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英:鲁迅青年形象建构的一个隐秘侧影

陈子英是贯穿鲁迅晚清日本留学界、民元前后绍兴教育界至辛亥革命及其挫折时期的友人,但二人的交往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史料上也存在错漏。陈子英与鲁迅青年时期呼吁的理想“个人”有契合之处,也可被视为“狂人”、吕纬甫、魏连殳等现实原型的隐秘侧影之一,从中亦可窥得有别于传统“投降”、徐锡麟式的流血革命和鲁迅式的迂回抵抗的第四种“候补”结局,即丧失“候补”资格,沉没在辛亥革命的阴影之中。陈子英其人在鲁迅创作中由“隐”至“显”的过程,也是鲁迅追忆民元精神、重构“民国的建国史”的意图不断敞开的过程,它与鲁迅的青年话语建构交织在一起,共同指向鲁迅“立人”的启蒙观念。

病与药:鲁迅、陈撄宁道教观歧异与民族精神建构

鲁迅从文化内省角度,以道教为国家民族落后的病源;陈撄宁从文化抗争角度,以道教为抵抗他国文化侵略的良药。在晚清民国的政治、文化与思想语境中,知识分子的个体意识与民族国家话语交织,他们对道教的不同认知,成为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抗日浪潮中建构民族话语的重要依据。鲁迅对以道教为根柢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欲重塑现代性、健全独立的民族性格;陈撄宁在“淞沪抗战”后,明确主张以道教为“团结民族精神之工具”。

词史上的“钩勒”说探源

词史上的"钩勒"说源于对其他艺术批评概念的借鉴。学界对"钩勒"的来源存在一定的误解。"钩"与"勒"原为书法中的笔法概念,皆出于"永字八法"。"钩勒"一词则代表了典型的书法笔势,后引入绘画,有"钩勒竹"之说。钩勒讲求笔锋与力度,凸显的是笔势,而并非简单的描画轮廓。晚清周济与陈洵之钩勒说具有丰富的笔法意义,实指词中章法的转折顿挫。况周颐论词有"钩勒""勾勒"混用的情况。"钩勒"与"勾勒"在内涵上是不同的,须严格分辨。

国民性:沉郁的世纪关怀──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的思想个案出发

中国国民性改造是２０世纪思想家们关注的重大课题。梁启超、陈独秀、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颇具典型意义。三位先哲的相同点是：家世与个人际遇使他们同时拥有传统与现代两个头脑；济世报国的情怀使他们同唱一首歌：由立人而立国；都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有不同程度的艰难徘徊。

论鲁迅、陈寅恪对唐传奇的考评

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提升,唐代小说迎来了新一波的研究关注,在确立唐传奇小说地位之前对前人的研究——鲁迅、陈寅恪,是不可或缺的。鲁迅以历时性的文献整理方式形成对中国小说的价值研究体系,陈寅恪则擅长以共时性的角度在新旧资料中发现唐传奇小说问题,两者的治学风格及文化背景虽不尽相同。但在唐传奇研究上皆无疑给了一条思路让后辈学人开展,同时也给予了后辈仰望的指标。

陈映真对鲁迅的接受与偏离

在台湾作家中,陈映真是受鲁迅影响较大的一位。不过在陈映真的思想框架中,左倾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具有着更重要的地位,鲁迅思想的接受,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框架的制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变异。

文化艺术观:鲁迅和陈独秀比较研究

陈独秀与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同一战阵中的战友”,他们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研究与批判以及对新文艺的思考和探索等方面既有许多相通之处,也显示出各自文化艺术观念的差异。

《海绡词》引论

陈洵是近代知名的五邑籍词人。他的《海绡词》有词作200余首,大致分为政治抒慨词、恋姬词、朋友赠答词、节令咏物词几类。《海绡词》继承岭南词学正统,同时在艺术表现方面多有创新,在近代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陈独秀与鲁迅文学思想之比较

鲁迅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是和陈独秀的支持、鼓励以至敦促分不开的。陈鲁二人都主张自身独立价值的文学观,属于人性论的范畴,也都重视文学的思想性和文学之为美的特质;但同中有异,鲁曰"心声",陈曰"人情"。他们在文学理论和创作思潮上都提倡写实派,但陈独秀倾向于左拉为突出代表的广义的自然派,强调彻底的写实,拒绝理想主义;鲁迅则属于厨川白村所论证的广义的象征派,注重写实与象征调和,包含理想主义因素。重视文学的思想启蒙即宣传教育功能始终是他们文学观的重要方面,两相比较,陈独秀比较低调,鲁迅则比较高调。陈独秀晚年进入了人生艺术圆融无碍的自由境界,而鲁迅终其一生都处在文学有用与无用的思想矛盾中。

比较鲁迅与陈映真的文学观

鲁迅与陈映真具有可比性,二者在乡土文学、民族性、启蒙理性、文学大众化等领域都有与众不同的特质。同时,陈映真坚守民族志、爱国心。为大众、弱者呐喊、代言的可贵品质,尤其值得学习借鉴。

鲁迅的陈独秀观与陈独秀的鲁迅观

鲁迅始终认为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是革命的前驱者 ,并敬仰他的人格。鲁迅的陈独秀观并没有因为陈被开除出共产党、成为托派而有所改变。出自冯雪峰手笔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 ,并不代表鲁迅的态度。陈独秀也十分敬重鲁迅 ,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始终给予充分肯定。他喜欢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鲁迅 ,始终认为鲁迅不是神 ,是有文学天才的人 (编者摘编 )

太原功臣与武德政争

在唐代开国过程中,太原功臣跟随李渊起兵,并且在从晋阳至长安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随着李渊从军事政权首领向帝国皇帝身份的转变,其集团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太原功臣逐渐被冷落,李渊通过《褒勋臣诏》对他们的身份做出了限定,使之成为一个仅享有“免死”特权的群体。然而,太原功臣们并不甘心,于是,在武德年间的政治斗争中,他们日益分化,为了自己的出路而选择不同的立场。他们在政争中的命运,映射出了唐初政权性质的变化,也揭示出了唐初政权结构的某些特色。

鲁迅与陈寅恪1902年同舟赴日——百年往事拾遗

在有关鲁迅留学时期的生平经历方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健在的鲁迅留日同学所撰写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但其中关于鲁迅赴日留学的同行者的记述略有出入。几十年来各种传记文字都依据于此,因而说法不一,颇为混乱。日本女学者北冈正子的文章《鲁迅弘文学院的入学》,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本文正是依据于此来考证1902年鲁迅赴日的同行者。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与鲁迅一起赴日的矿路学堂同学到底有哪几个人?二是证明鲁迅当年曾与陈寅恪同舟赴日。

“呸!”来“呸!”去的“学者文人”——鲁迅与陈西滢的几个回合争斗

鲁迅与陈源围绕“女师大学潮”、“五卅惨案”、“剽窃案”、“三·一八惨案”等几个事件展开几个回合论战。这不是敌我之间的较量 ,而是是非曲直的辩白。有“公理”之争 ,也有“私仇”之争。论战双方都受到了伤害 ,也都呈现了自己的锋芒 ,树立了自己的风格。

绅士、名士、斗士与流氓——知识人的内战与“文化惯习”的冲突(1924-1926)

1924—1926年间,正是五四与国民大革命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期,在外部环境遽变的刺激之下,五四启蒙阵营内部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分化与冲突。现代评论派与语丝派由于在学术文化体制中的不同位置,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惯习”,发生了绅士与名士的论战。而在语丝派文人内部,周作人的名士风度与鲁迅的斗士性格也有微妙的差别。鲁迅因此联合激进青年另办《莽原》杂志。但后五四一代的狂飙派青年,高唱“新流氓主义”,企图打倒五四的老师一辈取而代之,掌控新的话语主导权。这几场论战形成的风气,为之后连绵不绝的“知识人内战”开创了恶性的范例。

“五四”时期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研究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历史源头应追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最早提倡现实主义的是陈独秀。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家和思想家。文学研究会的首席理论批评家沈雁冰为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民乐的改编看广东钢琴音乐创作特征——以《卖杂货》为例

移植改编中国传统乐曲是中国钢琴音乐的一大典型类别,而知名作曲家陈培勋的广东音乐主题钢琴曲蕴藏着浓郁的民族风格,是民族风格与现代作曲技法融合的典范。本文以广东音乐主题钢琴曲《卖杂货》作为研究对象,对广东钢琴音乐的创作特征进行分析、探讨。

对“鲁迅与台湾文学关系”相关论述的质疑与批评——以陈芳明《鲁迅在台湾》一文为主要辨析对象

陈芳明是9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文学批评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本文以其长文《鲁迅在台湾》一文为个案进行细致辨析,认为其意识形态的偏颇严重损害了其鲁迅研究的学术性和客观性,而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影响下的“学术研究”在当今台湾学术界并非孤立的现象,值得两岸学界关注。

鲁迅与1980年代思潮论纲

鲁迅研究奠定于中国革命时期,在1980年代形成了之后的第二次高潮。1980年代王富仁研究模式取代陈涌模式意味着中国启蒙主义在鲁迅研究界终结了革命文化对鲁迅的权威解释。启蒙主义使用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概念来描述鲁迅的反封建思想,回避了鲁迅与中国社会进程的诸多研究课题。1980年代钱理群的鲁迅研究主要通过《野草》等文本呈现了鲁迅的心灵世界。对鲁迅的"中间物"思想的阐释构成了1980年代鲁迅研究历史的重要环节:鲁迅研究框架由启蒙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提出了启蒙主义无法包容的价值命题,汪晖、王晓明等研究者通过对鲁迅的阐释揭示了1980年代的认同危机,但现代主义的提问方式无法与鲁迅研究历史形成有力的对话,也无法结合中国社会变动与发展来讨论鲁迅的思想,最终现代主义以对鲁迅的否定和对价值问题的简单解决终结了1980年代的鲁迅研究。

沿着鲁迅的道路——对王瑶与陈平原之学术研究的不完全考察

在承继和发展鲁迅的学术研究成果方面,王瑶和陈平原师生二人是较为突出的代表,由王瑶首倡并由陈平原继之的有关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立的研究,曾对20世纪末的相关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中古文人生活》中,不仅可见王瑶所受鲁迅有关魏晋文人创作及思想观点的影响,更可发见王瑶在鲁迅相关研究基础上的拓展与创新。王瑶之后,陈平原所作有关20世纪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以及关于现代学术史的考察等,都显示出其较强的学术史意识和史家眼光,他本人也在承继鲁迅的文学史撰写理念基础上,对现代的文学史书写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构想并作出有益的尝试。假以时日,他当能在这方面有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