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orpus-Based Study on the Translators’Styles in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True Story of Ah-Q

The True Story of Ah-Q written by Lu Xun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forty different languages,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exter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This paper adopts the corpus stylistics method to analyze the translators’styles presented by William A.Lyell and Julia Lovell’s translations of Ah-Q.Based on the self-built comparable corpus of the two translations,the pap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m from the lexical and sentence level.In terms of vocabulary,the translations a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from the standardized type-token ratio,word frequency,word length and vocabulary density;at the sentence level,the article studies the average sentence lengths and sentence complexity.The first major finding is that Lovell’s vocabulary is richer than that of Lyell,and Lovell’s average word length is longer.Also,the average sentence length of both translations exceeds the original text,and Lovell has the highest average sentence length.Secondly,Lovell prefers to use simple sentences while Lyell prefers complex sentences.Nevertheless,both of them strive to make Lu Xun’s works understandable to foreign readers,thus understanding Chinese culture better.

朝鲜日据时期的“阿Q”——以金史良的《Q伯爵》为中心

日据时期的朝鲜作家金史良曾受同时代中国作家鲁迅的影响,并由此创作了《Q伯爵》。金史良《Q伯爵》中“Q伯爵”的原型正是源于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这部作品是对《阿Q正传》加以改造与重塑的一部杰作。“Q伯爵”与“阿Q”在时代背景、身份、性格等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同时,在人物形象等方面又存在着一定差异。其原因可以从时代背景、作家对人物赋予的期待以及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得到解释。

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英译选词与人物心理刻画

从语言学和语用学视角探讨不同语境、语篇关联下精妙选词的深层翻译问题。通过对杨宪益、戴乃迭英译《阿Q正传》译词的细腻多维分析,说明文学翻译的译词选择与作品人物心理机制建构的密切关系及其语言、文化、社会意义。杨宪益、戴乃迭颇具文学韵味和美学价值的精湛译词是深度解读小说主题思想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沟通作者、小说人物、译者和读者心灵的纽带,聚焦阿Q精神胜利法之深层心理实质及社会、时代意蕴,立体再现小说主角特异性格和心理特征,生动刻画丰满典型的人物形象,留给读者更多联想和张力解读空间,展示主人公人性弱点的同时,深度再现了作者对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旧中国社会弊病的揭露与批判。

“阿Q之死”背后的“时代”问题——对《死去了的阿Q时代》的一种解读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中频繁出现的“时代”“现代”等词汇颇具深意。青年革命者继承了五四一代的线性时间观念,“时代”成为价值及意识形态本身,这种看待时间的方式具有现代性的要素。革命文学与启蒙文学用“新”来否定“旧”,否定行为的重复发生却又在线性时间中构成轮回,体现出两类文学之间奇特的“断裂的延续”。这种“断裂的延续”还体现为启蒙方式的转换与启蒙程度的深化。“阿Q之死”既是革命时代到来的隐喻,也是农民在文化斗争中摆脱被动地位的隐喻。

“精神胜利法”的“合理性”问题辩正

“精神胜利法”的“合理性”在“新时期”得到越来越多的发掘和肯定。《芙蓉镇》塑造的知识分子版的阿Q秦书田,正是靠着“精神胜利法”才得以存活。《散宜生诗》所体现的“精神胜利法”不仅成就了其艺术上的“奇趣”,也帮助诗人克服了现实的苦难。吕俊华、廖国伟等人则从心理学的角度论证了“精神胜利法”的“合理性”。但“精神胜利法”的“合理性”是有限度的,它至多只能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而无法解决现实层面的问题;至多只能解决个体层面的问题,而无法解决群体层面的问题。因此,鲁迅对“精神胜利法”的揭露和批判始终具有无法遮蔽的现实意义。

真“阿Q”与“假洋鬼子”:论《马伯乐》的战时症候

《马伯乐》是萧红的长篇代表作,因独特的讽刺格调而成为抗战文艺的另类,但无疑是20世纪40年代文坛值得打捞的精品。在人物构型上,萧红受到了鲁迅的文学启悟,成功调适了作为时代征象的“阿Q性”和“假洋鬼子性”,由此建构出马伯乐“假洋鬼子阿Q”的形象。在文学特质上,萧红延续以往的日常化角度、絮语式写作和冷静的叙述策略,拟游记体的发明接通了文学与现实世界之联系,为马伯乐形象的铺展提供空间。在创作观念上,萧红立足于流亡体验,在写作中贯穿了另一种“战时生活论”,经由“假洋鬼子阿Q”的发现,调适了“启蒙”与“救亡”的话语背反。因此《马伯乐》同时指向萧红以体验为本的创作观和救亡语境下的启蒙观,可被视为“反抗战文艺的抗战文艺”。

发现“讽刺”与“类型”:周作人论《阿Q正传》

在《阿Q正传》诞生初期的阐释史上,周作人写作的同题评论文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成为推动鲁迅小说“经典化”的关键环节。面对“索引癖”式的接受语境对于文本的误解,周作人以舶来的知识系统为“讽刺”之概念正名,将它从晚清以降文坛的污名化理解中打捞出来,并且以之为契机从观念上撬动层年累月塑造的文类习见与文学成规。周作人对讽刺中“类型描写”的概括则开辟了文学典型性的论域,使得《阿Q正传》能够摆脱驱遣一己私意的指摘,创造出一条具备强大公共效力,凝聚时代共名的意义路径。在这种分析思路的干预下,读者能够从作品中看取与“五四”初期纯粹生命主体不同的社会性主体形象,后者以“复数”而非“单体”的形式出现。“阿Q”的典型性不仅意味着它是一个指涉中国社会“真实性”的文化能指,更在于知识者围绕此一形象的思想阐释,能够激发出改变现实的“方向性”力量。

“成了当今阿Q的标准造像”——论赵延年的《阿Q正传》木刻连环画

赵延年作为中国版画界的一座高峰,永远值得被敬仰和被研究。赵延年的《阿Q正传》木刻连环画是中国版画发展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品。他精心为阿Q等人物造像,循着小说文本阿Q命运线索构想情节,形象地再现了鲁迅小说所关注的国民性弱点。在光与影、远与近、虚与实等方面,赵延年呈现出其解读文本的精益求精。在其重刻的11幅版画中,通过人物位置、画幅结构、人物拉近的更改,赵延年努力更准确地艺术再现鲁迅小说的思想和魅力。赵延年《阿Q正传》木刻连环画呈现出独具个性、富有力度的阳刚之美,塑造了瘦削、执拗、愚昧、卑劣的阿Q经典形象,达到了现实主义版画创作的高峰。

作为经典的《阿Q正传》——从文化维度看《阿Q正传》经典性之生成

小说经典性的生成,除要在文学共通性、艺术通感性上获得认同外,还需要在文化共通性上获得普遍的认可、认同和接受。尽管文化的观念和形态有所不同,但在人性的层面上,小说表现人性的复杂性,尤其是描写人性的弱点和变异(异化)的种种情态,就往往能够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和接受,进而促成经典性的生成。正是在文化维度和层面上,鲁迅的《阿Q正传》创作,完成了经典性生成的全过程,具有恒久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正信”的阿Q“精神胜利法”

阿Q的“精神胜利法”,蕴藏着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德行品质重建的重要问题。赵太爷所代表的旧乡绅和假洋鬼子所代表的新的知识阶层都缺少“正信”品质,而这恰构成了阿Q精神胜利的底气。这种状况与宋以来理学的发展历史,尤其与清紧密相关。清朝统治者将程朱理学作为统合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承接明制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乡村社会管理方式。经过有清一代的理学教化,“民”严守礼法,“士”言行分离。晚清西学东渐,留学生逐渐接替旧乡绅成为新的统治阶层,但依然延续着无法得到民的认同的老问题。作为经过教化、遵守礼法已成为主观无意识的底层农民阿Q,其言行严格按照圣经贤传,但内在观念与基本生存的矛盾,使其只得以“精神胜利法”来弥补两者间的裂隙。阿Q的言行分离和名实不符是被动的,与赵太爷代表的士阶层的“伪”不同。面对“士”“民”分离,如何发挥理学中“正信”的积极价值,从而有效吸纳消化外来文化,是百年新文学持续思考的重要问题。

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论《阿Q正传》的精神胜利法

《阿Q正传》对精神胜利法的否定反映出知识分子对改造国民精神工程的怀疑与动摇,体现出启蒙落潮后的精神危机。鲁迅用小说的方式回应这场精神危机,他让本无闻乡间的阿Q成为一时瞩目的被砍头者,然而对阿Q“假革命”的揭示也预示了知识分子继续寻求“真出路”的努力。对出路的重新探索彰显了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的心向转变,也体现出中国思想界从启蒙主义的自我认识过渡到富有革命精神的社会干预阶段转向。主题的变化导致文本结构和叙事策略的改变,鲁迅用精神胜利法的概括性弥合启蒙与被启蒙的界限,故而削弱了“看与被看”的平衡结构;为凸显对寻求出路的渴望,营造出“打破团圆”的召唤结构。《阿Q正传》发表百年之际,回顾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精神”到“精神自我改造”的变化轨迹,不仅有助于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思想界的变动,也有助于今天人文精神的复归。

写出人性的普遍的弱点——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插图研究

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插图,用以图释文的形式阐释和再现阿Q的形象与情境,对于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传布和经典化历程的推进,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20世纪30-40年代的插图,可以视为插图的尝试阶段,成为小说《阿Q正传》另一种副文本。新中国建立后,插图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趋向,无论是插图的美术类型,还是对于阿Q的造像,无论是写实,还是写意,都呈现出各具风采的追求。通过对鲁迅《阿Q正传》插图创作历程的研究,不难发现,认真研读文学文本是插图成功的基础,从现实生活中寻找素材是造像的灵感,注重人物造像的神韵是创作个性的根本。

从认知隐喻视角看汉语成语的翻译——以《阿Q正传》英译本为例

汉语成语被誉为语言的精华,它形式简练却寓意深刻,生动鲜明并彰显文采,但这也成为了汉语成语翻译的一大难点。本文从认知隐喻视角出发,对《阿Q正传》两个英译本中的汉语成语进行了研究,认为《阿Q正传》中的成语大体可分为非隐喻性成语和隐喻性成语。运用SDL Trados Studio2019软件建立《阿Q正传》两个译本的双语平行语料库并进行分析,发现二位译者在面对非隐喻性成语时,都使用直译的翻译策略,但在词汇的选择和语法形式的选用上有所不同;在面对隐喻性成语时,大都采用意译的翻译策略,但在具体意译的运用上又有所差别,可分为部分意译以及直译加意译。

叙事策略与文学效果——重读鲁迅的《阿Q正传》

如何解读阿Q的人物形象是贯穿现代中国思想史的问题。本文通过对鲁迅《阿Q正传》的精读,阐明阿Q本是具有欲望与本能的生命存在,对阿Q的描写源于作者同情与怜悯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一叙事策略。在探讨阿Q突破“精神胜利法”的可能性时,论证其并非源于文本中所描述的阿Q人格,而是出自作者的叙事策略在文本和读者之间产生的文学效果。阿Q作为具有欲望与本能的生命存在,如果对他的刻画能够突破“精神胜利法”,这并不是因为阿Q在文本中的觉醒,而是源于读者在文本之外的觉醒。尤其是阿Q因对死亡感到恐惧的本能觉悟而呐喊“救命……”的内心独白,与作者的声音正好重合,而如何拯救“灵魂被咬”阿Q的精神觉醒则留给了读者。总之,由于作者的叙事策略在文本与读者之间产生了文学效果,从而使《阿Q正传》的文本具备了突破“精神胜利法”的可能性。

《阿Q正传》中的法律问题与涉法书写

鲁迅《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涉法文学的代表作。《阿Q正传》通过塑造阿Q作为施害者、受害者、起意者、目击者、言说者的涉案人物形象,营建“施害与受害”的多维关系,表现出人在多重法律问题下的艰难困境。通过透视未庄作为法律场域的内在机理,小说揭示出传统司法文化对现代法律变革的异化影响,指出“化现代”式司法变革的问题所在。鲁迅对法律问题的复杂态度与其本人的法律体验密切相关,《阿Q正传》以彰显主体精神、关心具体的人、杂语交织的文学之声,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法律路径进行反思、弥补和超越。

语言与物质:阿Q的生活世界

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不是某种“性质”——国民性抑或革命性——的载体,而是展现了一个独特的生活世界。最底层的个体生命阿Q,一面为既有的语言表达系统所建构、规训,并成为这个系统的维护者与实践者;一面又被这个系统塑造成了一个全然的“他者”,而遭到这个系统的驱逐乃至清除。在这个系统中,作为“他者”,阿Q与性、姓氏、名字相关联的基本欲望、权利与位置得不到认可与保护,这个系统却步步紧逼向阿Q合围过来,阿Q的身体与精神受到无以复加的摧残。阿Q与外部世界一直维持着物质与物欲上的联结,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是面对来自身外之物的围困与攻击,所采取的一种极端扭曲的语言表达活动。

《阿Q正传》日译本的历史回顾与探讨——以藤井省三的新译本为中心

《阿Q正传》日译本自1929年在『グロテスク』上刊登以来,至今已有17位译者,90多种版本,大部分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其中最广为普及的是竹内好的两种“岩波文库”本。在此基础上,藤井省三于2009年出版了“古典新译文库”本《故乡/阿Q正传》。在其自跋中藤井省三评价以往的译作,尤其是竹内好的翻译,通过采取“归化”的译法,使译文比鲁迅原文更为“精简而干脆”,具有“本土化”的翻译风格。而藤井省三则采用了“异化”的译法,旨在遵循鲁迅原文的长句法,“传达其心灵深处的苦恼”,达成译文的“鲁迅化”风格。藤井省三在鲁迅作品的翻译上提出了新的方法论和新的译本,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提出了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也是他的“新译本”对鲁迅作品日译历史的贡献。

语料库驱动下的译者风格研究——以《阿Q正传》两英译本为例

基于自建小型语料库,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整体可读性、词汇和句子3个层面对梁社乾与蓝诗玲英译《阿Q正传》两译本进行考察。从译者个体差异、翻译目的和时代变化3个角度对译者风格成因进行了分析。发现:蓝诗玲译本词汇丰富度高于梁社亁译本;蓝诗玲译本整体阅读难度大于梁社亁译本,梁社亁译本平均句长大于蓝诗玲译本。整体而言,梁社亁译本风格简单全面,忠实质朴;蓝诗玲译本风格精致简洁,流畅易读。

南洋“阿Q”的再发现--以尤晨《阿O正传》(1948)为中心

近代南洋华人对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重写,诞生了诸多南洋“阿Q”的文学形象,与原作形成独特的跨文化互文,并成为一种经典重写的文学传统。借助南洋华文报刊的梳理发现,1947年唐克的《阿Q活在南洋》、1948年尤晨的《阿O正传》与小农的《阿Q与孔乙己会面记》,均早于目前学界认为的南洋“阿Q”重写的最早版本1950的《阿O传》,特别是尤晨的《阿O正传》,与鲁迅、塞万提斯的经典形成一种中西文学的双向互文。这种双向戏仿策略的运用,在二战后南洋殖民地的文学书写中,既重写了鲁迅原作的革命话语与权力关系,又以逆写殖民视角批判了西方人文主义的普适价值。因此,通过对南洋“阿Q”文学新文本的考察,勾勒出南洋华人在文化认同转型中对“中国性”的追寻,与此后南洋“阿Q”重写谱系的去政治化形成历史性的对照。

阿Q的“解放”与启蒙的“颠倒”——重读《阿Q正传》

以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的分析为出发点,重读《阿Q正传》。可以看到:小说关于"阿Q姓什么"的讨论,构成了"作者"为阿Q"做正传"的起点;关于"阿Q想姓赵,赵老太爷却不让他姓赵"的叙述,构成了阿Q整个生命故事的起点;然而更重要的是,倘若把《阿Q正传》视为鲁迅对"辛亥革命"最深刻的反思,那么他就通过对"阿Q姓什么"的讨论和对"赵老太爷不准阿Q姓赵"的叙述,将"乡里空间"的崩溃作为反思"辛亥革命"的起点。这样来解读《阿Q正传》,并非要证明鲁迅先知先觉般地反驳了从"乡里空间"到"各省之力"的"辛亥革命新论",而是要揭示出他深刻地预见了"乡里空间"崩溃所带来的悲剧性与革命性并重的后果,也就是从原来似乎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的宗法制社会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放逐出、驱赶出一批又一批"阿Q"式的人物,他们就像一群又一群游荡在荒野上的孤魂野鬼,从而使得阿Q的"解放"构成了重新理解"启蒙"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