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百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影响——读《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变迁》

马克思主义文论与20世纪中国文论的关系是当前文论研究中的一个前沿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变迁》以范畴为问题生发点,从传播史、文论史等层面动态勾勒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融入20世纪中国文论的过程,并相对客观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经验及不足,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尽管存在一些瑕疵,但该书因为呈现出相对清晰的理论思辨力、多维的历史意识、深沉的现实情怀而值得每位文论专业读者阅读,尤其是其呈现出的聚焦学理的探索精神与努力创新的勇气值得学习。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另一种进入方式——以贾植芳为个案

在今天高度理论化、学科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之外,贾植芳提供了另一种进入文学史的方式。他以一己真切经历,留下了对“新文学”“人”“知识分子”这些在20世纪文学史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命题的另一种阐释。这些阐释带着个人经验与生命的痛感与温度,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丢失的历史记忆。

以“报刊史料”重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读《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

关爱和教授担任总主编的《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分为胡全章分卷主编的《近代卷》、孟庆澍分卷主编的《现代卷》、武新军著《当代卷》三卷,入手于报刊,立足于文学,借助原始材料,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呈现了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新成绩。《近代卷》《现代卷》《当代卷》三卷书在“报刊史料”这个基础视点上,表现出了视角的统一性和学理的连贯性,相互形成了内在呼应,具有鲜明的开创意识。随着《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出版,“重写文学史”被推到了一个基于“报刊史料”的水准线上,“大文学史”也被具体地落实为近代、现代、当代的内在贯通,“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在此得以重构。

“人类性”要素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定位

人类性要素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仍被遮蔽的层面。这直接影响到对其特质和精神意蕴的全面认识和理解,也制约着现代中国文学被真正纳入"人类"的文学视野平等看待.这种现象的产生既有人所共知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原因,也有研究者的思维定势、研究模式和受"西方视角"影响等方面的深层原因。并不是只有那些所谓边缘作家的作品才具备人类性,相反,那些所谓中国现代主流文学,其所表现的现代中国人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自由精神、为了民族利益牺牲个体的献身精神、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历史性整体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等等,与人类普遍的积极精神和人性追求是相通的,也具备丰富的人类性。而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文学,其最深刻的变化和最深远的历史意义就是作家主体归属意识中的"人类性"意识的增强和作品对"人类性"追求的强化。因此,从人类性的视角才能真正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意义,也才能认识其利弊得失。

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纲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延安文艺不仅是对"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承续和发展,而且也是在"左翼"文艺运动理论建设的基础上,将大众化、民族化讨论和实践进一步引向深入,真正意义上解决了文学为大众的问题。延安文艺的形成是百年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最重大的文化事件之一,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新文学历史逻辑发展的合理结果。延安文艺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政治文化影响,对建国后的文艺进程也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决定性影响,其模式及指导思想,在建国后近30年间,规范和制约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走向和实践品格,也不乏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诸种思潮产生了广泛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所涌动的"现实主义复归"、"底层写作"、"红色经典"热以及各类革命历史题材的写作等思潮或现象,也有着延安文艺内在精神的深层律动或延伸。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深入探讨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密切关联,正视它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借鉴和吸收延安文艺经验来反观、映照当下中国文学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精神建构的当代价值,对于真正认知"中国经验"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左翼文学精神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论纲(上)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是传统中国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以来 ,文学自身在中西文化交融冲突和继承民族本土文学传统的大背景中 ,追求能体现文学“现代性品格”的历史过程。左翼文学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发生 ,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以“左联”为中心的左翼文学思潮与创作 ,形成了新的文学传统和创作模式 ,对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以及当下动态发展的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左翼文学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展现出与中国文学现代化追求的复杂而曲折的关系。鲁迅、茅盾和一些对文学艺术本质有着精深把握的左翼理论家、创作家对左翼文学精神的理解及其创作 ,真正代表左翼文学全部内涵的现代文学意识 ,同一度造成当代文学发展之路窄化甚至停滞的极“左”文艺思潮、文学观念有本质区别。论文粗略勾勒了左翼文学精神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面貌和文学现代化的影响 。

解构与重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母语化进程

母语是承载特定文明形态的符号意义体系。文学是母语中最活跃、最富于生气和变革意识的话语成分。在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化"进程中,母语文学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被漠视和消解。与此同时,文学的母语写作即使是在被"解构"的状况下也一直处于"重构"的努力中。从20世纪中国文学母语化中可以得到的启示和反思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起落沉浮实际上取决于是否具备母语文化观念和母语创作意识,坚守母语文学立场和维系母语文化精神,实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变更和发展的价值前提。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语言革命"与20世纪西方文化的"语言学转向"在"语言"上的交集也表明,后者能为汉语言母语的再造输入建设性资源,因为它启悟了汉语文学的"语言的自觉"。

左翼文学精神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论纲(下)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是传统中国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以来 ,文学自身在中西文化交融冲突和继承民族本土文学传统的大背景中 ,追求能体现文学“现代性品格”的历史过程。左翼文学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发生 ,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以“左联”为中心的左翼文学思潮与创作 ,形成了新的文学传统和创作模式 ,对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以及当下动态发展的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左翼文学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展现出与中国文学现代化追求的复杂而曲折的关系。鲁迅、茅盾和一些对文学艺术本质有着精深把握的左翼理论家、创作家对左翼文学精神的理解及其创作 ,真正代表左翼文学全部内涵的现代文学意识 ,同一度造成当代文学发展之路窄化甚至停滞的极“左”文艺思潮、文学观念有本质区别。论文粗略勾勒了左翼文学精神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面貌和文学现代化的影响 。

疯癫叙事: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

20世纪中国小说的"疯癫叙事"历经从萌生、演变、沉寂到兴盛的曲折发展过程。缘于作为叙事视角兼叙事声音的"疯癫者"驳杂多面的文化形象及不同于常人的言语、思维与情感体验特征,从"五四"到新时期再到世纪之交,中国20世纪小说疯癫叙事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皆隐秘漫溢出特殊的历史意识。20世纪中国文学疯癫叙事踯躅于对历史的建构、置疑与重构之间,某种意义上,疯癫叙事是窥探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与参照。90年代以前,疯癫叙事致力于挑战同时期文学实践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与宏大;世纪之交,疯癫叙事在浓郁的历史虚无主义氛围中,展现出对虚无主义历史意识的审视与过往历史话语价值的重新确立。

20世纪中国文学市场化中的“文化审美过滤”

"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是在20世纪中国人被动或主动打开国门、使中国融入现代世界或让现代世界融入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过渡带上生产出来的文学,有明显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相杂糅的复合元素。这些复合元素主要是由文学市场化趋势中的"文化审美过滤"中介:1)现代汉语白话新文学运动,2)人类中的另一半——女性开始以主体身份审美化,3)文学生产因编辑出版复制批量化,4)翻译行为现代价值取向化,等等,一一呈现出来的,以至于回观"20世纪中国文学",我们与其论断它的属性是前现代的、现代的或后现代的,不如说它是现代过渡带的,它已不同于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不再气质促狭和辗转反侧在皇室庙堂与民间江湖间、不再品格摇摆在非此即彼的传统二元文化夹缝中,而是显示了创生出"另一个世界,另一个自我"的多元审美的可能,具备了一些有别于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中国"思想、情感与美学品质。

东方的“忧郁”:川端康成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川端康成及其创作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影响性关系,而川端康成式忧悒或东方化忧郁是理解这种关系的重要构成点。川端康成式忧悒与20世纪中国忧悒类文学的相容性首先体现在审美"虚化"上。"虚化"之一是追忆与怀旧叙写,它足以使创作成为对落魄现实的诗意慰藉,并由此而重建生命的意义;之二是情调化抒写,它能将寂寞与忧伤的情致、人性和生命意义的诉求以及文字蕴涵的韵味、妙趣融合一体。其次,相容性的另一表现是"物哀化"叙事。这是一种中国传统美学的"物感说"与日本传统艺术的"物哀美"兼容互洽的结晶。在川端康成的作品和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中,"物哀化"创作表达的是传统的诗意或不合时宜的美好在渐行渐远中所透露出的失乐园意味和挽歌风貌。正是在东方语境中,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悒类创作既有川端康成式色调,更有其本土化的生成特性。

论俄苏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

2 0世纪初 ,中国知识界出于启蒙目的开始了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介绍 ,引发了国内文坛对新文学前途的重新思考。此后 ,苏联文学思潮直接介入并制约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进程 ,而对俄罗斯文学的借鉴则于中国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文学的艺术素质有所弥补。建国后 ,苏俄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呈现为始则同步继则在政治对抗条件下深层次延续的过程。 70年代末 ,中国回应了苏联 50年代的“解冻文学”。到 80年代中期以后 。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思考——兼论《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谱系学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已经愈益显示出来,而从目前的谱系建构来看,无论是就西方福柯所强调的复杂性、差异性而论,还是就中国传统谱系观念中秩序性和关联性而言,都是有欠缺和距离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注重编选经典的文学作品、强调文学的发展脉络、构建文学自身的考察体系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文学谱系研究应该具有的价值取向的核心,是要以文学自身发展为主要脉络,同时确定相关研究的维度:从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代表性和个性来综合确定作品本身的地位;兼顾对于文学发展流变脉络的梳理;注重对史料的把握,对于材料的处理要准确和细化;同时更应该树立经典意识和眼光。

《堂·吉诃德》与20世纪中国文学

中国对《堂·吉诃德》的接受始于 2 0世纪初 ,先是借助日本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中介 ,且以中国社会变革和知识分子反思自身的角色为出发点。周作人最早对《堂·吉诃德》作出科学评价。鲁迅率先将堂吉诃德精神中的理想与现实相混淆这一消极面加以强调 ,创造了不朽的“阿 Q”。废名则以人生真谛探寻者的姿态 ,用戏拟手法把堂·吉诃德的精神东方化。堂·吉诃德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精神的象征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 ,并直接“参与”了中国文坛的一些论争。到 2 0世纪末 ,《堂·吉诃德》的翻译和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 ,“堂·吉诃德”又一次引人注目地成了学术界研究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

20世纪中国文学主体问题三论

本文以传统中国文学和现代西方文学为两大参照系，以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主体问题为切入点和主要论域，着重讨论了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主体精神、主体品格，以及主体思维和运思方式这三个问题。作者认为：就传统中国文学和现代西方文学而言，其主体精神可以分别概括为“它律性的自律”和“互约中的自由”。２０世纪中国文学虽然在主体精神方面开始了“从自律到自由”的世纪性转折，但其发展路径和本质，则可表述为“自由与它由间一种摇摆不定和奇怪的混合”。与之有关的，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主体在基本品格方面所表现出几个较普遍明显的特点，即“忧患情结”、“否定意识”、“悲剧色彩”。此外，在思维类型尤其是方式方面，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主体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它一方面承续着中国民族思维和文化的“象本位”传统，同时又受染于西方“符本位”的科学和理性精神，在审美“观照－读解－判断－表述”诸环节表现出以“符象互补、符象合一”

香港文学对于“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在1980年代后中国内地"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格局中,香港文学的历史存在潜在而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较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间接纳的左右翼文学格局挑战了以1949年为界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1970年代后的香港文学与香港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相呼应,以其在全球性背景下开始的多元化进程和雅俗课题上的突破揭示出20世纪后30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这些都根本性地拓展了中国内地学术界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思路,使之得以摆脱"中原心态"、"启蒙思路"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遮蔽,建立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文学互为参照的格局。

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北京”

随着文学研究视角的不断拓展与深入,"城市"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相对上海来说,对北京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和薄弱。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北京"经历了五个关节点,即19世纪末、1917年、1928年、1949年和1976年,它们清晰地表现出"北京"的主要内涵与多元面貌;"北京"还在雅俗互补、京味文学、传统因素的传承和政治文化四个方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具体而深远的影响。

越界与整合: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兼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主要是空间上的“越界”，从“文学的中国”这一空间“越界”到包括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在内的“汉语的文学”，在消解单一中心论中提供了一种颠覆、超越以往以线性时间线索筛选作家作品、文学事件的文学史叙述，从而产生文学史叙述的不同面向．形成多路径的文学史叙述，由此完成的文学史整合会凸现百年中华民族文学的价值，也会显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在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语言的包容性，共享性修复华人仲国人认知的“整体性”，现代中华民族文学的经典化等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爱叙事

性爱是人类基本的生命体验形式。性爱文明的缔建取决于一个成熟、健全的文化语境与发展机制。性爱意识的解放常常是思想文化嬗变的催化剂。20世纪初期和末期中国社会曾出现两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变革,而由思想启蒙和文化变革引发的性爱价值观的“革命”又毫无例外地被转述到纵情“声色”的文学创作中。本文以“五四”时期和20世纪90年代的性爱文学为聚焦点,先对20世纪中国性爱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性爱话语的生成机制、时代的道德价值理念以及整体创作概况进行历时性的审视,然后在共时态的层面或共通性平台上将20世纪中国性爱文学予以审美类型化的辨析,试图从艺术表现形态上发掘具有价值建构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