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镇银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应对之策

村镇银行的发展备受媒体、学术界和金融从业者的广泛关注。我国村镇银行处于试点时期,存在着资金来源不足、信用风险过大等许多问题。借鉴其他国家村镇银行发展的成功经验,当前我国政府应给村镇银行适当的政策扶持并减少不当干预,同时村镇银行应严格市场操作,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明确市场定位,开展错位竞争;完善监管,强化风险防范。创造条件以谋求村镇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四库学研究史上的重要工具书——评《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

甘肃省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合编的《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1908-2010)》,对于四库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该书至少具有三大特色:(1)收录完备,堪称《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的集大成之作;(2)著录了一批稀见论文,为研究者查找相关文献提供了重要线索;(3)编排合理,著录规范,附录详备,充分发挥了图书馆工作者编纂索引的优势。

司马迁作《酷吏列传》为“法治”还是为“吏治”——与《史记三家注·酷吏列传》的一点商榷

《史记三家注·酷吏列传》于"在彼不在此"一句之后注云"在道德,不在严酷",奠定了后世对酷吏严刑峻法的批评,但是忽略了司马迁为酷吏及循吏这两类官吏作传的目的。太史公以史家之笔直述酷吏的言行,并非为简单揭露吏治的黑暗。结合《循吏列传》以及《太史公自序》可知,太史公所云"在彼不在此"应理解为强调吏治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而非前人所云道德。

陈训慈与浙江图书馆的半世情缘

陈训慈是浙江图书馆百年发展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馆长,他在任内不仅使得浙江图书馆进入了事业全面推进时期,还保护了馆藏珍品文澜阁《四库全书》。即使不在馆长任上,他也为保护和运回文澜阁《四库全书》殚精竭虑。晚年陈训慈还将与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相关的三册日记以及珍藏的名人信札捐献给浙江图书馆,完美续写了与浙江图书馆的半世情缘。

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四库底本《北郭集》综考

《北郭集》是元末明初诗人徐贲的诗集。浙江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明万历刻本《北郭集》是一部四库底本,书内保留了许多四库馆臣题写的校记,按其内容可分为标示格式、校勘文字、校正俗字三类。经考证,题写者分别是纂修官闵思诚、校对官卢遂、江南三阁誊录领办等人。四库本《北郭集》存在诸多问题,其原因与底本的选择、纂修官未能尽力校勘、校对官的个性、誊校比例失衡、代抄等相关。通过研究四库底本,可以观察《四库全书》校办过程的详细情形,管窥《四库全书》校办的局限,从而揭示四库底本对四库学研究的重要价值。

四库馆臣对别本的认识、处理及利用——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的考察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及存目图书多达万余,每部图书均撰有提要并注明来源,在撮举大凡、条列得失的同时,对部分图书的版本亦有所交代,但多数情况下语焉不详,偶尔直接忽略。修纂《四库全书》时,汇聚四库馆的图书不乏异本,馆臣概称之为别本,主要包括同书之别本、别集或丛书之别本以及某部图书部分内容的摘出别刻本。鉴于别本的复杂性、特殊性以及质量参差等问题,在遵循“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者”著录、“俚浅讹谬者”存目之原则的前提下,馆臣采取了正本别本均予著录、著录正本存目别本、正本别本一并存目三种处理办法。同时,馆臣还利用别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校勘补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馆臣对别本的利用,以及珍视文献、甄别取舍的审慎态度。

江苏仪征籍《四库全书》馆馆臣研究

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和重要历史见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经逐渐形成盛世修书的通例。清乾隆时期,为全面总结、系统整理历代存世典籍,历时近二十年,汇集数百位饱学之士,在对先秦至清中期重要典籍辑佚、校勘、考据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中华典籍集大成的《四库全书》,不仅这项文化工程规模宏大堪称史上之最,还直接推动了乾嘉时期朴学之风的兴盛。论文以仪征一县之境为视角,希望通过对仪征籍四库馆臣的研究,窥探这一历史时期仪征的文风之盛。

七阁“江苏占其二”之缘由探析

《四库全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早已为世公认,收藏其书的七阁也因书而名显,享有盛誉,成为城市文化地位的象征。然七阁为什么"江苏占其二",又为什么不选择在江苏的中心城市如江宁或苏州,却选在一江之隔的镇江和扬州,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

甘肃省图书馆藏四库采进本考述

本文在探析四库采进本称谓之由来及其特征的基础上,详细考述了甘肃省图书馆所藏极其珍贵的四库采进本7种,一来以见证四库采进本之流传流散和古籍保护之不易,二来希冀对四库学研究有所裨益。

陈垣先生图书馆学文献学成就综述

陈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学家。他在史学、宗教、医学、教育、图书馆学等研究领域做出了诸多成就和卓越贡献。文章旨在从图书馆学和文献学的角度,探讨陈垣先生在古籍整理、历史文献研究方面的贡献。

傅斯年图书馆藏《四库馆进呈书籍底簿》考略

傅斯年图书馆藏《四库馆进呈书籍底簿》(简称《进呈底簿》)是我们研究四库呈送书目的重要文献。由于原书藏在台湾,所以在四库学研究中很少有人用到这个本子,以致很多学者都不知道此本的存在。《进呈底簿》与《各省进呈书目》记载内容存在差异,此书基本保留各省呈送书目比较真实的面貌,虽然存在一些缺陷,但可以纠正《各省进呈书目》中的一些错误,补充其中的不足。这对研究四库呈送书目具有很高的价值。《进呈底簿》是目前所知存世最早的四库呈送书目,希望四库学者能够注意到此书。

徐森玉与国立中央图书馆

徐森玉是有"国宝"之誉的目录学家、版本学家、金石学家和文物鉴定家。论文从参与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参加"文献保存同志会"、编印《玄览堂丛书》、受聘国立中央图书馆顾问、战后接收清理图书文物等方面,梳理了徐森玉和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密切关系,揭示了他对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重要贡献。

“平馆学人”与《四库全书》之影印

20世纪30年代,国立北平图书馆(简称“平馆”)与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就影印《四库全书》一事引发的学术讨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次学术论争中,产生了5份《四库全书》影印选目。“平馆学人”就影印《四库全书》问题发表了较多的论著,提出了“以善本代替库本”的影印主张,为影印《四库全书》提供具体方案,并推动了对《四库全书》的研究。“平馆学人”参与的这次学术论争,产生了以下影响:参与个体多,参与面广,获得了来自版本目录学界的广泛支持;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影印献策献力,实现了影印《四库全书》的部分主张;为后人提供研究之资,促成了《大公报·图书副刊》的产生;完成《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之影印,推动了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

“秀粹江山称此地,文宗今古贮层甍”——镇江文宗阁的前世与今身

[目的/意义]文宗阁作为清代“南三阁”之一,在庋藏《四库全书》、推动文化发展方面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方法/过程]运用文献调研法,回顾镇江文宗阁的创建、入藏、向江浙士子开放藏书与不幸损毁,梳理绍宗国学藏书楼的发展及文宗阁的复建历程。[结果/结论]镇江人士吴寄尘创办了“绍宗国学藏书楼”,柳诒徵、陆小波、严惠宇为藏书楼的管理、聚书与发展提供了大力支持,体现了镇江人士浓厚的“文宗情结”,为研究清代皇家藏书提供史料支持,对于“书香镇江”建设具有独特意义。

1925年文渊阁隶属机构变更考

民国年间,紫禁城外朝曾有一座建筑随时局的更迭完成了隶属权的更替,它就是文渊阁。民国初年,与大多数外朝建筑隶属于古物陈列所不同,文渊阁仍旧隶属于清室。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夕,文渊阁被清室善后委员会划至故宫博物院区域,完成了隶属机构的变更,并在之后正式成为故宫博物院的展室。这不仅是民国年间中国博物馆界的一件大事,亦是当时政治局势对博物馆产生影响的一个缩影。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及影像的基础上,从民国初年尤其是1925年紫禁城局势变化的时代背景出发,研究文渊阁从隶属清室向隶属故宫博物院的转变,并揭示其背后所反映的博物馆同民国政局的关系。

从四库馆臣的“升降革罚”看乾隆帝驭臣策略

乾隆帝是清代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君主,在位期间其文治武功颇有建树,特别是乾隆皇帝十分重视吏治,他认为'为政之道,损益随时,宽猛互济'。在四库全书馆成立后,乾隆帝通过任命心腹重臣担任总裁的方式,牢牢控制着《四库全书》修纂的指导方向。通过总裁们制定《功过处分条例》的方式,他强化了对四库馆臣的考核。赏罚分明是乾隆帝管理馆臣的目标,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常常是赏少罚多,赏轻罚重。因此,对馆臣的驾驭表现出赏轻罚重、宽严相济和恩威并施等特点。在《四库全书》修幕期间,乾隆帝经常通过谕旨干预书籍的修纂工作,而且其好大喜功、爱听谀言的性格特征,使得他的驭臣之术又表现出专制之特点。

甘肃省图书馆对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学术贡献

本文梳理了文溯阁《四库全书》在流传中的缺损补抄情况,对甘肃省图书馆为这部丛书所做的学术研究和取得的学术成果予以详细介绍,如《影印甘肃省图书馆珍藏文溯阁四库全书本》(四种),编辑出版《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文溯四库》,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四库全书研究资源数据库建设'和甘肃省科技支撑项目'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比对系统的研究与开发'等,并录入了《兰州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记》碑文全文内容,对即将影印出版的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学术影响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戴复古“江西重婚案”与四库馆臣求实精神

陶宗仪《辍耕录·贤烈》这则记述戴复古“江西武宁重婚”的笔记,古今文献转述、传播和月旦者甚多,可谓流传久远,异见迭出。关于其内容的真实性,大略言之,约有“肯定说”“否定说”“存疑说”三种。“肯定说”者人数最多,但他们所持的理由,大都出于推测或误解,缺乏南宋原始文献和戴复古人生经历的实证依据。“否定说”者坚信戴氏不可能“重婚”,观点鲜明,但人数颇少,提供的依据亦有疏漏或不实之处。比较而言,当以四库馆臣的“存疑说”持论较为冷静客观,富有求实精神。而倘若跳出惯常的单向思维,视这则记载乃一篇微型小说,还其笔记小说体的本来面目,则又会是另一种认识和理解了。这就需要将真实的历史人物与文学作品同名的人物形象区别,不宜混为一谈,不然,有可能出现真伪莫辨,甚至造成冤假错案。

《四库全书》编纂思想探析

乾隆年间发起的《四库全书》编纂项目,是一项采集、整理、评价中国传统文献和学术遗产的活动。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国家主导的大型文献编纂活动,实际上却隐藏了许多基于国家统治的政治文化考量。通过对整个编纂过程的梳理以及奏折中皇帝和大臣、知识学人的互动,可以发现:这是一次国家权力对图书文献的大规模管控和利用;是皇家权力与知识整理者的一次思想碰撞和学术合作;是官学规范体系标准的形成与推广;是皇权对地方政权或知识群体忠诚度的一次考验。这些编纂思想的呈现对理解《四库全书》的文化内涵十分重要。

《四库提要》与清前期官方经学

清代前期,统治者以官修的方式对儒家经典重加疏解,先后幕成各部经解19种。成书于乾隆末年的《四库全书总目》,则以'钦定'的姿态,钩玄提要,在政治上大力揭示清前期官方经学强调'帝王之大经大法'的编纂宗旨,凸显其强化伦理道德,重视人心风俗的现实作用,并借此展现出《总目》自身推崇儒学经世致用传统的显著特色;在学术上却并非完全认同其尊崇程朱理学的取向,不仅转而揄扬汉学的考证之功,而且表现出'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的持平态度和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考察《四库提要》对清前期官方经学所作的评判总结,无疑有助于了解清前期官方经学体系构建的作用和意义,把握清代学术的发展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