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跨境隐私规则体系与我国的对策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亚太地区级别最高、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它在推动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加强成员间经济技术合作，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共同繁荣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已成为连接太平洋两岸国家和地区的一条重要纽带。

美欧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博弈及中国因应——以《隐私盾协议》无效判决为视角

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就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达成共识,美国和欧盟在相关规则制定中占据领先优势,但二者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模式和标准,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为此,美欧在过去20年中持续开展了多轮博弈,2020年7月欧盟法院关于美国无法为欧盟的个人数据提供充分保护、美欧《隐私盾协议》无效的判决,正是这一博弈的最新体现。该判决对于欧盟重新夺回技术主权以及美欧跨境数据流动合作和规则博弈都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这一判决所推动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博弈态势对我国利弊并存。我国应着眼于国家安全、数据隐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平衡,积极推动现有跨境数据流动国内立法的完善,并通过加入现有的区域性隐私框架等措施积极提升“中国模式”的国际影响力。

个人信息跨境转移的法律保护——以公司隐私规则为视角

个人信息的跨境转移是信息时代下全球化带来的必然现象,它增加了信息主体受到侵害的风险。以美欧安全港框架、欧盟约束性公司规则和APEC跨境隐私规则为代表的公司隐私规则制度在促进企业经营发展的同时也为信息主体提供了更便捷的救济,但其适用范围及各体系间的互通性仍有待加强。

欧美日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博弈与合作

欧美日有关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已经展开。美国利用其在数字经济和贸易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大力推动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欧盟凭借其完善的数据保护法律制度,积极推广以充分性决定机制为代表的数据传输欧洲模式。日本基于制造业优势主推可信数据自由流动倡议。由于欧盟和日本产业利益接近、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相似,意图共同主导制定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抗美国的强势地位。另一方面,欧美日三方也通过主要国际论坛加强合作,形成广泛适用的国际数据流动规则,达到共同对抗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目的。中国应当借鉴欧美日的相关做法,适时提出并积极推动中国版跨境数据流动主张,以及有利于本国的数据治理倡议。

跨境数据转移的国际规制及中国法律的应对——兼评我国《网络安全法》上的跨境数据转移限制规则

在国家层面,世界上近七十个国家基于GATS隐私例外条款依法限制跨境数据转移:假定第三国的数据保护水平不及本国,如果企业将数据从本国转移到第三国,则属于规避本国法律,应当予以限制;在具体操作上,有第三国适当性评估、数据控制者担保和数据主体的同意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在国际层面,OECD指南和《APEC隐私框架》均为推荐性指南,而TPP、TTIP和TISA在跨境数据转移方面搁置争议、回归GATS规则基本成为定局。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网络安全法》在跨境数据转移规制方面比较好地做到了消费者利益、产业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平衡;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平衡;国内立法和国际规则的平衡。

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中个人隐私数据的保护研究

目前,在全球范围保护公民个人数据安全方面,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主要是《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机制、《APEC跨境隐私规则》机制、《欧美隐私盾协议》机制。分析在三种机制下其他国家对数据保护的水平要求,评析三种机制下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特征。针对我国跨境数据传输现状,提出在融合各机制保护水平要求的基础上,健全国家数据保护法律体系、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加入跨境隐私规则体系、设立隐私执法机构的建议。

美国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法规制路径与中国的因应

作为互联网大国,美国在规制跨境数据流动方面从一开始就确立了重数据自由流动而轻政府监管的路径,并将之贯穿于历届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相关议题谈判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样的路径背后体现出美国国内法与国际法的紧密联系、更加关注消费者权利保护等特点。对其他国家所采取的限制数据流动的措施,美国常将之认定为'数据保护主义',但这样的认定带有明显的'双重标准'。对于我国而言,除了完善有关个人隐私保护的国内法,也应当通过政府间的磋商机制与美国展开双边层面的谈判,厘清数据保护主义与数据保护之间的界限。从宏观层面上看,我国也应当推动国际社会针对跨境数据流动形成多边国际法规范。

APEC与欧盟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研究

为了兼顾个人数据保护与个人数据自由流动,一些区域经济组织制定了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目前具有可操作性的只有APEC的"跨境隐私规则"和欧盟的"约束性公司规则"。两套规则既有相同点,又在适用范围、参与方、申请程序、监管机制等方面具有不同点;各有优劣,又殊途同归,正在谋求对接和互认。我国跨境电商和跨境贸易投资企业应关注个人数据保护规则,我国政府也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分析--以欧美隐私盾协议为视角

隐私盾协议是欧盟和美国两个数据保护立法不同的国家之间协调形成的跨境数据流动最新规则,它与安全港协议、TPP协议相比在基本原则、衡量标准、约束对象上存在共同点,但具有数据保护标准严格、执行力强、救济手段丰富、对情报机构的权利限制等特色。从这些协议对比预判形成全球统一跨境数据流动规则难点在于建立折中框架使隐私保护与数据自由流动并重、统一碎片化规制提高实施能力以及完善数据收集细则平衡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

DPF美欧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博弈及其镜鉴

美欧围绕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主导权之争展开多轮激烈博弈。从《安全港协议》到《隐私盾协议》,再到《欧盟—美国数据隐私框架(DPF)》的充分性认定,这一博弈进程不仅凸显了双方在“权利本位”与“市场本位”之间的根本矛盾,也揭示了欧盟通过“布鲁塞尔效应”扩大其监管力的战略取向。DPF通过创设新的隐私义务、引入约束性的双层救济保障措施和定期审查机制等有针对性的改革,填补了先前体系的缺憾,为跨大西洋数据流动增添了法律确定性。这一变革不仅深刻影响了国际数据治理格局,也为中国数据保护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新的机遇。在规则变革的浪潮下,中国应客观地审视和借鉴,对内完善跨境数据流动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对外加强国际规则的衔接与合作,依托内外联动全面提升中国在国际数据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跨境电子商务建设视角下个人信息跨境流动的隐私权保护研究

全球化的趋势下,经济增长愈发依赖于信息交换,其中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在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中日益重要,但也由此引发了对隐私权保护的担忧。不当的规则与政策选择可能形成贸易壁垒,阻遏经济发展。因此,从跨境电商建设视角出发思索中国如何平衡数据流动与隐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应立足于单边、双边、多边等维度建构与完善法律制度,依托政府、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思索实践路径,并坚持综合考量及平衡多重利益。

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立法对我国数据外包业务的影响

数据外包业务是我国国际服务外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我国外包层次和竞争水平的机会所在。数据外包业务包括大量个人数据的处理,涉及隐私保护问题。目前,7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针对个人数据的跨境流动进行了立法保护,以我国8个主要发包国(地区)的相关法律规定为例可以看出,接包国是否具有隐私保护立法和是否加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隐私规则体系成为发包国(地区)的重要考虑因素。为了保证数据外包业务的健康发展,我国应尽早颁布全国性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律或加入区域跨境隐私规则体系。

数据跨境流动的国际治理

虽然海量数据的自由流动与开放共享在技术上可以实现,但是数据要素的跨国境流动对国际利益分配格局、国家安全与网络安全、数据主权以及个人隐私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尚难估量。各国价值立场不同、技术规制也不同,这成为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规则形成过程中的最大变量。积极参与数据跨境流动国际治理已成为当下的迫切议题。

数据本地化措施与网络安全保障的互动

数字贸易时代,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令数据跨境流动成为关注焦点。各国政府在网络空间安全保障、网络个人信息保护以及跨境数据流动管制等新兴议题上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数据本地化措施越来越普遍地出现在各国国内数据流动的管理规则之中,国际社会主要经济体越来越多地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要求数据本地化,令全球数据市场愈发呈现碎片化态势。以网络安全保障为目的,实现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动,需要把握好数据本地化程度与利益保障需求之间的平衡;实行数据本地化措施不必然导致公民隐私、网络安全或是经济利益等权益受到侵害。

全球视野

美国联合其盟友成立全球跨境隐私规则论坛美国“商务部”官网2022年4月21日刊文称,当日,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发表声明称,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七个经济体共同发布《全球跨境隐私规则声明》,正式对外宣告成立全球跨境隐私规则(CBPR)论坛,致力促进数据自由流通与有效的隐私保护。这一举动本质上是将亚太经合组织(APEC)框架下的CBPR体系转变成一个全球所有国家都可以加入的体系。

数据保护的国际软法之道

数据不仅直接关涉个人的隐私安全和生活安宁,更由于重大的战略价值而成为重塑国际政经格局的关键因素。然而关于数据安全自由流动的保护规则,全球远未达成共识,甚至各国冲突的现象已渐成常态。数据的跨境流动缺乏相应的国际机制,已经阻碍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球经济发展,有学者便将眼光投向作为全球问题新兴解决手段的软法,希望以软法规制的灵活性来协调数据本地化存储和全球自由流动间的矛盾。那么,我们需要一套怎样的国际数据保护软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