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黑格尔现实观的批判与超越

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建立起纯粹合理性的现实,并从本体论层面对现实概念加以形而上学式演证,突出了现实的总体性内涵,同时采用对现实的事后反思与之相映射。马克思在指出黑格尔现实观的逻辑泛神论本质后,批判继承了其现实观,并对之加以实践的对象性改造,使现实概念具有了客观实在的品格。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辩证法的总体性原则社会历史化,把理论置于社会历史的总体过程中去理解。他认为理论不仅源自社会现实,更是现实运动的关键环节,并将其嵌入到改变世界的无产阶级运动之中,以此完成了对黑格尔现实观的批判与超越。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批判思想及启示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证了马克思哲学立场和革命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蕴含在马克思对德国宗教问题、制度弊病和哲学局限的反思和揭露中。马克思遵循现实性、针对性、重点性和使命性的原则,从宗教批判入手,对德国的制度现实和哲学现状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探索实现人的解放之可能。新时代,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要从马克思的批判思想中汲取与错误社会思潮开展斗争的理论经验和方法启示。要敢于同错误思潮进行“搏斗式批判”,以公开其渗透行径;要及时对错误思潮开展“重点式批判”,以揭露其内容实质和政治企图;要善于采取多样化方式开展系统性批判,以解构错误思潮内核;要围绕事业发展开展使命性批判,筑牢主流意识形态防线,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思想保障和强大精神动力。

从知识论到存在论——论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真理观的批判与“变革”

传统西方哲学站在知识论立场,将哲学理解为一种求知活动。代表性人物黑格尔以“理念”为核心,“思辨”为方式,“知识”为样态,建构起了其思辨哲学视域下的知识论真理观。海德格尔对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根基进行了批判,试图为真理奠定存在论层面根基。如果说黑格尔面对的问题是真理与对象能否“符合”,海德格尔则认为真理在于作为存在者本身如何去除对“存在”的遮蔽。在海德格尔哲学中,真理(alētheia)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命题真理,不是符合论的真理,而是存在之真理。达成真理即是要完成对存在本身的领悟,达成存在意义的“显现”——作为澄明的无蔽状态。

黑格尔对现代性问题的剖析与重塑

黑格尔是第一个把现代性上升为一个哲学问题的思想家,他热情欢迎现代性的到来,但同时对现代性中的内在分裂、矛盾和冲突有敏锐的把握,指出其存在着所有权不具普遍性、劳动异化、市民社会伦理丧失、大规模贫困对精神带来消极影响等方面的危机。黑格尔认为,当时的其他思想家对此问题的认识都存在偏差,所以主张对现代性予以政治伦理重塑:在逐步恢复伦理性的市民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必须继续进展到现代国家,才能真正对现代性加以政治伦理的重塑,即现代国家能够使个人的特殊性与国家的普遍性达到有中介的统一,这样个人的本质就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塑造,所有权、个人的主观性、劳动的异化、贫困等问题都将得到有效解决。黑格尔对现代性的剖析体现了强大的思想力量,但其重塑方案终究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设想。

辩证法与希望的“世纪之争”--简评布洛赫的黑格尔阐释

在西方学界,布洛赫借助黑格尔辩证法激发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对于重振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均极有建树。他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点、性质、架构、唯物论“潜力”等方面的阐释推陈出新,有助于澄清误解,展示这种辩证法的当代意义。但由于历史条件与思想眼界的限制,布洛赫对《精神现象学》各“动机”的零散把握与对《逻辑学》的人本主义式还原表明他对黑格尔的理解仍有较大局限,这决定了他的“希望哲学”的思想高度有限。将布洛赫式“希望”依次置于左翼思想传统与20世纪西方哲学的背景之下,我们会发现黑格尔辩证法仍有若干可与之“争辩”之处,值得深入发掘。

黑格尔地理环境理论再认识——以《历史哲学》为中心的探讨

黑格尔在吸收前人地理环境理论合理内容的基础上,在《历史哲学》中首次辩证地阐述了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这一哲学命题。黑格尔的地理环境理论系统阐述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开始认识到人在环境面前的能动性,为后来人地关系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这一理论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是地理环境理论发展史上的中间环节,既继承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合理内核,又将其发展为辩证的地理环境理论。以前的学者夸大局限性或者只看到这些局限性,将其与地理环境决定论画等号,使我们长时间内未能注意到黑格尔的贡献,从而未能对黑格尔地理环境理论做出客观而正确的评价。

黑格尔论考察自然的三种方式——以《自然哲学》“自然的诸种研究方法”部分为中心

在《自然哲学》“自然的诸种研究方法”部分,黑格尔提到了考察自然的三种方式,即实践方式、理论方式以及作为二者之统一的概念化认知方式。黑格尔指出,考察自然的实践方式立足于有限目的论的立场,只是把自然当做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包含个体性而没有普遍性;考察自然的理论方式则正好相反,主张对自然采取直观的态度,任自然如其所是地呈现自身,包含普遍性而没有个体性。在综合了这两种方式优长的基础上,黑格尔提出了统一二者的概念化认知方式并主张以其考察自然。他认为,作为实践方式和理论方式之统一的概念化认知方式否定了实践方式和理论方式各自的片面性,把个体性和普遍性同时寓于自身之中,因此是考察自然的最高方式。

伦理理解:黑格尔道德哲学的当代价值与可能愿景

黑格尔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研究进入当代中国,需要回应时代精神的当代性与话语体系的中国性。黑格尔伦理思想在西方经历了“完全否定-现实关注-内在证成”的路径,当代中国的黑格尔伦理思想研究缺乏理论与学术的自觉,中国黑格尔研究需要一种道德哲学意义上的启蒙与再出发。从黑格尔现代性自由价值理念以及对其确证的哲学体系解读中,可以发现黑格尔体系的“普遍性”特质以及“开端性”的文化本位主义,从而理解黑格尔体系的理论价值与知识局限,进而发现在黑格尔现代性意识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理解的可能路径。

从理性到精神:黑格尔“民族精神”思想发展脉络探微

“民族精神”是黑格尔“精神哲学”的重要内容和发展阶段。站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全局视野下观审其民族精神思想的形成,可将其视为从理性到精神的发展渐变过程。其中,“理性”的内在性和超越性是黑格尔民族精神思想的始点,而“理性”实现为“精神”则是其最终归宿。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代议制构想的批判与扬弃——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考察

黑格尔的法哲学试图通过寻求中介的方式克服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这种对中介的寻求最终驱使黑格尔走上了重构代议制的道路。不满于黑格尔思辨调和式的解决方案,马克思在深入思考现代国家实质的基础上,提出了“真正的民主制”,从而实现了对黑格尔代议制构想的扬弃。站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基本立场上,不难发现,黑格尔对代议制的重构存在着根本性的理论困境。只有彻底超越抽象国家形式的范围,才谈得上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真正克服。“真正的民主制”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给出了一条激进的、革命性的政治批判进路,这一政治批判也为他后来区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进而转向共产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基本内容及其当代启示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蕴含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也蕴藏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政教育理念。因此,深刻把握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核心思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作用。立足新时代,在我们对待宗教、培育马克思主义信仰、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方面,《〈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都能为我们提供深刻的启示和借鉴。透过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深入理解,我们能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时俱进,始终秉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以人民为中心,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党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深化思政教育,更好理解马克思的批判理念,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与政治理论的诞生地——科莱蒂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历史定位及其当代反思

科莱蒂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一部重要著作。黑格尔哲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贯穿马克思毕生的两个重要批判对象,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恰恰揭示了黑格尔哲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同构性,开启了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叙事逻辑。科莱蒂认为,此时马克思已经得出了“抑制政治,废除国家”的结论,在政治理论上已经完全趋于成熟,达到了共产主义的理论目标。此外,他还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理论上缺乏自己的独创性,完全承袭于卢梭。科莱蒂把原本属于后面的成熟思想前置到这一文本之中,夸大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历史地位,同时他也放大了卢梭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影响,不仅没有厘清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更没有看到成熟时期马克思对卢梭思想的全面超越。

《小说理论》中小说类型学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扬弃

在现代性危机日渐严重的背景下,现代人也同时面临着“理性的失落”“虚无主义”“主体之死”等精神问题。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当时的卢卡奇逐渐从一个新康德主义者转变为黑格尔主义者。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一书中,通过继承黑格尔逻辑学的“正—反—合”思维,提出了“抽象的理想主义小说、幻灭的浪漫主义小说、成长教育小说”的小说类型学,并对这三类小说进行了分析和评论,认为这些小说不能完成改造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任务。在此基础上,《小说理论》又发展了黑格尔逻辑学,将文学理论的视域由自然转向了社会,使得文艺理论的作用由纯粹思辨走向社会改造。同时,卢卡奇也对具有创造性的俄国小说文学进行了分析与展望,这些都体现了他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扬弃。

“主谓颠倒”与范畴转换:哲学革命的先声——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主谓颠倒”的唯物主义改造,将运动的主体由思辨的精神改为对象性活动的人。由此,马克思将辩证法的核心范畴由“否定之否定”转变为“对立统一”,从而深度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尝试将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与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相融,是以“新唯物主义”为特征的哲学革命的先声。

自我的普遍性之路:黑格尔论概念的规范性

黑格尔不满于康德概念理论中所具有的形式-内容的二元论特征,在一元论的意义上将概念视作绝对的基础,世界就是由概念的推理之网所构成的一个整体。在一种自我的社会化理论中,黑格尔借助于社会这一因素来理解概念的规范性,即不同的自我通过相互承认构建了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共同体。其中,概念是自我规定的,是自我做出承诺并为之负责的东西,它能够规范自我的判断和行动。此外,为了解决普遍对个别的规范问题,黑格尔提出了“具体概念”,通过论证概念内部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三者的同一,避免了传统哲学中的“第三人”悖论,也使得概念内部的规范性问题得到了解答。

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方法的再现实化

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首次明确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这个隐藏于批判主题下常被忽视的变化,成为马克思从费尔巴哈总问题必然地走向黑格尔总问题的开端,即从解构式批判到建构式批判的过渡。马克思正是借助对黑格尔异化概念的“批判的形式”和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肯定和再现实化,才创立起真正的批判方法,意识到黑格尔思辨哲学与国民经济学异化现实的同构关系,辩证地揭示出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和历史意义。正是马克思的批判引入了更具现实性的“历史性”维度,才为超越费尔巴哈的伦理逻辑、迈向唯物史观提供了理论契机。

马克思“对象性”思想的概念史探源——从康德的“对象”到黑格尔的“对象性”

马克思的“对象性”概念集中体现了他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联系。康德的“对象”概念不同于“客体”,他强调主体在认知领域的建构性,并基于主体性视域破解了主客二分的难题,但却遭遇了认知与实践二元论问题。为了克服康德的二元论,费希特确立起第一性的“自我”,将“对象”背后的主体绝对化;谢林区分了“绝对自我”与“经验自我”,强调“自我意识”对主客体同一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黑格尔提出“对象性”概念,将其作为精神自我演进的基本形式,通过“对象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转变打通理论与实践的疆界。在此影响下,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对象性”思想,包括从主体方面出发的认识论、以对象性活动为基础的生产实践论、关系主义的社会存在论和生存论,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布兰顿与黑格尔论概念及其规范性

随着《信任的精神》的出版,布兰顿建立了“分析哲学的黑格尔阶段”。他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解读为“语义学”,并认为黑格尔完成了那个源自康德并历经塞拉斯的“规范性转向”。但布兰顿的解读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诸多黑格尔专家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普遍认为他误解了黑格尔的本意。在该书的核心内容即概念本质及其规范性的问题上,布兰顿与黑格尔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布兰顿理解的概念既有内容的维度,也有表征的维度,还是一种我们在推理实践中掌握的能力;而黑格尔理解的概念却含有理性认识的基本单位、事物和思维的自我运动及其展开状态等丰富含义。布兰顿对黑格尔的解读虽然并不完全忠实于黑格尔哲学的本意,但这种创造性诠释却为分析哲学带来了新的可能。这一诠释若能进一步采纳批评意见,或许就能形成更加完善和辩证的语言哲学。

“历史的终结”及其理想的社会——兼论黑格尔、福山与马克思的“历史终结”观

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的终结”,是福山的核心观点。福山认为“历史的终结”指的是历史的方向性问题,强调自由民主作为价值目标的合理性,基于此,他相信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主张历史会终结。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的实现史,是黑格尔、福山和马克思共享的历史思想。然而,他们对“终结”历史的理想社会的构想不同,自由国家、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制相继被其视为历史的最高阶段。福山对自由民主在何种意义上“终结”历史的表述模糊,混淆了自由民主理念和自由民主模式的区别。

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哲学共产主义建构中的地位——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考察

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对哲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建构中具有重要地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构筑起作为异化劳动的扬弃和人的本质的复归的哲学共产主义。哲学共产主义虽然使用了“本质与异化”的费尔巴哈式的话语,但不应看作是受费尔巴哈哲学影响的产物。马克思辩证吸收黑格尔哲学关于“对象性关系”的强调及其合理内核,并将其作为哲学共产主义建构的内驱动力,以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中人与自然的“直接统一”。在哲学共产主义的具体建构中,马克思展现出“对象性关系”中自我生成的运动过程和不断发展的“中介”思维,搭建起哲学共产主义的历史性地基。“对象性关系”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之间联系的理论枢纽,也是马克思哲学共产主义理论走向科学的重要理论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