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2020年植物生长调节剂用量分析

植物生长调节剂作为一种外源激素,在植物整个生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被广泛应用于农林业。为满足现代农药的发展需求,植物生长调节剂在未来农林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植物生长调节剂总量、各国使用量及其在整个农药市场中所占份额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本文从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用量、在农药中的占比及其变化趋势等不同角度分析了1990-2020年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使用情况,并提出了相关展望,以期为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应用提供参考。

1990—2022年江苏省水土流失动态变化分析

江苏省位于我国东部长三角地区,跨江滨海,湖泊众多,土壤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2018年开始,江苏省在省级水土保持监测区开展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工作,为科学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作提供数据支撑。以1990年、2002年全国土壤侵蚀遥感调查数据、《江苏省水土保持公报(2018)》和2019—2022年江苏省水土保持监测年报为基础,分析江苏省水土流失动态变化特征。1990—2022年,江苏省水土流失以轻度为主,水土流失面积由9161.91 km^(2)下降至2165.15 km2,减幅达76.37%,其中中度及以上侵蚀面积由2550.62 km^(2)下降至183.21 km2,减幅达92.82%,实现了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双下降”。江苏省从完善政策机制、强化工作考核、推进工程建设、严抓监督管理、夯实监测基础等方面推动水土保持工作持续发挥功效,人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从“进城”到“返乡”——贾平凹与1990年代

自“新时期”开启“乡下人进城”书写以来,在1990年代贾平凹转向了“城里人返乡”书写,从而分化出“90年代的贾平凹”与“贾平凹的90年代”两个命题。前者涉及1980年代启蒙主义的激情消退之后,时代的转轨给作家的写作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后者则意味着贾平凹1990年代在创作上的自觉调整,以及这一调整导致其创作面貌上的系列变化。因此,贾平凹乡土书写上的转换,其实是一个“新时期文学”如何进入“90年代”的问题。

迟子建1990年代小说创作与大众文化多样性

迟子建1990年代的小说写作在稳健真诚的风格中发生,与“众声喧哗”的思想争鸣、大众文化多样形态的生成语境间存在张力关系。迟子建的北国追忆接洽1990年代的怀旧情绪;《诗经》式抒情传统的“相与之情”契合“标准公民”的情感再造;伪满洲国历史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延续“地方中国”主体性的生成。将“迟子建”作为进入1990年代的方法路径,考察1990年代作家写作发生与社会主义文学生产规律间的历史关系,在“过程/事件”的轨道上实现二者的双向研究。迟子建1990年代的写作并非疏离大众文化的多样性,而是在发生之初就选择了蕴含“众声”的文学道路。

“浮躁”及其限度——以1990年代陈晓明学术精神为中心

在1990年以降的学术范式的探索中,陈晓明的批评实践自有其特殊位置。如果仅从“后学”旗手意义上理解陈晓明,必然会阻碍我们充分挖掘、清理其丰富的“思想—学术”矿藏。本文拟摆脱从“后学”出发理解陈晓明的一般路径,从其对“后新”时期(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思想的整体性判断——“浮躁”——入手,考察陈晓明1990年代在挣扎中不断朝向“浮躁”的回心体验,如何影响其精神立场的选择与批评实践的发生。

汪曾祺1990年代小说的“高邮变法”

1990年代,在突破自我、不断创新的观念驱使下,在读者批评的推动与怀乡姿态的迁变中,汪曾祺决心告别其田园牧歌的风俗画小说写作范式,实施“高邮变法”,即其高邮小说的人物围绕人的现代化立场,从古典主义的诗境中人转向现代意识高蹈的现实的个人;叙事重心从对风俗民情的散淡描摹转向人物对传统观念、生活的叛离行径;思想主旨从对浪漫乡土的诗情歌赞转向对乡土社会中人的现代化呼唤。“高邮变法”标志着汪曾祺小说创作打破传统标签,实现其熔古今为一炉的艺术理想,彰显出鲜明的现代性。“变法”后的小说克服了新时期浪漫主义乡土小说普遍泛滥的牧歌情调与现代意识淡薄的问题,开拓了以特殊的地方色彩为用、以普遍的现代人思想为体的新乡土小说范式,为当代文学的地方书写提供了一种经由传统地方而召唤现代中国的路径与启示。

在空间中讲述故事——重读《长恨歌》兼论1990年代日常生活美学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是19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其中所反映的审美转型、价值取向,以及所存在的缺陷,代表了1990年代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本文从“空间”的角度重读《长恨歌》,并着重阐释小说中主人公王琦瑶的生命空间、作为时代象征的上海城市空间以及小说所呈现的文本空间三个方面,重新发掘这一经典作品的当下价值。此外,本文还将《长恨歌》与王安忆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考工记》作对比分析,以此揭示1990年代日常生活美学的特征与局限。

1990⁓2022年东北地区气温时空变化特征

本文基于CRU气温数据,采用Mann-Kendall突变检验、线性趋势法,分析了1990~2022年东北地区年际以及四季气温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990~2022年东北地区年际、春、夏、秋三个季节均呈不显著增温趋(P > 0.05),冬季呈不显著降温趋势(P > 0.05)。年际及四季空间格局基本一致均呈现自北向南的环状升温空间分布格局,高值区在东北南部地区,低值区在北部地区。空间变化趋势上,全域均呈现增温或降温趋势,但显著变化区域相对较少。Based on the CRU temperature data,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nnual as well as four-seasonal spatial and temporal temperature changes in the Northeast region from 1990 to 2022 using the Mann-Kendall mutation test and linear trend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non-significant warming trend (P > 0.05) in the interannual, spring, summer and autumn seasons, and a non-significant cooling trend (P > 0.05) in the winter season in the Northeast region from 1990 to 2022.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interannual and four seasons we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ring warming from north to south, with the high value area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Northeast and the low value area in the northern part. In terms of spatial change trend, the whole region shows a warming or cooling trend, but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regions with significant changes.

1990—2020年铁岭县地表覆盖时空变化特征

地表覆盖变化已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领域和热点问题之一。本研究以Landsat系列卫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提取铁岭县1990—2020年地表覆盖变化图斑,构建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对铁岭县地表覆盖变化情况进行时空分析,识别土地利用变化热点区域。结果表明,1990—2020年铁岭县地表覆盖面积呈现“四增两减”特征,其中增加和减少面积最大的地表覆盖类型分别是建设用地(增加85.27 km^(2))和林地(减少91.14 km^(2)),其他几种地表覆盖类型动态变化不明显。说明1990—2020年研究区域地表覆盖类型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较为明显。本研究结果对于揭示地表覆盖变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1990—2020年贵州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景观格局动态变化

为研究自然保护地生态要素景观格局动态变化规律,以贵州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为研究对象,选取1990年、2000年、2010年及2020年4期土地利用类型数据,运用景观格局面积动态分析、景观格局指数等方法分析了1990—2020年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景观格局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990—2020年,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和耕地为主,林地、水域及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耕地、草地面积减少;30年来,有9.3 km^(2)土地发生转移,其中耕地净减少4.23 km^(2),林地净增加4.20 km^(2)。在景观水平上,研究区景观总体上破碎度减小,景观异质性减弱,景观结构趋向简单,景观团聚程度增加。在类型景观格局水平上,研究区以林地为优势景观,林地、耕地及草地斑块破碎程度降低,水域及建设用地变化不明显。总的来说,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但景观格局趋向单一。

1990-2021年环塔里木盆地植被覆盖度(FVC)时空数据集

塔里木盆地是生态极端脆弱区,更是人为扰动剧烈区,荒漠化问题尤为突出。植被覆盖度能够很好地反映地表植被的繁茂程度,是荒漠化监测的一个重要指标。开展区域植被覆盖度监测是掌握荒漠化动态变化,全面分析荒漠化成因等方面研究的基础。研究基于GEE遥感云平台,以1990–2021年LANDSAT卫星植被生长季(4–10月)影像为数据源,获取了环塔里木盆地1990–2021年间7期植被覆盖度数据集。研究通过采用0.5%置信度截取NDVI的上下阈值,获得纯植被覆盖像元和纯土壤覆盖像元的NDVI值,来消除年际间气候差异对植被覆盖度计算的影响,保证各年度植被覆盖度计算的一致性。数据集使用109块无人机正射样地,经过预处理及植被指数法加大津算法得到的FVC值作为验证样本。数据集精度为R^(2)=0.79、线性表达式为y=0.8126x-0.0267。本数据集可为荒漠化变化、驱动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重审19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精神症候——兼论当代文学的文化资源问题

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商业文化潮流的抵抗姿态,但它在概念内涵、批评指向和讨论方法上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这局限了讨论的深度,影响其获得充分的社会效果。这种情况的造成,与刚刚过去的历史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戕害有直接关系,更深层的内在原因则是知识分子匮乏深厚的精神文化资源。事实上,文化资源匮乏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深层次的,它严重制约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高度。如何以开放而多元的姿态对待优秀文化传统,深化自己的思想文化内涵,是当代中国作家和学者很重要的课题,也是创作出真正创造性思想和作品的前提。

1990年代:从城市书写到城市文学——以邱华栋的北京书写为例

199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收获是城市文学的真正诞生。不同于以往以城市为背景式存在的写作,也不同于老舍、废名等人将北京视作精神原乡,从王朔开始的北京书写,逐渐展开了对这座兼具皇权历史、封建意识、政治中心、经济交往多重功能的城市的反思。1990年代以来,年轻作者如邱华栋、徐坤、徐则臣笔下的北京,开始正面表征出城市的现代性。尤其是邱华栋笔下的“闯入者”,他们在新的城市“舞台”上开拓出了非凡的意义。在传统的人与城市博弈的主题之外,又额外凸显出新兴的社交原则、信用关系和理性逻辑。最具有突破性的是,城市在其笔下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道德评价,而成为流动的生命体。

在争论、自省与对话之间——1990年代鲁迅研究的几个侧面

1990年代的鲁迅研究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新儒学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促使学界在反省自身的过程里,也回应着各种挑战。研究者一方面澄清了一些史实,辨析了重要概念,一方面回到鲁迅文本之中,在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一些著述在哲学层面与文化研究层面显示了过去未有过的深度。这是一个学术转型与思想交锋的时期,研究队伍得以不断扩大,其中知识人的杂文写作,也呼应了学界的思想,在另一层面活化了鲁迅的传统。

知识转型、理论生产与学院内外:重审199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三重张力

1990年代的文学研究者面对着全新的历史语境与现实挑战,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知识结构与理论体系,探索出彼此之间充满张力的研究路径。具体来说,由人文而社科的知识转向及其限度、在全球化体系中阐释中国的理论难度以及穿行于学院内外的知识与思想之争,可被视作重审1990年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的三重角度。时隔三十余年的回顾与反思,既是为了理解今日文学研究状况的其所来路,更要在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过程中,激发出有助于未来发展的有益启示。

“断裂”与“延迟”的对话——重审1990年代学术化进程中的“国民性”讨论

在发表于1993年的《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中,作者刘禾提供了一种和1980年代截然不同的“国民性”讨论方式。不过,1990年代包括鲁迅研究在内的中国学界尚未对此引起充分注意,直到2000年“《收获》事件”后,围绕刘禾“国民性”讨论的批评、回应才大规模展开。本文试图论述的是,无论是刘禾讨论与1980年代的“断裂”,还是鲁迅研究和中国学界对刘禾回应的“延迟”,都共同处在一个自1980年代发轫、1990年代成型并最终在新世纪趋于稳固的学术化进程之中。

与时代同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90年代的学科演进与学术经验

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向得到高度评价,但学科史上的“1990年代”同样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一时期奠立的诸多范式成为了日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主流。在1990年代出现的五大“新论题”与“新论域”——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甚至文化史中重新定位“现代文学”;文学史编纂持续升温与“大文学史”演为主要书写模式;都市文学研究与市民文学研究异彩纷呈;地域文学研究乘势而上;“四十年代文学”研究作为新的学术生长点与生力军被提出——都影响至今。而对于学科本身的关注也在此时达到了高度自觉的程度,1994年召开的“西安年会”就是其中的标志事件,并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此后对于学科的认识与理解。

“思想鲁迅”命题对1990年代文学研究的影响

1980年代,伴随着文化复苏,各种文学思潮涌动喷发,各种文学观念融汇碰撞,激活了对一系列文学命题的重新思考。其中,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以“思想鲁迅”的视角,把鲁迅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境地。到了1990年代,王富仁“思想鲁迅”以坚守五四价值、思想启蒙立场的精神力量,持续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思想鲁迅”对人性、人的生命价值、中国的命运等深层次问题的剖析,对1990年代现代文学“回到作家”的研究观念、深入精神史和切近文本的研究趋向产生了重要的启发和深刻的影响。

“历史”的面孔与限度——1990年代诗歌想象力的再思考

1990年代诗歌的想象力问题充满复杂性与多义性,对这一问题的重提不仅能够再度思考此时期诗歌所写作的“历史”这一特殊对象,而且还能为从想象力角度观察诗歌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照。1990年代诗歌虽在与历史的对话中建构了“历史化”想象与“日常镜像式”想象这两种方式,描摹出历史的两副面孔,但由于社会时代的复杂与多变,加之诗人们精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对抗意识,其对历史的想象自然无法摆脱局限。这种局限表明诗人不能将历史视为空洞的面具,而应发掘历史中所存在过的鲜活面孔。

《中国诗选》与1990年代诗歌的想象维度

闵正道主编的《中国诗选》刊载了1990年代前期的诗歌作品与诗论文章,为90年代诗歌身份的确立提供了重要基础,同时也为观察90年代诗歌的想象维度创造了可能。《中国诗选》刊载的诗人频繁进入90年代诗歌的各种选本,还成为诗歌史层面的“90年代诗歌”所重点讲述的对象。从想象力角度来看,该刊推动了90年代诗歌想象维度的建构,其中的诗歌作品通过“死亡”“衰老”等元素的书写,与90年代初期诗歌想象之间形成深刻的对话,并由此建构了“中年”的想象方式,展示了诗人在时代语境中对社会现实以及诗歌本身的被动指认。这些作品还呈现出对90年代中后期诗歌写作的观念预设,即诗人不再以一种主观的姿态来建构诗学想象,转而生发出客观的“看风景”心态,赋予诗学想象“客体化”属性。“客体化”诗学想象容纳了此时期诗人对于历史、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要素的综合考量,使诗歌写作的层次与空间得到拓展,有力地承担起90年代诗歌的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