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仲裁中CISG适用之进路探析

CISG在兼具司法性与契约性特征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存在多元化的适用路径。在当事人合意选择准据法的情形下,当事人能在相关规则允许选择非国家法时直接约定适用CISG,且此种选择的性质是作为实体问题的准据法还是作为当事人约定并入合同将对CISG的适用效力产生影响。在当事人未合意选择准据法的情形下,仲裁庭是否有义务适用CISG取决于对仲裁性质的认识,在主流的混合理论下,仲裁庭可能存在适用CISG的义务,但义务来源于对当事人合意的服从而非CISG缔约国之义务。此外,在主流的混合理论下,当事人未选择准据法时,仲裁庭宜通过间接适用路径援引CISG,同时应尊重实体争议准据法所属国对CISG第1(1)(b)条的保留。

CISG中的减损规则研究

作为规范国际商事货物买卖的核心公约,《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即CISG,在第77条规定了减损规则的内容。减损规则指导非违约方在违约事实发生后需采取措施将损失降至最低,在非违约方不公正的扩大损失的情形下限制其应得赔偿的范围,在国际商事贸易中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CISG第77条进行解读,从中分析出减损规则的性质与适用价值。随后本文阐述了具体减损措施的合理性判断标准,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进行了讨论,试图归纳出一个合理有效的判断标准。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将结合我国立法的相关规定,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期望在《民法典》背景下从CISG的角度对减损规则在我国的适用提供一种思路。

论CISG中商事惯例默示同意的适用标准

CISG第9条第2款中的商事惯例在性质上不同于国际习惯,惯例不是国际法渊源,不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主观论认为,商事惯例的约束力来源于双方当事人对于适用这一惯例规则的一致同意。商事惯例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其效力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适用,即使这种合意是“默示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制定CISG第9条第2款时也意图将主观论标准纳入其中。默示同意也是一种意思表示,默示不等于沉默,是以是当事人通过间接的、需要加以解释方可确定的方式而为的合意。判断一项商事惯例是否构成CISG中的默示同意,需要考虑双方当事人的交易次数和交易情况、双方当事人时候是否达成合意。当双方当事人悬而未决是否适用惯例时,应当采取谨慎态度不轻易视为默示同意。

CISG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统一适用研究

CISG自2022年12月1日起在香港地区适用,但尚不能在澳门地区适用。本文选取律商网(lexiscn)数据库公布的中国法院涉及CISG的45份二审判决书显示,CISG在中国法院裁判实践中仍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况,这增加了商事主体在跨境贸易中的法律成本。本文梳理CISG在粤港澳大湾区适用的规则并进行理论分析后得知,对于促进CISG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统一适用,可采取以下对策:以CISG在香港地区适用的实践推动CISG尽快在澳门地区的适用;优化CISG适用的程序法环境;定期评估CISG的适用效果;培养法律共同体接受并正确适用CISG。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适用规则探究--基于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适用规则分析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私法成果之一,已经成为国际货物交易的共同法律语言。我国是该公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然而由于CISG的任意性特征以及其适用规则的复杂性,我国裁判机构在对CISG的适用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理解偏差。本文以“CISG的法律适用”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解读CISG的适用规则,系统梳理CISG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适用情形,分析与总结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的判定思路,以期对CISG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统一理解与适用起到一定的指引作用,减少我国对外贸易纠纷处理中的法律障碍,从而更好地保障中外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维系国际贸易的稳固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论理解释在CISG解释中的应用新论

数字经济时代,变量增多引发的“不确定性”与大数据消除“不确定性”之间的辩证逻辑关系为解决CISG解释和适用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带来了重要启示。文章选取律商网数据库公布的我国法院涉及CISG的45个二审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论理解释在CISG解释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体系解释适用的顺序存在偏差,外国判例法在CISG解释中的运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等,阻却了CISG的统一适用。结合数字经济时代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的逻辑起点,应尝试厘清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稳固文义解释的优先地位、同时控制综合运用论理解释的比例。基于体系解释的客观倾向,建议提升体系解释在论理解释中的地位,为实现CISG的国际性和解释统一性,还应充分借鉴外国判例法。

当前形势下《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基于CISG第79条第一款的解析

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是判定新冠疫情是否属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第79条第一款被免责的“障碍”,法院在碰到因疫情产生的合同纠纷应如何处理。

CISG第39条第1款在德国的适用与解释

CISG是合同的国际统一法,也需要在缔约各国统一适用。本文盘点和归纳迄今为止德国法院运用和解释CISG第39条第1款的司法实践,在此基础上提出德国的司法实践对CISG的统一适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57条和第158条所带来的启示。

论CISG对国内法的渗透现象——基于国别视角的考察

CISG作为最重要的国际商业条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因此,该条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向国内法渗透。渗透之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国家在实体立法的过程中直接移植条约的规定;二是在司法过程中超越适用范围来适用条约以修正和解释国内法。相比之下,通过后者来移植国际法规则成本更低且效果更好。

论CISG的根本违约制度

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25条兼采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有关规定,从基本标准和约束性条件两个方面来规定根本违约制度,并将根本违约划分为预期根本违约、拒绝履行或履行不能、迟延履行和不适当履行等四种情形。《公约》对根本违约所规定的"约束性条件"并不排斥对违约后果严重性的要求,条款用语具有合理性,成功地兼顾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规定。

自贸试验区法院适用CISG的分歧及对策

从实证研究角度看,四大自贸试验区法院在适用CISG问题上分歧较大,各种类型的适用情形都存在,不仅导致法律适用的不统一,而且不利于构建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适用CISG的分歧原因在于对CISG适用规则的认识不足、国内法律供给不足以及对CISG的熟悉程度不足。为增强自贸试验区法院在准确适用国际条约方面起到的表率作用,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方式,要求或引导自贸试验区法院准确、统一适用CISG。此外,加大培养精通国际经贸规则的高层次法律人才是增加CISG适用的基础性条件。

CISG下智能合约的适用问题研究——区块链技术的法律限界

不同于传统合同的表现形式,智能合约完全以程序编码形式表示,其执行环节脱离缔约方由代码(CODE)控制,因此讨论智能合约缔结时的法律问题尤为重要。智能合约体现了区块链的去中心化、透明性、可追溯性、即时性和不可撤销性等特征,在现代数字交易中产生积极作用。本文以国际法视角,立足于国际商事合同领域适用最为广泛的统一实体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讨论智能合约在当前法律制度下,特别是在CISG下的对接及适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智能合约所体现的区块链技术的制度成本及法律限界。从合同构成看,完全以代码形式表现的智能合约能够满足CISG项下要求的要约和承诺条件。从CISG的立法目的出发,智能合约的应用能够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国际商事发展,以智能合约方式形成的国际商事交易能够适用CISG,智能合约在CISG项下合法有效。然而在现有实践亦可以看到,智能合约在交易中普遍适用尚存在若干法律规制,法律成本较高,智能合约尚不能无条件广泛适用于国际商事交易。

1980年CISG在成员国的适用与解释国际研讨会综述

目次一、CISG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二、CISG的具体制度与条款评析三、CISG在中国法院与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四、CISG与相关法律文件的比较五、其他2007年10月13日至14日,"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国际贸易法的统一模式与CISG的历史地位

本文从国际贸易法的统一模式探讨CISG的历史地位问题。国际贸易法统一运动已经持续一个世纪,CISG是其最高成就之一。国际贸易法的统一模式有世界法统一模式、万民法统一模式和示范法模式3种,其中,万民法统一模式类似于古代罗马万民法的状态,是当今国际贸易法统一的最有成效的模式。CISG在国际贸易法统一中正是处于万民法统一模式,是因为世界法统一模式太超前,示范法模式太保守。正因为CISG恰到好处地采用了万民法统一模式,使其在国际贸易法统一过程中成效极大,具有其历史地位,应予以正确评价。

突发性重大传染病疫情下CISG第79条的适用及其启示

理论上,突发性重大传染病疫情(以下简称“重大疫情”)构成不可抗力。但是在实践中很难一概而论。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如果合同免责条款并未明确重大疫情属于免责事由,则需要根据合同准据法具体认定。以CISG为例,重大疫情并不必然属于第79条被免责的“障碍”。但尽管如此,CISG在处理涉重大疫情违约纠纷方面具有制度性优势。其一元规范模式、第三人原因免责制度、多元化救济方式等,既能很好适应疫情的复杂性,也有利于实现个案正义。对此,建议中国企业在签订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时,选择CISG作为准据法,谨慎设置不可抗力条款、纳入再谈判条款,建立长效重大疫情违约应对机制,以提高援引CISG免除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可能性。中国法院在处理涉重大疫情违约纠纷时,也应借鉴公约思路一体化应用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制度、严格适用CISG免责制度并且灵活运用救济手段,合理化解纠纷。

论CISG损害赔偿制度中的可预见要求

按照CISG规则,可预见作为损害赔偿的成立要件,可预见主体仅限于违约方。在预见性判断上则采用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实践中通常具体化为实际认识和推定认识。实际认识以个案中的信息披露为依据;推定认识则相对复杂,会受到违约方的商业经验、对受损害方的商业活动的了解、对货物的了解和贸易惯例等因素的影响。可预见的对象包括损失类别和损失程度,而所有的预见一般应以缔约时间为准,对缔约后修改的合同或长期合同,则以修改时间或具体交易的订立时间为准。

论CISG项下习惯做法的内涵及其认定

CISG公约规定了习惯做法的效力,但并没有明确其含义,带来了法律适用上的困难。解读其他有关国际国内法律条款及相关的法律评释,可知习惯做法是指对当事人双方先前的特定交易或特定种类交易所可能达成共识的行为。习惯做法的认定应该是在遵循意思自治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案情重点考虑行为次数与合理预期两个关键要素,以实现习惯做法规范的本意,避免习惯做法的滥用或误用,维护交易的效率和正义,保护善意的交易当事人。

CISG第48条卖方补救权研究

买卖合同各方当事人均应严格按合同及法律之规定履行各自义务。一旦卖方未能按合同及法律规定履行义务,买方有权追究卖方违约责任。然而,基于诚信原则、鼓励交易与合同维持等精神,CISG赋予卖方在不履行时补救其履行的权利。但为维持买卖双方利益之平衡,CISG根据法定补救权与意定补救权之不同而分别设定了行使条件。在卖方补救不履行期间,买方有权中止履行对应义务,但不得行使与卖方补救权相悖之救济措施。补救期限内卖方未能补救违约的,买方可行使法律所规定之救济措施。补救期限内即使卖方已做出补救,也不影响买方就其所遭受之损失请求损害赔偿。买方非法拒绝卖方补救时,买方丧失相应法律救济权利。当卖方补救权与买方合同解除权、实际履行请求权及宽限期通知制度相冲突时,哪一种权利优先应视法定补救权与意定补救权之不同而定。

“分期装运”条款辨析——基于CISG与UCP600的相关条款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和国际贸易传统教学中关于部分装运(partial shipment)和分期装运(instalment shipment)条款的理解和执行比较模糊,甚至将二者等同,对CISG与UCP关于二者的规定不加辨析或辨析不清。这样会导致较多关于分批装运纠纷和争议的案例发生。究其原因与对英文版贸易惯例规则关于分期装运的理解和翻译的模糊有关,也与没有对《联合国货物买卖合同公约》(CISG)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关于分期装运规定的异同加以仔细辨别有关。

CISG在中国适用的方法论思辨

CISG(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自1988年生效以来,走过了23年历程。我国作为该公约的最早的缔约国之一,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在审理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纠纷中对凡具备公约适用条件的案件,均直接适用,但适用该公约的方法存在一定差异性。反思这些问题,我国有必要通过宪法明确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其法律效力,以便在我国国内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