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白马篇》创作时间再思考

五言诗《白马篇》是表现曹植理想的代表性诗歌,这首诗通过描写骁勇善战、忠贞报国的游侠儿英雄形象,寄寓了诗人“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的强烈渴望。联系曹植的生平及创作经历,以曹丕称帝(220年)为界,明显分为前期、后期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前期作品主要抒发理想与抱负,后期作品主要倾诉自己的不幸遭遇及被压抑的苦闷。因此,《白马篇》就被认为是曹植前期的作品,这是不够恰当的。曹植生活的后期,特别是曹叡统治时期,他的诗文并不仅仅表现苦闷与悲愤,同样具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如《杂诗》及《求自试表》等。同时,《白马篇》所反映的匈奴、鲜卑叛乱的时间也大致在魏明帝太和四、五年(230-231年)。所以,《白马篇》应为曹植后期的作品。

曹植《远游篇》创作年代新探

《远游篇》是汉魏著名诗人曹植的五言诗,创作年代不详,且至今未有定论。对《远游篇》具体创作年代,或简而概之认为是曹植人生后期作品,但对诗人在黄初与太和年间的差异状态不予区分,更多的则是避而不谈。联系作者生平,细究作者心理,通过文本互证可知,《远游篇》创作年代可确定于黄初中后期。

论曹植诗歌的悲情意蕴

曹植特殊的生活经历使他的诗歌中呈现着丰富的悲情意蕴。其诗有家国之悲,多描写百姓的悲惨遭遇,并且对奸佞小人和不思进取、荒淫无道的统治阶层发出悲歌。其诗有身世之悲,着眼于自身遭际,在诗歌中抒发生命无常的无奈、君臣相离的痛苦、有志不能伸的悲愤和四处漂泊的伤痛。其诗有离别之悲,曹植真诚的天性使他在诗歌中抒发与亲友、故乡离别的悲伤。曹诗以其丰富的悲情内容,影响着魏晋以后的历代诗人。

乐中写悲——曹植《登台赋》中的悲情描写

曹植《登台赋》中“悲鸣”一词的出现是对汉代盛行的“以悲为美”悲美意识的继承与自觉实践。此处的“悲鸣”并非真悲,而是乐事乐情书写中为表现主题的一种自然技巧的运用,这种不含情绪转变的悲情描写属于悲美意识发展到第三阶段的更自觉的应用。本赋中悲美意识的呈现使作品主题更加突出,进而使情感得到进一步彰显。

论建安二十二年:曹植的人生转折——兼析《美女篇》、《蝉赋》、《节游赋》

从建安十九年到二十一年,是曹植一生的顶峰,也是曹植一生最为快乐的时光,在这个时期,他在政治事业和情爱人生的两个领域,都达到了一生的顶点。但建安二十二年,对于曹植来说,是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曹丕在建安二十二年十月被确立为太子,兄弟之间的太子之争,以曹植失败而告终。但与此同时,曹植却焕发出了巨大的写作才华,写作了大量涉及甄氏的诗文作品,主要有《节游赋》、《西北有高楼》,以及后来回忆所作的《妾薄命》等。按照时间次序依次辨析,从而考证出(一)《美女篇》与《陌上桑》:曹植的欢乐;(二)《蝉赋》:曹植的反省;(三)《节游赋》:曹植的节制。即从文本出发,再次论证了曹植一生重要的转折——建安二十二年发生的重要原因。

略论曹植思想的变迁

曹植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本文分建安、黄初、太和三期来考察曹植的经历和诗文,从而勾勒出曹植思想的轮廓。本文认为,曹植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但儒与道特别是儒家思想在曹植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说贯穿其思想的始终。

“情兼雅怨”的内涵与曹植诗的“集大成”地位

钟嵘《诗品》对曹植评价最崇高,其中"情兼雅怨"一句,诸家有歧解。作者认为:"情兼雅怨"之"雅",是指《小雅》及其所代表的风格,"怨"是指《楚辞》及其所代表的风格。钟嵘认为五言诗有《国风》《小雅》和《楚辞》三源,曹植诗源出于《国风》,同时兼备《小雅》和《楚辞》的特点,故而最高。这一看法实质上初步确立了曹植诗的"集大成"地位,并得到后世批评家的认可和完善。只是到宋代以后,曹植的诗名和地位骤降,"集大成"的桂冠被杜甫专有。但曹植对于诗歌,从题材到技法、从风格到体式都能集众家之长而又有多方面开拓,从而成为中国诗史上第一位集先秦汉魏诗之大成的诗人,他和杜甫是中国诗史上仅有的两位具有"集大成"地位的诗人。

析魏明帝禁浮华

汉晋时“浮华”一词因使用场合不同而有多种含义 ,可以指奢靡 ,不守章句礼仪 ,有名无实及轻薄放纵的社会风气 ,也可以指朋党。魏明帝太和年间禁浮华则主要是从政治着眼 ,其真实意义在于严禁朋党。魏明帝本人虽口吃少言 ,却颇有大略 ,特好法理 ,习于军事 ,且又雄心勃勃想要完成统一大业 ,因此对于桀骜不驯、恃才傲物的当时名士颇为厌恶。太和二年的未遂政变 ,使明帝强烈感受到了叔父曹植的政治压力 ,由此直接导致了禁浮华的一系列举措。曹植在明帝继位时仍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 ,并且与当时名士在很多方面都有相通之处 ,极有可能结为朋党 ,成为政治隐患。因此 ,魏明帝禁浮华主要是针对曹植的 ,曹植死后 。

主题史和心态史上的曹植

从主题史和心态史的角度来看曹植,就会发现中国诗歌的许多基本主题都萌生在他的诗中,忧讥畏谗,感士不遇,虚度青春的焦虑和建立功名的渴望交织在一起,形成他诗歌特有的躁动不安而又抑郁寡欢,更因抑郁而悲慨激越的复杂情调。曹植首次在诗歌中留下了青春和理想的颂歌,享乐和放浪的主题,年轻的陈王成为古典诗歌中最初的青春形象,也因此成为青春年少的象征和青春主题的标志。

曹植拟乐府的创作模式及其诗歌史意义——汉魏六朝诗歌传播研究之六

曹植拟乐府存在"拟调"和"拟篇"两种方式。他在"拟篇"中大胆创新,突破乐府诗的音乐限制,突出乐府诗的文本特征和文人情结,为文人徒诗在立意、谋篇和抒情言志等方面提供了成功经验和范式,进一步巩固了"建安风骨"的文坛地位,从而完成了中国诗歌从"应歌"到"作诗"的转移,还创建了文人拟乐府的基本模式,为西晋傅玄、陆机等文人拟乐府提供了参照。曹植"拟乐府"的创新,又是以建安时期诗歌的文本传播和文人结集之风的兴起为背景的,"建安风骨"发生、发展、形成及其在文坛确认的历史进程刚好处于中国文化传播媒介由简帛为主向纸张为主的大转变时期,纸张书写的兴起,为文学传播提供了媒介基础,有效刺激了诗歌的文本传播和文人结集之风。

天真的“弃妇”、真儒的悲哀——论曹植的女性诗及其意义

曹植的十二首女性诗多是弃妇诗,这既是对楚辞以来文学传统的继承,更是受个人的特殊家世、经历以及时代的影响,其实诗中的弃妇乃是曹植的夫子自道,他之被弃实为儒法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其天真的性格、不幸的遭遇以及诗歌温柔敦厚的风格昭示着真儒的悲哀。

曹植佚文辑考

现今的曹植集各种版本在曹植佚文的整理上都不够完善。论文搜罗了数条前人失辑的佚文,列出了前人已辑而《曹植集校注》漏收的佚文,并对数条佚文的真伪和篇题问题进行了考辨。

《洛神赋》的矩阵解读

《洛神赋》从表层看是爱其不得所爱、又不能忘其所爱的人神恋爱悲剧故事。借助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理论,从人物之间的关系入手,用矩阵方式解读,发现"余"的周围没有一位支持者,且难以找到具体的对手;从深层挖掘,发现文本折射了曹植的人生追求和人生意义。《洛神赋》的深层主题是存在主义。从艺术上看,引进了元叙事的方法,利用作者直接参与其中的写作手法,对读者情感进行撞击,以便有效传达文本深层的意蕴。

论曹丕《典论·论文》

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曹丕的《典论·论文》提供了许多新内容。"诗赋欲丽"把诗赋文体的审美和娱乐功能推到极致。但作于建安末年的《典论·论文》,其主旨却是要消弭受儒家经学浸淫至深的士人的抵抗情绪,使士人与世无争,惟以著述为追求。

汉魏两晋诔文述论

诔文的产生与古代的谥法有关。诔与谥,原本是给国卿与卿大夫的礼遇,后播及于士,诔文也就随之而发展。"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是诔文的基本体制。西汉诔文仅扬雄《元后诔》传世,东汉以张衡为诔文大家,三国则以曹植为其翘楚。曹植诔文不仅数量较多,且不再专注于"铭德",而更偏好于"述哀",有变体之功。两晋诔文以潘岳为第一,其文多笔端含情,摇曳多姿。二陆、张华等也堪称名家。经过诸人的努力,诔文成为抒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语”文体的起源与发展——上博简《曹沫之陈》篇题的启示

"语"是先秦时期常见的一种文体,它出于实录,最早出自史官的"记言",是早于"六经"而出现的。长时期内,"语"文体发展并不成熟,一直到《国语》的结集成书,"语"作为一种文体才完备起来。《国语》主要记君臣之政治得失,这种取向对后代影响很大,形成正史中的"国语家"。"语"在发展分化中,实录性质有所减弱,多少加入了作者的主观意志。诸子书最初多采用"语"体,被称为"百家语"。先秦时期,对文体的界定相当模糊,在"语"这个宽泛的文体里,可以说,"谚语"、"俗语"是其剪裁,"事语"是其流变。近年面世的上博简《曹沫之陈》竹书对于我们认识"语"文体很有启发意义。作为篇题的"陈"字,应该如本字读,不必假"陈"为"阵",以牵强于军阵之意。题为《曹沫之陈》,正是曹沫陈述之语的意思。《曹沫之陈》见证了古代"语"文体的发展演变,是早期"语"文体的一个实例。

《青青陵上柏》的作者与作年辨

《古诗十九首》的时代和作者向来是汉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各种观点异彩纷呈。宇文所安认为中国早期诗歌是一个复制系统,找不到"古诗"早于建安时期的确凿证据。木斋提出《古诗十九首》及建安诗歌的重要组成大部分诗作是曹植之作,掀起文学界的波澜,推进了汉魏古诗研究的进程。李善注《昭明文选·杂诗上》提出其作者为东汉无名氏,这也是20世纪以来最为流行的主流观点。从《青青陵上柏》描写的内容来看,其作者也应当是东汉末年无名氏,在没有新材料的情况下否定《青青陵上柏》为东汉之作恐非易事。其作者应是一位出身社会中层的士人而不是曹植,其诗作生动记录了东汉末年社会危局及士人心态。

王粲“为两公子楼护”质疑——王粲和曹丕、曹植关系论

关于王粲与曹丕、曹植关系,学界多囿于旧论,认为王粲"为两公子楼护",婉娈于曹氏两兄弟之间,与二人分别保持相等的距离,且同时受到他们的尊爱。但从曹丕、曹植对建安诸子的排位,王粲与二人的诗文交往情况及曹氏两兄弟悼念王粲的方式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辨析,则显示出王粲实际上是亲曹植,疏曹丕。

曹植和他的《洛神赋》

人神相恋作为文学意象源远流长,彰显着生命兴发与礼防压抑的对峙,其内涵包含着对世界、人本身及人的生活的探究、批判和思考。《洛神赋》,既表现了洛神的旷世之美,且相互爱悦;又传达了人神之间因人神道殊而不得不以礼自持,导致了爱而不能终相厮守的遗憾与怅惘,并且透露了曹植想借助人神之恋来宣泄自己内心的苦闷,获得精神慰藉和情感补偿的愿望。曹植身上,儒、道、侠思想兼而有之,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相济性和开放性,造就了他只能"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成一家之言"的人生宿命。

《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五言诗与《古诗十九首》韵律对比——对木斋先生关于《古诗十九首》作者问题的音韵学考证

以《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和《广韵》为参照,将《文选》所收曹植22首五言诗和《古诗十九首》从语音系统和韵律的角度考察用韵情况,归纳出每一个韵脚字的音韵地位,清理出二者之间的联系,考察其是否都具有汉魏之际的语言特征,用韵特点是否相似等,来具体论证《古诗十九首》的写作年代、曹植五言诗与《古诗十九首》有何种关联等有关五言诗起源与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