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还乡叙事及意义建构

现实生活、时代环境与文学创作有密切的关联,是作家进行叙事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时局处于持续的动荡中,工农群体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具有强烈政治觉悟的左翼作家也开始意识到自身的时代使命,他们借助文学创作表达革命诉求、传递革命理想,在叙事作品中塑造了具有进步思想的阶级群像,透过这些作品能够看到作家为寻找乡村新秩序构建途径所作出的种种探索。以左翼文学的叙事图式为研究核心,分析其多元化的还乡叙事模式及书写意义的建构过程。

20世纪30年代“读经”论争与经学最终回归学术

“读经”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重要地位,并深刻影响了东亚文化圈,却在近代受到全方位质疑且数度跌入谷底。清末民国社会各界围绕是否“读经”产生了三次大范围论争。三次论争,均与中外政局密切相关,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第三次论争,相较前两次论争,已是“读经”退出政治、教育制度层面,逐渐从民众社会生活层面淡化阶段。此时,研读儒家经籍渐趋进入“经学史”时代,向具有现代意义的史学、哲学、文学分化,回到学术本身,成为“专家之学”这一最终归途。此次“读经”与否的论争,使得各界对“经”之认识与以往的打破阶层壁垒、经世致用期待进一步拉开距离,是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思想革新及社会生产力逐渐变革的潜在标志,亦为中西对话背景下的重要论域之一。

20世纪30年代左翼戏剧理论与批评的流变

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文学创作发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向。文艺大众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等左联理论与创作主张,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戏剧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着抗战的到来,“抗战”成为时代的主题,“救亡”平息了新旧剧论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成为共识。在此时代背景下,左联以“国防戏剧”“旧剧现代化”为主张,戏曲界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中,戏曲的功用和价值得到重新认识。

思想统制与文化消费:20世纪30年代教育电影在南京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意欲通过电影宣传国家民族主义,动员国民参与到民族国家建设中。作为官方主导的电影活动,教育电影运动以南京为中心,逐渐向全国推广。教育电影运动在南京地区凭借电影放映内容政治化、电影放映方法多元化、电影放映程序规范化中获得较大发展,并对南京电影市场产生深远影响,不但丰富了南京电影消费的内涵,也增强了南京电影消费的民族主义气氛。

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防卫体制的变迁——邹平联庄会与新桂系民团比较研究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和邹平乡村建设派分别构建了一套比较典型的乡村保卫体制——邹平实验县的联庄会与新桂系民团。这两种体制有着一些相同的特点,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在历史上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并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也起过积极作用。对这两种体制进行研究,无疑有着相当的史学价值和积极的借鉴意义。

20世纪30年代吉隆坡福建人的籍贯分布——以吉隆坡福建义山收据为中心的考察

经过19世纪后期数十年的发展,吉隆坡由一个小城逐渐变成雪兰莪州的首府,来自中国的福建人的人数也逐渐增长。虽然并未能如广府人和客家人的数量之多,但也最终成为吉隆坡第三大方言社群。通过分析30年代福建义山收据,可以发现闽南方言群占福建籍人的八成以上。其中泉州下辖的安溪、南安、永春三县又分别成为其中占人数前三位的县份社群。20世纪上半叶安溪、南安、永春三县籍的成功"新客"就对吉隆坡福建人的形成和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警的设立及其职业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子警察的设立已成为世界潮流。中国于30年代首次设立了女子警察,并对女警在教育、资格、任务、着装等方面都进行了规范。女子警察的设立一方面完善了警界体制,为警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强化了警务活动;另一方面给女子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缓减了社会压力,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同时,女子警察的设立,也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20世纪30年代上海企业的科学管理

中国近代企业最初发生于自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内部管理很大程度上还是官僚衙门式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民营企业逐渐兴起,但是直到20世纪前20年,即使是在荣家企业这样规模极大的近代企业,以及诸如长江航运这样的近代新兴运输行业中,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落后的工头制、包工制式的管理模式。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世界科学管理理论的推动下,随着国内近代职业经理阶层的逐渐形成,以及因管理不善而导致公司搁浅、倒闭事例的时有发生,科学管理对于公司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近代中国的公司企业,特别是在诸如上海这样的工商业大都市的公司企业中,逐渐开始兴起崇尚和推行以科学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企业管理。它们对于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演进以及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建设走向问题的论战

20世纪 3 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围绕“中国本位”和“全盘西化”的论争 ,实际上也是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有益尝试。经过激烈的争论交锋 ,双方都吸收了对方的一些观点 ,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相融和趋同。并逐渐地产生了一种新的认识 ,即用“现代化”(亦称近代化 )这个新概念逐步取代了“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这些偏狭的概念 ,而且都认为 ,中国无论如何都应该尽快建成现代化的国家。

20世纪30年代美国城市公有住房建设初探

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在一些大城市进行了公有住房建设。在此过程中,联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住房法案,其住房政策的指向相应地由初期解决中等收入阶层的住房向后期解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逐步转移和倾斜。以联邦政府提供资金,州政府通过立法授权地方政府使用征地权而获得土地的方式来进行的公有住房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当时的住房短缺,促进了建筑业的发展,并由此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振兴,扩大了就业,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20世纪3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

在 2 0世纪 30年代特定的社会背景下 ,中国兴起了一股“全盘西化”思潮。这一思潮在当时不但有着广泛的社会性 ,而且有着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它是五四之后激进主义思想潮流的一支 ,在当时消解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表达了中国人希图赶上西方国家的强烈愿望。但是由于它关于文化认识的局限性以及没有找到实现这一主张的现实力量 。

20世纪30年代科技兴农试验:定县猪种改良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科学主义、科技兴国的思想在中国渐为流传，但如何付诸实践，这是一个尚待探索的问题。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先生在定县进行的平民教育运动体现了他利用科学技术改造中国农村的志向、总体构想和实践，真正体现了“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农村的开拓精神。我们选择了猪种改良这个角度，考察平教会是如何踏踏实实地进行科技下乡、改造农村落后面貌的。我们认为，晏阳初的这一思想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试论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走向延安

20世纪30、40年代知识分子为奔赴延安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这一潮流的形成既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又是知识分子基于理想和现实的政治选择。士大夫的“入世”精神,知识分子面对日本侵华危机的政治激进参与,“重庆”与“延安”的对比反差,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影响知识分子政治走向的因素。走向延安的知识分子在参与革命和政治的同时,也预示着知识分子群体面临自身的转型。

20世纪30年代湖北汉江流域的农业改良

1931年和1935年的两次特大水灾,使汉江中下游地区的农村经济遭受空前破坏。为扭转农业日趋萧条的局面,在国内工商界和农业院校的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和湖北地方政府在汉江流域修复水利设施、推广优良品种、建立合作组织、整顿田赋积弊,这一系列农业改良措施,使处于困境中的汉江流域农村经济得到短暂的恢复,为全民族抗战准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政治、消费、性别：时尚场域中的意识形态角力图谱——以20世纪30年代“摩登女郎”为例的考察

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揭示,时尚作为一种文化场域,权力关系贯穿于生产与流行的每一个环节,背后充斥着各种权力资本和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以这一理论视角来观照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语境,有助于探讨民国时期1930年代的时尚,尤其是"摩登女郎"这一时尚符号背后,政治、消费和性别三种主要意识形态之间两两交织又不时转换的斗争与联合的复杂图景:国民党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与新兴消费主义合谋,生产出民族主义消费文化"国货"时尚,同时又与父权制性别意识形态联合,鼓吹"母职救国"压制女权,既遭到国民党内部的女权声音的批驳,更遭到处于边缘的共产党政治意识形态与女权主义的携手反抗;而处于上升时期的消费主义携隐含的帝国主义政治力量的支撑,以"摩登女郎"的魅力对官方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了成功的逃脱和反击。此时,两种政治意识形态(官方和左翼)连同女权又一齐对代表了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摩登女郎",进行了严厉的行政打压和舆论围剿。

都市漩涡中的多重文化身份与路向——20世纪30年代郑伯奇在上海

本文以30年代的郑伯奇为个案,考察了商业主义与左翼意识形态相互缝合的关系,以及“大众化”与“通俗化”在都市文化背景下的融合。作为“良友”的职员,郑伯奇既是左翼文艺、也是海派文化的生产者,身处市场之中,其文化身份发生了分裂。游走于电影、戏剧、文学之间,郑伯奇又试图移用左翼电影的经验来解决小说“大众化”问题,提出了“新通俗文学”“大众化或通俗化”等概念。他的思路在文学界没有引起大的反响,却是对30年代左翼文艺(尤其是电影、戏剧)进入市场后发展途径的一个理论说明。

20世纪30年代“中医科学化”思潮论析

20世纪30年代,中医界为应对来自西医的竞争,摆脱因所谓"不合于科学"而倍受歧视的命运,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主张,试图毁弃中医传统理论而代之以西医理论,造就一种"新医学"。"中医科学化"的实质乃是中医的西医化,而其逻辑发展的结果也必将是中医学的消亡。它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文化现象,更是一个"中国知识"在科学权威下屈服于西方价值的历史缩影。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学术思想的唯物史观取向

20世纪 3 0年代唯物史观在中国学术界的奔腾而入 ,直接影响和规定着冯友兰学术思想的基本状貌。《中国哲学史》、《秦汉历史哲学》和《新事论》等文本共同凸显出冯友兰在哲学史观、史学观和文化观上的唯物史观取向。冯友兰在 3 0年代取法唯物史观这一事实 ,对我们审视以往的学术史及反思当下的学术语境有着深刻的启示。

王安石变法与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

提出美国 2 0世纪 3 0年代的新政农业政策曾经受到中国古代王安石变法的影响。当时 ,美国的农业部长华莱士在解决美国农业大萧条的经济政策中 ,曾经全面借鉴了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市易法等基本思想 ,为根本解决美国农业问题铺平了道路。认为青苗法和市易法等就是美国常平仓制度的原型。

《大公报》与20世纪30年代西北开发

《大公报》是 2 0世纪 30年代开发西北的积极倡导者。“九一八”事变后 ,它最早地意识到西北问题的重要性 ,拟把西北作为救亡建国的基地 ,并对西北进行了深入实际的报道。提出从交通水利入手 ,改革行政吏治 ,禁种鸦片 ,科学利用西北资源 ,恢复农业生产 ,培养西北人才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实现西北整体开发等有价值的观点。这些思想与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意图有所不同 ,而且国民政府也不可能实现《大公报》开发西北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