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国童工问题形成原因研究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童工问题广泛存在于不同区域、行业的工厂之中,引起了学人、政党、社会团体的高度关注。童工问题产生的制度因素在于传统学徒观念在现代工厂中的遗留以及工厂劳动保护规章的执行艰难;经济因素在于童工的人力成本更低、更能保证生产时间的连续性,且可以吸纳一定的流动资本;家庭因素在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需要儿童做工补贴家用,且工头常以花言巧语迷惑家长将孩童送至工厂。以上三者因素中以经济因素最为根本。童工问题形成的复杂因素表明了该问题在当时非某一部门、某一政策就可疏解。

20世纪中国乡村林业变迁初探

论述了 2 0世纪中国乡村林种与树种变迁及其发展热点 。

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防卫体制的变迁——邹平联庄会与新桂系民团比较研究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和邹平乡村建设派分别构建了一套比较典型的乡村保卫体制——邹平实验县的联庄会与新桂系民团。这两种体制有着一些相同的特点,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在历史上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并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也起过积极作用。对这两种体制进行研究,无疑有着相当的史学价值和积极的借鉴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乡村教育实验

乡村教育实验是 2 0世纪 2 0年代在我国兴起的一种具有社会化整体特征的教育实验 ,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以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乡村教育倡导者的立场、观点并不相同 ,所办的乡村事业也各有特点。有的以教育为中心 ,有的以生产为中心 ,有的以政治组织为中心 ,有的把政治、经济与教育事业综合进行。

论20世纪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形成与演变

20世纪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形成于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生死存亡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安全史观的全部历史基础。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刻总结和反思,对于共产党自身建设与发展的理论思考,进而对整个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系统理论回答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全部理论基础;内忧外患所带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前50年的国家文化安全主题。

20世纪西方文论阐释中国问题的三种范式

开展20世纪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阐释的研究,既有助于中国学者在西方学术体系内部展开对西方文论的批判性反思,也有助于借它山之石推进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设。对西方文论而言,中国问题是作为外部的、可供选择的他者而存在的;但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和阐释则包含着多个层面的复杂情感结构。20世纪西方文论阐释中国问题有三种范式:作为"异国情调"的中国问题,成为"东方主义"的中国问题,谋求"多元共生"的中国问题。其中,多元共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日渐明晰的学术立场和态度。当代中国文论不能仅仅满足于提供给西方学者以异国情调猎奇感的古代美学和思想,也不能停留在对西方文论曲解和误读中国问题的东方主义的批判上,更重要的是在多元共生的文化理想中,在交往对话和思想碰撞中建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新形态。

“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现状的几个基本问题

"社会问题剧"是20世纪中国的主流戏剧,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从"社会问题剧"的角度评价"非社会问题剧",因此"去正统化"是有关研究的首要问题。20世纪"社会问题剧"的根基是"政治",研究曹禺、田汉戏剧和春柳社的"社会问题剧",要从以往的"社会问题剧"的根基上移位到另一个新的根基上,才可能真正地理解他们。中国戏剧研究是依然续写"过去的"历史,还是面向"现在"与"未来",这是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文盲问题及其成因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的文盲问题表现得十分突出和复杂,其存在不仅具有广泛性,而且具有性别、社会阶层、区域上的差异。中国农村文盲问题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经济、观念、文化教育、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

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20世纪30年代,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经济危机促使中国知识界对中国的根本出路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中国知识界就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先决条件,中国现代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现代化的资金来源,现代化的实现步骤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把对中国根本出路问题的探讨从文化领域推进到经济领域,实际上提出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问题。

通览百年中国民族问题的鸿篇大作——评王希恩等新著《20世纪的中国民族问题》

20世纪已缓缓逝去十多年，但这一世纪的历史还在现实中延续。中国的民族问题日益被人们所关注，然而看看这些问题的各种表现，很难说哪一种不是从历史上，尤其是离现在最近的上一个世纪延续而来；研究当今21世纪的民族问题离不开对20世纪相关历史的回顾。于是，王希恩教授主编并主撰的《20世纪的中国民族问题》一书的出版，实为应运而生、恰逢其时。

乡村合作运动中合作金融制度建设之议——基于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经济史视阈分析

20世纪后,为挽救行将崩溃农村经济,在各种行政力量裹胁下,中国乡村掀起了以信用合作社"异常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合作化运动。而合理合作金融制度与健全合作金融体系,是为各类合作社融通资金、减少对金融资本依赖以促进合作效能充分发挥之必须。基于此,人们在反思检讨合作运动缺憾与不足基础上,对中国合作金融制度与体系建设的学理探讨:包括合作金融内涵;体系建设路径、组织体系层级、与农业金融区别和联系、中央合作金库地位及目标等。其中不少论点极富建设性,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完善乃至于新农村建设仍不失其借鉴意义。这也就是笔者费力将此爬梳出来的原由所在。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乡村金融枯竭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乡村金融出现了严重的枯竭状况。乡村金融枯竭的发生是由多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决定的:乡村现金收入因农产品的价格跌落、农产物的输出减少及乡村副业的萎缩而不断缩减;乡村社会环境的恶化,一些地主富农商人携带大量资金离村入城;农民大量的资金消耗在沉重的赋税上;一些地区的金融枯竭与外来汇款的中断密不可分;乡村资金集中流向都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农村中现银的流失,导致乡村金融枯竭的外部原因是美国高价收购白银。

试论何干之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认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因其重要的学术地位以及学术问题背后的政治意义而备受重视。何干之认为,"论战"是中国革命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是探寻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平台和制定未来中国革命策略的前提。由于对"论战"认识偏向于政治性,导致认识的学术性的缺失。

从消费结构探析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

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激烈的转型时期,农村的发展在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产生了许多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其中,落后的经济状况直接成为各种问题产生的基础和决定性的因素。文章从农村的消费结构这一侧面,分析不合理的消费结构与各种社会问题的关系,其影响深远,研究的意义重大。

20世纪苏联民族问题反思——中国人民大学杜康传教授访谈录

向文华:本世纪末,民族独立浪潮席卷苏联大地,存在了69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终解体,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从89年到现在,时间已过了6年,时间能淡忘人们的记忆——但如何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联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教训,确是学者们不该淡忘的事。如何吸取苏联的教训,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走向共同繁荣,更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杜教授,您一直在研究苏联民族问题,能否请您谈谈对这方面的思考?

乡村小说研究的个性化叙述——评郑恩兵《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叙事》

乡村是20世纪中国文化裂变的阵痛中心，也是20世纪整个中国巨变的缩影与核心。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过程中，两种文明的激烈碰撞使人们获得了对传统农业认识的新视野，乡村由此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话语资源，乡村小说由此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生长点，而乡村小说研究，自然也就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的意义和局限

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拓宽了中国知识界的研究领域,使其跳出了文化决定论的怪圈;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视野,使他们认识到现代化是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心为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作出积极贡献,促进了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但这场论争仍未能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全面展开,没有超出知识分子的狭隘范围,缺乏足够的广泛性和实践基础,未看到实现现代化的现实力量。

一部问题史的艺术史—一读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有感

冯拜耶尔（Hans Christian von Baeyer）在《征服原子》（Taming the Atom）中讲过一则轶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潮述评

乡村建设思潮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有影响的社会思潮,其内部派别众多,文章介绍了其代表人物、基本主张,分析了其影响并作出了简要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