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曼生壶:生产、消费与书写

曼生壶的出现,在中国紫砂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嘉道年间,以陈鸿寿为代表的文人在借鉴晚明时大彬砂壶制作传统的基础上,将文人擅长的书画艺术运用于砂壶之上,赋予了砂壶以实用功能之外的文化意义,实现了壶式和壶铭的高度契合。这也是曼生壶为文人所激赏的缘由。后世文人对“曼壶”的书写亦集中于陈鸿寿“创式制铭”的贡献。由于受到陈鸿寿与杨彭年身份差异以及书画地位高于工艺的观念影响,陈鸿寿的贡献被予以强调,也就获得了砂壶的冠名权。

水浒人物图像造型中日审美比较——以陈洪绶与歌川国芳为例

水浒人物图像在中日广泛流传,版本众多,尤以陈洪绶的版画《水浒叶子》和江户时期歌川国芳的浮世绘《通俗水浒传豪杰百八人》最有代表性。通过对陈洪绶与歌川国芳水浒人物图像造型手法、意境表现的审美对比,探究两者之间审美取向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以及内在文化渊源,剖析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在日本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受容方式,了解中日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及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化艺术的影响。

从陈洪绶到华嵒——《西园雅集图》的色彩表现研究

“西园雅集”这一经典母题肇始北宋,兴盛于明清时期,在众多大师创作的《西园雅集图》中有一幅尤为特殊,即陈洪绶绘、华嵒补绘《西园雅集图》。这幅跨越七十余年才完成的作品呈现出两位画家在审美趣味与色彩表现的不同。本文将首先梳理陈洪绶绘、华嵒补绘的《西园雅集图》的笔墨、色彩和款识;其次,理清“西园雅集”图像基础;再次,结合华嵒独立创作的2幅《西园雅集图》讨论陈洪绶与华嵒在设色上的不同之处,揭示其不同色彩表现方式,探析在这个过程中展示出的审美趣味和心理变化。

陈洪绶版画作品考辨

陈洪绶是有明一代极负个性的画家,也是晚明版画史上的重要人物。目前能够确证的版画作品存世6部。其创作动机主要是出于谋生需要。陈洪绶的版画艺术主要以他的绘画作品为根基,但对同时期的通俗版画的创作手法和表现手法也多有借鉴。

《水浒叶子》与《水浒传》人物形象之异同

《水浒传》中塑造了108个栩栩如生的梁山好汉形象,陈洪绶的版画精品《水浒叶子》则描绘了40个梁山好汉的人物形象,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两者所表现的人物,有的如出一辙,有的则相去甚远,由此可看出陈洪绶对梁山好汉的态度与小说有所不同,也可发现明朝末年的社会风气。

论“文人画”:从米芾到陈洪绶--“拜石绘事”600年

若拘泥于清史版列传框架,很容易将陈洪绶的绘画史地位限定在甲申年前。其实,真正标识陈洪绶对中华绘画(暨心灵史)的峰值性贡献的创作,业已绵延到甲申年后,此即不宜被艺术史所忽略的“绘石四重奏”(“拜石”→“亵石”→“苦石”→“悼石”)。这就亟需转换路径,将老莲绘石人物画中的“石头记”纳入“文人画”谱系,来与“士人画”谱系作一比较,这便溢出了清史版列传的常规视角,而已沉潜到士大夫心灵深处,去遥感老莲拷问其灵魂时的悲怆绝唱。

清中期“微物”工艺史的中兴——以“曼生壶”作为文化样本的讨论

清中期以前的紫砂工艺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既缺少新的紫砂壶造型,审美上又缺少古雅气质,屡屡受到时人的批评。陈鸿寿所创制的曼生壶,从工艺和审美的角度改造了紫砂壶,破除繁冗媚俗,复归古法古意,扭转了时风,得到了后世“壶艺中兴”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砂壶确属微物,是日常生活之最为寻常者。当人们谈论文化浸润日常生活时,多注意人作为社会主体的行为,而对器物较为忽略。其实器物之名与实、形与用,无不受到文化的影响,它是文化的产物,又对文化传统的承续与建构产生作用。

中西传统木版画比较研究导论——以丢勒和陈洪绶个案为例

本文通过考察中西传统木版画的发展过程,结合重点版画家个案研究,在社会、政治、宗教、文化的背景下,不同的中西画家的社会属性和个人理想,版画语言的审美特征,主流绘画语言和版画语言的转化,版画的形制等诸多方面比较中西传统木版画的异同及其影响和交流。

画中之羊与苏武之象：从陈洪绶的两件《苏李泣别图》说起

本文将陈洪绶分别作于约1635和1646的两件《苏李泣别图》作为着眼点,首先分析了两件看似同样主题和内容的画作在细节和风格上的差别。经由1646年的《苏李泣别图》中羊群的形象出发,探究了陈洪绶的画法与宋元画史脉络的关联。随后,论文从明清时代接受史的角度,揭示了画中之羊在宋元以下对苏武故事的象征性。论文的最后部分,则进一步从时代背景和风格源头着眼,阐释了两件《苏李泣别图》中微妙的差异。

从《白描水浒叶子》看陈洪绶早期插图的绘画特征

通过对明代画家陈洪绶早期插图作品《白描水浒叶子》的基本背景、图式、造型与线性的分析与研究,认为该作品具有"游戏化"和"类型化"的造型特征,方折线性和图形装饰风格也已有端倪可察,是老莲早期绘画的一件代表作品。

茶已熟 菊正开 赏秋人 来不来——陈鸿寿其人其事论

陈鸿寿的诗文书画乃至金石篆刻,虽精妙逸脱,但未能开宗列祖。其与名流陶工捏制砂壶则大开风尚,为艺林后世留下了佳话。

“语-图”视域下陈洪绶《水浒叶子》的创作旨趣与塑图艺术

陈洪绶试图通过《水浒叶子》以画脉维系家国,以至于其对人物的刻画与图赞的归纳皆希冀实现警示观览者的目的。《水浒叶子》的创作既考虑了当时"水浒叶子"的创作特点及本质,又考虑到"叶子戏"的受众对象及娱乐特征,且能精准概括《水浒传》所写,以尽可能经济的笔画将人物精练反映于规格固定的"叶子"中,从而寻求警世与娱乐的统一。这就促使《水浒叶子》采用以"取神"为塑人展开的主要方式,以直线平铺为图像展现的主要手段。

越水吴山染不轻——东阳木雕对陈洪绶卷轴画人物造型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审美趣味为锲入点,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结合具体的美术作品,对陈洪绶卷轴画与明代东阳民间木雕的人物造型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寻绎、梳理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中可窥见,陈洪绶在直接或间接地挹取东阳民间木雕精华的过程中,在"雅"与"俗"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将民间木雕中苍劲守拙、幽默诙谐的造型立意因素融入到高雅清逸的形式主调中,从而给其作品带来了新的精神品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其画作中的造型不仅是形式层面的问题,其背后更是"以我观物"的一种外化、物化的方式。由此,使我们对陈洪绶卷轴画的人物造型有更完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后人对其卷轴画人物造型的"民间性"研究的不足,对今日的美术研究及绘画创作皆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陈洪绶研究廿五年评述

陈洪绶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画家,画法承接唐宋传统,融合元明文人笔墨程式,以怪诞奇崛的美学趣味独树一帜,清初曾一度被正统派文人画家、理论家视为野恶。然清末以来,推崇其绘画技法、绘学思想并在创作中借鉴、吸收了陈洪绶绘画中的许多有益营养而最终走向成功。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多元化社会里,也对21世纪传统人物画的探索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并引发人们寻求传统人物画在现代文化情境下的拓展之路。近年另有学者将陈洪绶绘画与荷兰伦伯朗、西班牙委拉斯贵支油画人物做比较研究,然而将陈洪绶绘画与西方写实油画相比,难免也会出现偏颇,这种比较不免有些牵强。

心境的写照:陈洪绶的仕女画

由于女性在封建社会权力结构中的附属地位,以女性作为绘画表现对象的仕女画,一直是男性观看欲望的客体。经历世变之后的陈洪绶,生活境遇、心境、自我身份发生转变,晚期的仕女画超越传统,成为表达自我幽怨心境和晚明失落文人群体获得身份认同的媒介。

晚明书画转型与社会生活场景

在近年文史哲等学科的研究中,混乱的晚明时期被越来越清晰地描述成一个历史转型时期。在中国书画史上,晚明时期的部分书画家及其作品同样具有转型性特征并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勾勒了该时期以徐渭等为代表的书画家在中国书画史上的转型性特征,认为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是形成这股书画转型之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试用皮尔斯符号学解读中国画的图式内涵——以明末清初陈洪绶绘画为例

一直以来,学界运用现代西方符号学解读艺术,主要集中在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及西方绘画本体研究上,对中国传统绘画的解读和研究屈指可数。作为明末清初的画坛怪杰,陈洪绶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的人物、花鸟、山水画作品,其作品高古奇逸,独树一帜,在中外美术史上享有盛誉。从某种程度上说,陈洪绶绘画作品同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提出的“三分”理论有许多暗合之处。文章以皮尔斯符号学为切入点,从第二种三分法中的像似符、指示符、规约符等方面对陈洪绶绘画进行深入分析与解读,以期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领略陈洪绶绘画语言,更好地解读以陈洪绶为代表的中国画图示内涵。

论陈洪绶绘画“世俗”与“高古”的对立统一——以传统装饰纹样为例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人本主义"思想开始出现,艺术家们从感性出发,开始关注社会风俗题材和世俗审美趣味,籍以表达对日常世俗生活的迷恋和对自然人性的追求。陈洪绶在其绘画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表达世俗情怀的传统吉祥纹样,同时吸收了两汉时期高雅古朴的画像石、画像砖纹样以及唐代的人物纹样,使得"世俗"和"高古"这一对立的审美范畴在传统装饰纹样层面上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骚人遗韵”与陈洪绶绘画中的时间主题

从19岁作《屈子行吟图》《九歌图》,到明、清鼎革之际作多幅《饮酒读书图》,陈洪绶的艺文书写在意绪格调和形式语汇方面都显示出"骚人遗韵"的强烈印迹,《屈子行吟图》《九歌图》也成为解读陈洪绶其人其作的一把"钥匙"。与前代"李公麟—张渥"的人物画传统、以及同代萧云从《九歌图》的创作意旨进行细致比较,可发现陈洪绶与他们在思想定位问题上细微而重要的区别。陈洪绶的嗜酒、恋花,其绘画偏爱并置有生之物(短暂)与无机物(永恒)以及其间呈现的巨大张力,流露出一种悲剧性的生命祭奠感。清代前期,围绕两幅《饮酒读书图》的命名分歧,也折射出陈洪绶画作及其接受语境与"骚人遗韵"之间复杂而潜在的精神联系。

从陈洪绶与周亮工交游看明末文人之人格心态

遗民画家陈洪绶与贰臣文人周亮工,以文字定交明末,并由对彼此才艺的知赏,加之思想的相通,终成莫逆交,至死不渝。梳理辨析二人交游事迹,对于我们了解明清之际文人人格心态,及遗民与贰臣两大群体的为人处世与艺术创作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