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宪法立宪目的分析与思考

1982年宪法在总体上说是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完善的宪法,其立宪目的基本分为四个方面,即确立四项基本原则、确立国家的根本任务、确立列举与概括的政府权力体制以及确立违法主体与违宪主体一体的模式。将1982年宪法的立宪目的与普遍主义的宪法目的相比较,发现它们在立宪目的上存在着差异。如何改进宪法中存在的问题,当是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发展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立宪者邓小平对1982年宪法的贡献——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

1982年宪法的制定源于邓小平的建议。鉴于中国历史所发生的巨大转折,以及经过对1978年宪法的修改仍然无法反映这种转折,邓小平提出了对1978年宪法进行全面修改的建议。1982年宪法最大限度地体现了邓小平的立宪意图和立宪思想。它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所实现的重大历史转折,体现了邓小平"公民权利优先于国家权力"的权力观和政治哲学,载入了邓小平代表中央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它所确认的"一国两制"构想为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提供了基本的依据。

社会主义宪政的启航——重读1982年宪法

1982年宪法深刻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是一部拨乱反正的宪法,也是一部浸染着宪政精神的社会主义宪法:它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事实上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纠正了"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无产阶级专政,确立了受宪法和法律限制的人民民主专政;改变了党政不分的政权体制,加强了人民民主;建立了反对个人专制的硬性制度,维护了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它认真对待了公民权利,维护了人的尊严。1982年宪法的颁布与施行客观真实地宣示了社会主义宪政在中国的启航。

从侧重专政到侧重民主:两个版本的“四项基本原则”——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

2012年12月4日是我国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1982年宪法基本上覆盖、伴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可以说1982年宪法就是一部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宪法。1982年宪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成套设备”写进宪法序言，四项基本原则因此也成为1982年宪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里程碑——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20周年

回顾了 1 982年宪法颁布前新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走过的风雨历程 ,分析了 1 982年宪法设计的中国特色政治文明模式 ,这个模式由党的领导、良好政制、人民民主、法治、人权等要素构成 ,在它的引导和保障下 。

关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再思考——纪念1982年宪法颁行20周年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近代宪政的灵魂、民主政治的核心、依法治国的基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其价值体现在于实践,应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去全面理解并切实贯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神圣的宪法原则。应围绕“人民是人类文明成果的创造者”、“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三个方面加深理解“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内涵,并在行动上切切实实地使人民拥有这样的权力。

从1982年宪法的四个修正案看中国宪政方向

我国1982年宪法的四个修正案,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已有重大突破。从修正案所标示的方向看,宪政民主再次成为中国追求的目标。如何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使宪政民主得以成功推行,是现在乃至今后中国改革探索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邓小平与1982年宪法制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邓小平年谱（1975-1979）》一书中，对邓小平同志在修改1978年宪法、制定1982年宪法中的主要活动和重要意见的记载，至少有14处之多。例如，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全面修改宪法的建议，并对修宪中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意见。

彭真主持起草1982年宪法

为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中共中央建议对1978年宪法“作比较系统的修改”。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直接主持宪法修改起草工作。他在研究比较了以往3部宪法后提出，修宪应当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

1982年宪法的制定过程及其历史经验

1982年宪法既总结了我国30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又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同时也照顾到了我国将来的发展,从而保证了宪法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1982年宪法颁布后,虽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进行过四次局部修改(第一次是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是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是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四次是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但20多年的实践证明,1982年宪法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宪法。

1982年宪法的人文精神

1982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1982年宪法）奠定了国家治理的基础，确立了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观和目标，凝聚了社会共识，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1982年宪法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彰显了人文精神，使国家治理体现了人文哲学和道德理念。

1982年宪法指导思想中的经验逻辑

从形式上看，世界各国的宪法规定大同小异，核心部分都是国家权力配置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但其实质内涵和基本精神则各具特色。

1982年宪法基本权利观探讨和反思

引言 1982年宪法虽然规定了广泛的基本权利,但实施却不令人满意。有学者提出,其原因在于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机制不健全[1]。最高人民法院曾通过直接适用宪法的方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但引发了宪法的＂立法适用说＂和＂司法适用说＂争议。最终,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通过停止适用＂齐玉苓案＂批复,在事实层面上终止了这个争议。

魁北克拒绝签署加拿大《1982年宪法法案》的原因探析

《1982年宪法法案》的确立是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国家建设的重大举措。但是魁北克以没有承认其特殊性为由拒绝签署,造成魁北克滞留宪法之外的僵局,至今未能破解。究其原因,既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传统因素,也有围绕加拿大官方双语下的多元文化国策的纷争;另外,魁北克总理与他省总理及联邦总理在收回宪法谈判中的纠葛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1982年宪法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系

宪法是近现代国家法律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宪法以极具根本性的条文与结构形式,为国家政权规定一整套根本性的组织架构和运行规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国家特定的政体与国家结构、选举与议会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司法制度、地方制度等。宪法还规定公民的地位,规定公民与国家的关系,

1982年憲法的基本權利理念、體系與實現

1982年宪法是新中国历史上实施时间最长的一部宪法。之所以被认为是「建国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肖蔚云，1986），主要在於它体现了现代立宪主义的基本精神，代表和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而不断完善。在基本权利方面，这部宪法作出了比较充分、明确的规定，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民众的需要，发展基本权利的保障理念，完善基本权利的内容体系，探索基本权利的实现方式，体现并维护着宪法的核心价值。

彭真与1982年宪法

彭真与１９８２年宪法齐芳彭真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以后，他为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回顾彭真与1982年宪法的诞生

在主持1982年宪法制定的过程中,彭真对宪法制度设计进行了深入谋划和思考。关于制定1982年宪法的总体思路,彭真主张,一定要把四项基本原则写进宪法,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要保证宪法的稳定性,要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关于如何保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彭真对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出了明晰的思路和原则;关于将来如何修改1982年宪法,彭真提出该宪法今后一个字都不要改,若要修改完善,最好是采取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以保证其稳定性;关于如何保证宪法实施,彭真也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回顾彭真这些关于宪法制定的谋划和思考,对宪法的贯彻实施,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土耳其1982年宪法与1961年宪法的比较研究

1960年5月和1980年9月,土耳其武装部队曾先后两次接管文官政府,建立军人政权。前届军政府掌权了一年半(1960年5月—1961年11月)后者秉政了两年零三个月(1980年9月—1983年11月)。这两届军政府在执政期间,均主持和制订过宪法。

关于1982年宪法的起草过程(一)——王汉斌访谈录

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适应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的。在起草这部宪法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过8次会议讨论，宪法修改委员会召开过5次会议修改，其中3次是逐章逐节逐条讨论修改，并在全民中进行了4个月的讨论，才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了这次修宪工作。他高瞻远瞩，深思熟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