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NJ协定下划区管理工具机制对中国的法律影响及应对

BBNJ协定规定了作为其重要内容之一的划区管理工具的建立和实施机制。该机制主要从划区管理工具与其他机制下相关措施的关系、体制安排以及实施机制这三个方面做出了安排。这些安排中有一部分(如“不损害”的要求)符合中国的立场和主张,但也有一部分安排(如决策机制)对中国有一定的潜在不利影响。如果中国选择缔结该协定,则需要在充分利用协定中符合中国立场的有关安排的基础上,采取策略去规避BBNJ协定下划区管理工具机制对中国的潜在不利影响。如果中国选择暂不缔结BBNJ协定,则应警惕该协定划区管理工具机制对中国可能的间接影响。

论我国海洋法律制度与BBNJ协定接轨的理论分析与具体路径

随着BBNJ协定的谈判通过,其获得越来越多国家(地区)的签署,生效之日指日可待。基于条约必须信守原则、BBNJ协定对国际海洋管理的重要影响以及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现实需要,我国海洋法治与BBNJ协定接轨十分必要。从理论层面分析,要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作为指导思想,将促进接轨作为我国涉外法治建设的重点内容,将调整我国海洋法治的宏观立法原则作为促进接轨的立法基础。从具体实现路径来说,建议中国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方面入手,一是在立法上加快海洋基本法的立法工作,修订现行海洋相关法律以与BBNJ协定相适应;二是在执法上优化行政执法机构的职能,以便与BBNJ协定的要求相连贯,确保国际规则有效实施;三是在司法上鼓励法院在判决中引用BBNJ协定,以法律判决促进国际条约的适用。

BBNJ协定中的“不损害”释义及其法律模式

“不损害”的法律要求随着BBNJ协定立法进程的启动而出现,具体来自于BBNJ立法过程中的两份联合国大会决议。这一要求贯穿BBNJ立法全过程,所有版本的协定案文都载有“不损害”条款。该条款借鉴并丰富了《鱼类种群协定》中“不损害”的内涵,但在法律模式部分并未采用《鱼类种群协定》的“不妨害”模式,导致不能对其仅进行狭义解释。在“碎片化”背景下,“不损害”的法律意涵应当在“协调性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广义和狭义之间的折中解释,包含了促进和改善的内涵。BBNJ协定的具体机制安排也致力于实现“不损害”的法律意涵从而达成分散的治理框架体系化及促进全球协调合作。

BBNJ协定海洋遗传资源货币惠益分享制度:建构逻辑、不足与完善

MGRs货币惠益分享制度是BBNJ协定治理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但各方无法在政府间谈判中达成一致意见,遂以发达国家强制性年度缴款延后具体规则的构建。BBNJ协定既未从规则层面回应发达国家对于MGRs货币惠益分享制度构建必要性的质疑,亦未为公正分享资源所衍生经济利益提供制度解决方案。为消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平衡MGRs货币惠益分享与激励科研创新的关系,宜要求开发者在商业利用阶段履行货币惠益分享义务,将1%左右MGRs研发商品销售净利润作为货币惠益的具体类型。同时,国际社会应当通过鼓励自愿捐款、建立MGRs强制性来源披露制度、明确MGRs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法律属性解决制约货币惠益分享具体规则成立与实施的因素。

BBNJ协定中海洋空间治理规则的适用与中国应对

海洋划区管理是对海洋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和整体安排部署的空间治理活动。其中,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规则已在国际规则层面达成共识,呈现于BBNJ协定这一人类对新疆域全球治理的最新成果中。梳理当前BBNJ协定中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规则的主要内容,能够分析出该规则目前的缺陷以及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内容,从而预测BBNJ协定可能给各缔约方带来的适用挑战。中国作为发展中的海洋大国,在未来BBNJ协定正式生效后,应于批准协定前和批准协定后两个阶段做好履约准备:一方面,中国在批准BBNJ协定之前,可以通过发布解释性声明的方式对BBNJ协定划区管理工具规则部分的相关规定作出解释,并进一步完善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中国批准BBNJ协定之后有必要积极参与科学和技术机构建设和程序性规范制定,发挥中国主导构建的蓝色伙伴关系的作用,通过与其他缔约方的嗣后实践促进BBNJ协定中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规则的善用。

BBNJ协定划区管理工具适用区域条款解释研究

BBNJ协定划区管理工具适用区域条款的表述是谈判各方故意模糊的一种结果。模糊化的适用区域条款在现行国际法规定的条约解释方法之下无法得出是否适用于基于岛屿(礁)主权或属性争端的争议海域的唯一结论,但仍可以依据条约的解释方法得出一个折中而又最合理的解释:适用区域条款是对各争议方对争议海域问题担忧的回应,同时促使争议各方自行以协商等和平方式决定划区管理工具是否适用于争议海域,并在适用情形下设立了禁止国家越权行为的规则。我国应当在争议海域以“和策略”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批准BBNJ协定时作出声明,并以嵌入“南海行为准则”及协商等方式解决划区管理工具在争议海域的适用问题以维护我国正当的海洋权益。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BBNJ协定的实践困境及中国因应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协定》(以下简称“BBNJ协定”)的通过是国际社会探索海洋治理新方案的一项重要活动,亦是海洋法领域的重要立法进程。BBNJ协定虽然已经正式对外开放签署,但由于各缔约方之间存在利益关系羁绊、执行机制差异等矛盾,在协定的后续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国作为新时代负责任的海洋大国和BBNJ协定的缔约方之一,将一以贯之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BBNJ协定的合作共识,深化BBNJ协定的多边合作,增强海洋领域的“中国声音”,推动BBNJ协定的有效落实。

BBNJ谈判中公海保护区议题的困境与中国对策

随着人类远航能力增强及捕捞技术提高,一些脆弱的海洋区域因环境破坏产生的连锁反应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谈判中,试图设立公海保护区来约束海洋敏感地区的活动。各国对海洋开发主张各异,部分海洋强国希望维护原有的海洋秩序,借助技术优势获得海洋资源。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家,应在BBNJ谈判中扮演积极角色,为世界海洋格局向可持续方向发展做出努力。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BBNJ国际协定及中国应对

BBNJ国际协定是现代海洋法的最新制度进展,在该协定的后续生效过程中有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来凝聚国际共识的现实需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丰富的内在含义,从BBNJ国际协定的海洋遗传资源及其惠益分享问题、划区管理工具措施、环境影响评估以及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四个核心议题出发进行分析,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与BBNJ国际协定有着共同的理念基础。在直面现有海洋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后,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思想来促进我国海洋法治与BBNJ国际协定的接轨。

BBNJ协定下海洋保护区的困境突破与重构

BBNJ协定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框架下的首个涉及海洋保护区划区管理工具的公约,强化现有区域性组织协定的规则效力与合法性,重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合作原则,反映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趋势,为海洋保护区发展困境提供突破性指引。海洋保护区是保护海洋环境的有效工具,BBNJ协定通过增强多方合作,完善监测机制、提高透明度,补强海洋保护区的法律地位,达到环境保护治理效果。

BBNJ谈判中的“notundermine”内涵研究

BBNJ谈判历经四次筹备委员会会议和五次政府间会议,在涉及BBNJ协定与“相关法律文书和框架以及相关全球、区域、次区域和部门机构”的关系时,“not undermine”已成为BBNJ协定创制过程中的基本要求。“not undermine”的内涵对于阐明BBNJ协定与相关法律文书、框架和机构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在内涵上具有高度模糊性。在谈判中,各国对其具体内涵争议不断。从BBNJ谈判案文内容、谈判走向和相关国际规则执行现状等角度分析,“not undermine”至少应当包含“以BBNJ协定为中心”“尊重相关法律文书、框架和机构,并在必要时进行补充、加强”“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一致性和协调性”三方面内涵。BBNJ协定中“not undermine”的落实也意味着新一轮国际海洋治理体系的变革,我国既要把握机遇,参与国际造法进程,也要及时做好国内因应。

BBNJ国际协定谈判中的主要争议点及各方立场评析

BBNJ国际协定谈判耗时悠久,历经6次政府间会议,已于2023年3月达成一致。尽管目前各方在多数条款上已经协商一致,但仍在少数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各方在谈判中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美国等发达国家希望维持技术和经济优势,欧盟及其成员国试图推行环境保护与先进经验,以及非洲集团等多数发展中国家强调公平性与特殊需求表达。不同的立场带来新旧机制协调困难、标准不统一、适用规则冲突、各议题谈判进展不平衡等方面的挑战,导致达成有效协定受阻。一方面,核心利益差距仍需时间弥合;另一方面,共识有望随进一步的协商而逐渐增多。对此,需要积极参与BBNJ国际事务与合理发声,寻找BBNJ议题盟友,开展后续履约问题的预案研究。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BBNJ协定谈判研究

国际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四种方式在BBNJ协定谈判中提起案文建议,分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单独提起、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联合提起、国际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联合提起和与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提起。在BBNJ协定谈判的不同阶段,国际非政府组织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参与特征,并在其中扮演着“资助方”“宣传方”和“协调方”的角色。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BBNJ协定谈判仍存在法律地位不明确、影响力有限、中立性不足等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决。中国应当坚持包容、开放的立场,鼓励更多为全球海洋治理问题发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协定谈判。双方也可通过在谈判目标上达成理念共识、在观点表达上寻求共同立场、在案文确定上保持内容一致等方式在国际协定谈判中展开合作。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现代海洋法的发展--以“BBNJ国际协定”的制订为视角

“BBNJ国际协定”是现代海洋法的最新制度进展,在该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凝聚国际共识的现实需要。从利益、价值和责任三个维度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现代海洋法中具备理论根基;从“BBNJ国际协定”的海洋遗传资源及其惠益分享问题、划区管理工具措施、环境影响评估以及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四个核心议题出发进行分析,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纳入“BBNJ国际协定”具备制度基础。在直面现有海洋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思想来凝聚国际共识,从而构建具有良法属性的“BBNJ国际协定”。

论BBNJ国际协定中的传统知识权利主体问题

目前,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简称“BBNJ”)国际协定的立法进程已经进入关键阶段,谈判各方对于传统知识权利主体的讨论存在单一权利主体模式和多元权利主体模式两种主要观点。前者认为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是传统知识的唯一权利主体,后者则认为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不仅限于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还应当包括国家及其他个人或实体。研究表明,多元权利主体模式不仅能够满足主体适格性标准和主体确定性标准,还能够涵盖各国立法例中的传统知识权利主体类型,并符合国际立法实践的发展趋势,是较为适合BBNJ国际协定的选择方案。在制度运作中,传统知识归属于持有者应是普遍适用的一般原则,直接归属于传统知识所在国仅为特殊情形下适用的例外。作为负责任的海洋大国,中国应当通过阐明自身关于传统知识权利主体问题的立场和理据、加强与BBNJ相关传统知识的信息采集与研究工作、完善与传统知识相关国内法等方式应对BBNJ国际协定谈判中的传统知识权利主体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和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评BBNJ协定下建立划区管理工具的国际合作与协调

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是BBNJ协定“一揽子”事项的重要内容。其中,建立令人满意的BBNJ协定与“相关法律文书和框架以及相关全球、区域、次区域和领域机构”(IFBs)的合作与协调机制是谈判和最终协定的核心和关键所在。最终协定以规定缔约方大会在建立划区管理工具及采取相关措施方面的职权为主要方式,努力平衡BBNJ协定与IFBs之间的权限范围,并为二者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搭建框架机制,同时规定缔约方大会作出的建立划区管理工具及采取相关措施的决定不应损害IFBs。总体上,BBNJ协定所确定的建立划区管理工具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仍是框架式的,具体如何开展以及成效如何,还有待BBNJ协定生效后的实践。BBNJ协定建立的科学和技术机构的能力建设令人担忧,这些科学和技术机构与更为专业的区域或领域机构相比不具优势。既是BBNJ协定缔约方、又是IFBs成员的国家可以在国际合作与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建议我国深度参与划区管理工具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尤其要积极参与BBNJ协定和IFBs的科学技术工作,高度重视并加大BBNJ协定生效后对未决事项的议定参与度,积极推动BBNJ协定缔约方大会的决策按照协商一致的原则作出。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BBNJ国际协定及中国应对

BBNJ国际协定的制定和实施将对现有国际海洋秩序和国家安全利益产生重要影响。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百年来我们党的国家安全思想不断自我总结、修正、完善的结果,是观察世界的方式,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BBNJ国际协定中涉及和平目的、地理范围和航行自由、制度相互作用与平衡、海洋基因资源等国家安全要素。我国作为海洋大国,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推动BBNJ国际协定的谈判和实施;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政治责任,提升海上安全风险治理专业化能力,建立常态化、多学科、专家集体、行政决策机制,建立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库,并从法治的各个环节健全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从而全面提高国家软实力,在承担保护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生物多样性责任的同时,积极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海洋权益。

BBNJ协定中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规范的适用——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中国因应

BBNJ协定是国际社会在国际法层面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这一国际公域治理的最新成果。其中,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部分旨在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包容、公平和有效的各项合作,帮助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BBNJ协定的各项目标。然而,该部分在制度安排上存在一定妥协性,很可能为后续公平公正的法律适用埋下隐患。如何以重要的全球海洋治理实践为示范,以期对BBNJ协定其他缔约方的后续履约产生引领作用,值得深入探究。海洋大国对BBNJ协定中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部分的实践,能够为其他缔约方的积极履约率先垂范。中国作为发展中的海洋大国,已经站在全球海洋治理的舞台中央,中国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BBNJ协定下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部分的宗旨与原则不谋而合,在BBNJ协定的谈判历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传递中国声音的理念载体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中国应继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思想,直面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部分的法律适用挑战,并通过国家实践对该部分的法律适用发挥示范作用,落实公平正义的国际海洋秩序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目标,携手构建全球海洋治理新格局。

BBNJ协定中的“适当顾及”及我国之应对方案

“适当顾及”在最新的BBNJ协定草案中规定在第7条、第9条、第19条和第45条之中,在IGC4和IGC5磋商中也被多个国家从不同角度提及。可将“适当顾及”在BBNJ协定中的立法目的凝练为:促进国际合作、照顾特殊国家利益需求、平衡沿海国和其他国家权益冲突。结合我国地理不利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我国应在BBNJ谈判中构建“生态连通性”连接点,以“生态利害相关国”身份通过推动“适当顾及”程序化,并强调对发展中国家、地理不利国等特殊国家利益诉求的维护。我国还应积极加入相关国际组织,通过国际组织制定的划区管理工具体现我国利益,再通过适当顾及原则的适用间接维护我国利益。

《BBNJ协定》争端解决机制评析:自愿、强制抑或另一视角?

争端解决条款是《BBNJ协定》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以1995年《鱼类种群协定》为蓝本,参考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如果从争端解决机制“强制性—自愿性”的对抗性视角看,尽管存在一定限制,《BBNJ协定》第60条仍然强调了强制性法律程序,特别是强制仲裁的核心地位,理论上可能推动当前海洋法司法仲裁实践中强制性管辖权的进一步扩张。该协定还首次纳入对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意见的规定,这可能对法庭和各国态度产生重要影响,但这是否会成为强制性程序扩张的新路径,仍有待观察。同时,该协定对防止争端制度的规定可能超越“强制性—自愿性”二元对立的传统思路,为我们提供另一种争端处理的视角。对此,我国可考虑针对有关条款严谨设计法律声明,并积极发展防止争端机制,以求更好地处理争端和避免滥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