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反思-展望: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实践犯罪学研究——以十年间582份判决书中2008名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为样本

我国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义学的层面,有关犯罪学层面的研究相对缺乏,但犯罪学研究能够为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实招”。通过对2011年至2021年十年间582份判决书中2008名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实证分析,探寻影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核心要素。当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呈现犯罪主体特定化、获利方式多元化、关联犯罪复杂化等特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针对性防治应当从特定人群的精准控制、特定手段的技术加持、特定财物的全面处理、特点行业的重点关注四个方面入手。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证明问题——《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第3款的展开

如何证明涉案财产的权属性质,从而合理划分涉案财产的处置范围是涉黑案件财产处置程序的重点与难点。《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第3款创设“高度可能”证明标准,有效破解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源不明”财产的证明难题,明确了涉案财产的权属认定,增强了裁判文书的司法权威,预防了涉黑组织的“卷土重来”。实践中,“高度可能”证明标准的适用与被告人、利害关系人的财产密切相关,必须辩证地理解与把握“高度可能”证明标准适用的前提与范围,厘清该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的关系,进而完善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程序的权利保障,吸纳财产利害关系人“参与”涉案财产处置程序,以实现涉黑案件“打财断血”的同时保障好被告人、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利与财产权益。

论黑社会性质犯罪构成特征的界定

在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后,为了实现组织的内部控制而实施的强化组织的系统性或整体性的行为属于组织行为,为了实现组织的外部控制而实施的对该组织的外部活动进行策划、决策、指挥、协调的行为属于领导行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积极参加者和其他参加者分别对应于犯罪集团中的骨干分子或仅起到次要作用或辅助作用的成员。成立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不以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为前提。纵容行为构成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必须以行为人负有职责上的义务为前提。事前有通谋、事后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犯罪活动的,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犯罪的共同犯罪。境外的黑社会组织,是指中国大陆境外的黑社会组织。对于境外的黑社会组织,认定的依据只能是该组织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而不可能是中国大陆地区的法律。

刍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罪种完善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十分复杂,社会危害性十分大,法律上惟有规定较多类型的具体罪种才能对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各种具体情形均加以描述,才能更加全面地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根据我国目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趋势等具体情况,我们应当适时地增设自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罪与资助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建立全面、系统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罪刑体系,有利于全面和深入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农村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以危害性特征的判断为主

恶势力组织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幼年”形态,二者难以在组织特征、行为特征、经济特征方面被很好地区分。危害性特征描述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结果,是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组织的主要标准。危害性特征揭示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国家争夺公民管理权力的本质,是对合法的、既有的秩序的破坏。危害性特征的判断受社会秩序复杂程度、公权力管控程度、经济发展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农村地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虽然在组织特征、行为特征、经济特征上不具有典型性,但却可能严重影响该地区的合法秩序并非法控制该地区的公民生活。所以,不能简单地采用形式判断标准,而应当根据区域或行业的受侵害程度进行实质判断。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物处置难点问题研究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涉案财物往往规模巨大,查处、处置、执行的难度较大。经过数年实践,这类案件的涉案财物处置仍然存在可执行财产不足、夫妻共同财产规则影响执行、民事纠纷影响财产处置、洗钱犯罪查处不到位等难点问题,不利于扫黑除恶常态化开展和《反有组织犯罪法》的落实。针对性优化建议包括:诉判执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机关实现资金穿透;完善证据规则,有效解决夫妻共同财产执行难题;加强刑民衔接,确保涉案财物处置及时得当;加大洗钱查处力度,斩断上下游犯罪链条。

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司法认定样态与规则重述

“扫黑”关键在“打伞破网”,考察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司法认定样态、完善“保护伞”认定规则尤为重要。以405份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决书为样本,经实证分析发现,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的司法认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保护伞”的认定呈现附属化、模糊化的不良倾向,“保护伞”身份的概念含糊,对“保护”行为的实质把握不清。对此,应对认定规则作以下完善:使“保护伞”回归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备要素,将政治影响力身份纳入“保护伞”的主体身份范畴,将“保护”行为从逃避司法处罚扩及提供任何形式的一定便利。

论积极刑法观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采用积极刑法观融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司法实践中,如降低入罪的门槛、扩大犯罪圈、提前处罚的时间节点、加大处罚力度和刑法介入社会生活的早期化,预示着刑罚从报应刑向预防刑转变的过程中,刑事立法转向行为本位,刑罚范围的扩大显得不可避免。积极刑法观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回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现了刑法的法益。

浙江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实证调查分析——以30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为例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社会毒瘤。当前浙江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活动区域、人员结构、存在时间、组织结构、主要犯罪类型、经济特征以及涉外性等方面均有突出的特征。为遏制浙江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蔓延和对社会肌体的腐蚀,应立足于浙江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生成环境及其特征,明确其发生、发展的现实图景、基本规律和基本态势,紧紧抓住当前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和严打整治斗争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强化打击措施,加大打击力度,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构筑长效防控机制,从源头上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坐大的土壤,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论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防控

近几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呈现了比较活跃发展的态势,这种形式对我国防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进防控薄弱环节有二个战略性的任务,即建立较为完善的基础防控体系和专门防控体系,加强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从早预防。从小预防,在警力资源比较有限的条件下,提高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针对性和工作效率。

试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证据特征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证据一般具有分散性、滞留性、言词性和共证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主要缘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犯罪的构成特扯。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探析——以立法解释为视角

刑法典第294条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规定并不完整,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2年4月28日通过了相关的立法解释。立法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可以概括为组织性特征、经济实力特征、行为手段特征和非法控制性特征,其中非法控制性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一般的犯罪集团最显著的特征。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时准确地把握立法解释,四个特征需要同时具备,既不可随意降低标准,也不可刻意拔高标准。

当前“扫黑除恶”斗争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对策——以徐某某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为例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地打掉了一批黑社会性质组织,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须引起高度重视。徐某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是涉黑大案,该案办理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很有代表性,值得反思。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研究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构成要件特征是 :犯罪客体为国家机关同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作斗争的正常活动和正常的社会治安管理秩序这一复杂客体 ;客观方面表现为包庇或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 ;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 ,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主观方面须出于故意。在司法实践中 ,应准确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该罪的特殊形态 ,贯彻刑法典增设该罪的立法精神 ,密切防范和严厉惩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

西部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形成的文化意识原因探析

西部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的文化意识原因,既具有与全国其他地区相一致的因素,也具备一些区域性文化元素。归根结底表现为主流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作为逆主流文化而动的反文化、反主流文化、反社会的极端越轨文化,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体现为群体性的有组织犯罪亚文化,它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中国社会中存在有组织犯罪的亚文化;从心理学角度而言,有组织犯罪中的个人和组织群体也存在有组织犯罪亚文化。

黑社会性质犯罪防治对策研究

当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相当猖獗,应着眼于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界定,借鉴境外防治有组织犯罪的经验和教训,从加强反有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长效机制建设、政法队伍建设、国际与区域合作及其充分利用群众力量等方面,努力遏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发展;应从根本上进一步消除黑社会性质组织滋生与存续的社会土壤,预防该类犯罪重发。

析恐怖组织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异同

恐怖组织犯罪我国为数不多;土生土长的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有逐步蔓延并与境外勾结之势。这两种犯罪组织目前在境内尚处于萌芽、发展阶段,但对社会治安的威胁极大,群众极为深恶痛绝。为了稳准狠地惩处这两种犯罪活动,笔者结合工作实践,仅就两种犯罪的异同作一点粗浅探讨。 恐怖活动组织是指以杀人、伤害、爆炸。

略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预审取证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预审取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侦查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必须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构成特征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证据特征属性，采取综合取证的策略措施，同时注重整案个案证据相互印证和证据材料转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