明心学"。

黄佐近体诗用韵考

黄佐诗歌用韵可分为17部。有押仄声韵的现象,偶有韵字不避重复的现象,出韵的情况亦有之,元韵分为三类;从音韵学的角度,对两种不同本子进行对比,校正了几处错误。

丰坊《鲁诗世学》伪托黄佐考

据丰坊所称,《鲁诗世学》包括宋丰稷《正音》,明丰庆《续音》、丰耘《补音》、丰熙《正说》、丰坊《考补》、何昆《续考》等内容,但所谓“世学”实乃丰坊一人伪造。该书大量伪托黄佐的目的,一是借助黄佐的影响力证明《石经鲁诗》存在,二是诋毁和辱骂季本,三是丰坊称黄佐为其父丰熙的得意门生,以同门而示师法。丰坊选择黄佐为伪托对象,其主要原因一是黄佐自身成就高且门生遍布,具备丰坊所需要的学术影响力,二是黄佐的仕途履历及其有《诗》学专著《诗经通解》,能为丰坊提供作伪所需要的佐证材料。

论黄佐《粤会赋》的都会描写及其艺术特色

黄佐的《粤会赋》气势恢宏,内容庞大,大致从自然地理、经济活动及人文政治活动三个层面,展现了明代中期广州的繁荣都会风貌,真实反映了当时广州地区的民风民俗、社会状况,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粤会赋》既能展现出明代盛世下广州的繁荣景象,又能融合粤地独特的地方风情;既呈现出理学精神,但又不失文学趣味;在铺张扬厉的同时,又能于细处精雕细琢。它生动地描绘了明代经济文化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粤地都会广州,具有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

黄佐《六艺流别》“文本于经”文体学思想论析

明代黄佐编纂的《六艺流别》将约150种文体分别归于六经之下,表现出一种“文本于经”的文体理念。黄佐继承了传统文学批评中的“文本于经”思想,同时又有所创新和发展。黄佐“文本于经”的文体学思想蕴含着强烈的尊经和尊体精神,他以六经统诸体的做法与他的博约思想密切相关。《六艺流别》将数量繁多的文体归为六大类,纲举目张,有条不紊,具有重要的文体分类学意义。

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

元末到明初的地方社会,是一个乡豪权力支配的社会。明朝把地方势力纳入帝国的权力体系,培养起新兴的士大夫势力,在乡村中推行教化,逐渐形成士大夫文化主导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士人对于先世历史的叙述,无论是实录还是虚构,都反映出地方历史演变之真实趋势,成为明代以后士大夫对地方历史的一种集体记忆。明代著名学者黄佐所撰《自叙先世行状》就是其中代表性的著作。从这类模式化的历史记忆中揭示其文化意义,有助于了解明代中期以后社会转型之研究。

略论明代黄佐的方志学成就

黄佐是明代中叶重要的理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其所学遍及经、史、子、集,著述颇丰。黄佐一生共参与编纂了五部方志,分别是嘉靖年间的《广州志》《广西通志》《香山县志》《罗浮山志》以及《广东通志》。在编纂方志的实践中,黄佐将方志定义为地方史书,认为方志的功用不仅仅于汇集文献,而且能变民风学风,使之遵从孔孟正道。在方志编纂形式方面,黄佐所修方志体例从细目并列逐步发展为二级纲目,并最终在二级纲目的基础上灵活加入三级细目,对方志撰述的述、作之分等其他方志编纂问题也有其独立见解。黄佐的方志学成就为岭南文献之编纂整理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经验和借鉴,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岭南方志的学术文化内涵,为中国传统方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小棋子大智慧——丰城少年黄佐旸的围棋故事

少年时光五彩斑斓，就看你如何选择，黄佐肠第一次看到“黑白”配的围棋时，一颗学棋之心便十平怦直跳。1998年，5岁的黄佐畅发现休闲广场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里面的小朋友都对着一个方方的、只有黑白二色的东西苦思冥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