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目标下负排放策略的综合效应——基于N‑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

全球气候变化已达“气候紧急状态”,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和地区先后宣布碳中和目标和净零排放承诺。在气候变化减缓和传统的适应措施之外,自然科学领域和气候经济学领域探讨负排放技术经济可行性的研究越来越多,但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视角对负排放技术综合效应的评估还比较少。该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生态价值理论,将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与宏观经济学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相结合,构建包含自然生态系统部门的N‑DSGE模型,对负排放技术的气候效应、生态效应、经济效应以及福利效应进行综合评估。评估结果表明:①当可用技术条件下传统减排措施达到最大减排潜力后,可以依靠负排放技术实现净零排放乃至净负排放。②低强度、小规模实施负排放技术具有正向的气候、生态和经济效应,然而随着负排放技术实施强度增大,气候效应增强,经济效应削弱,社会综合福利明显降低。③敏感性分析证明了评估结果的稳健性,并进一步表明负排放技术的实施效果会受到传统减排水平和自然碳汇能力的影响。基于评估结果,应谨慎扩大负排放技术实施规模和实施强度,加强科学技术研发,降低技术成本;对不同负排放技术采取差异化发展策略;加强负排放技术实施的治理,尽可能避免和最小化其负面影响,促进气候、生态和经济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部署负排放技术不应放松传统减排的努力,应降低碳达峰峰值,同时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

数字基础设施对技术创新的区域异质性影响: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

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构建考虑技术内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引入数字基础设施的两项冲击,通过参数校准和数值模拟,遵循“影响效应-传导机制-差异成因”的内在逻辑,揭示数字基础设施对不同区域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作用规律。结果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驱动效应,其技术创新效应在中西部相对较强;驱动效应的传导路径具有区域差异:在东部主要由资本要素传导,在中西部主要由劳动要素传导;差异的可能成因包括客观资源禀赋不同导致的内源性差异、要素聚集规模不同导致的传导性差异和冲击作用时效不同导致的程度差异。研究为协调数字基础设施与创新资源配置、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灾难冲击、宏观经济稳定与货币政策选择——基于DSGE模型的决策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1992-2021年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构建了包含全要素生产率灾害影响的新凯恩斯经济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并引入Calvo价格粘性、投资调整成本等因素,分析了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应对灾难冲击的调节效应。在灾难冲击下,我国宏观经济呈现短期下行态势,两种货币政策短期对经济均具有明显改善效应,长期均能促进经济恢复均衡状态。前者短期促进经济水平显著上升,但恢复均衡状态耗时较长。后者调节效应更加缓和,并且经济能够快速恢复其均衡值。因此,政府优化经济政策,相互协调配合,以应对灾难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影响。

基于DREAM算法的DSGE模型参数估计精度研究

文章将人工智能算法中的DREAM算法首次应用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参数估计中,并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LS(2005)为例对该算法的估计精度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根据待估参数随机抽样序列的箱线图来看,由DREAM算法产生的待估参数随机抽样序列的箱体长度均比RWMH和IMH算法产生的箱体长度要长,说明由DREAM算法产生的参数估计序列的分散程度比RWMH和IMH算法要大,表明了DREAM算法遍历参数空间范围更为广泛,算法逃逸局部最优值的能力更强。另外,从箱线图中的中位数数值来看,除了5个参数以外,由DREAM算法产生的参数估计序列的中位数相比RWMH和IMH算法,与真实数据生成过程更为接近,说明由DREAM算法产生的参数估计值大部分都集中在参数的真值附近。由于DREAM算法依据IQR统计方法除去无用链,故由DREAM算法产生的参数估计序列的异常值也明显降低,而RWMH算法产生的参数估计序列的异常值尤其多。从待估参数的90%最大后验密度可信区间来看,DREAM算法产生的待估参数90%最大后验密度可信区间除了3个参数以外,其余全部包含了真值,而传统的RWMH和IMH算法分别只有7个和1个区间包含了真值,表明DREAM算法的估计不确定性远小于传统的RWMH和IMH算法。最后,根据待估参数的无效因子来看,DREAM算法产生的待估参数序列与传统的RWMH和IMH算法相比,其相关性更弱,即无效因子数值更小,这一点进一步验证了DREAM算法遍历整个参数空间的能力更强。

助企纾困补贴与常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的效果比较——基于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自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助企纾困补贴政策。本文构建包含招聘摩擦和工资粘性的DSGE模型,探究助企纾困补贴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降低消费税、扩张性财政政策等三种常规政策的搭配对就业和产出的影响机制,并比较分析三种政策组合的效果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增加就业、促进经济恢复方面,“助企纾困补贴+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最好,“助企纾困补贴+降低消费税”次之,“助企纾困补贴+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最不明显。第二,助企纾困补贴政策并不是补贴力度越大越好,超过最佳补贴力度之后,其对稳定经济和促进就业的作用不够明显,甚至可能对社会福利产生负向影响。第三,在降低企业边际成本效果方面,“助企纾困补贴+降低消费税”从短期来看是三种政策组合中效果最好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助企纾困补贴+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最好。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推行助企纾困补贴政策的同时应实施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政策协同效应;实施助企纾困补贴政策不能搞“大水漫灌”,要掌握好补贴政策的力度,提高补贴资金使用效率;精准地找到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就业政策的协调配合,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稳就业、促复苏的作用。

结构性货币政策、预算软约束与企业杠杆率——基于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构建体现企业预算软约束、金融加速器等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探讨“硬化”预算软约束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以及总量型、结构性两类不同货币政策效应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硬化”预算软约束有助于缓解结构性高杠杆问题,降低经济扭曲程度,但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总产出下降;第二,当经济运行遭遇风险冲击时,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可以平抑经济波动,但妨碍市场正常出清;第三,“一刀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仅无法降低杠杆率,还会进一步拉升杠杆率,加剧经济结构扭曲程度,而定向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等结构性货币政策是应对结构性高杠杆问题的更好选择。上述结论为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硬化”企业预算约束以及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机制带来有益的启示。

消费污染、环保税与经济发展——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比不断增加,外加以消费为主要驱动的新增长模式导致消费污染在总污染中的份额比重越来越高,因而将消费污染纳入环保税政策分析框架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价值。为此基于垄断竞争市场,构建一个包含异质性企业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在环保税政策下,生态型企业技术冲击、环保技术冲击、环保税税率冲击、消费者环保意识冲击对产出、消费、环境质量等宏观变量的动态影响。模拟结果发现,生态型企业技术进步和环保技术提升短期内会增加产出和消费,降低生产端污染排放。环保税税率提高也会降低生产端污染排放,但会对总产出和消费带来负向冲击。在不考虑消费污染情况下,生态型企业技术冲击、环保技术冲击、税率冲击通过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改善环境质量;而在考虑消费污染时,环保技术的提高和税率的增加给环境带来的改善作用会减弱,而生态型企业技术提高虽在期初会给环境带来小幅度改善,但之后由于消费污染排放的累积,反而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且在消费污染占比不断提高情况下,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高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更为重要。建议政府一方面应加大财政补贴,对环保技术的研发行为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同时积极推动污染企业更换新的排污设备。另一方面,在环境监管时既要关注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也要关注消费过程中带来的隐含污染排放,倡导企业不仅要使用更加绿色的生产技术,也要生产更加绿色环保的产品。同时政府应积极宣传环保理念,引导居民选择绿色消费的生活方式。

气候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基于DSGE模型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增多、经济损失增加。基于此,构建了一个包含碳循环、气候变化因素以及多个经济主体的DSGE模型,分析气候变化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理论和数值模拟来深入阐明气候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气候变化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产生负效应,导致产出、消费、投资、资产和福利水平下降,通胀率上升;同时,信贷政策有利于绿色激励作用,而提高碳价则倾向于对棕色产品厂商的约束作用。基于此建议明晰减缓气候变化责任,呼吁采取相应行动;在资金和政策上支持碳中和领域快速发展,促进碳密集型产品的负外部性内部化;积极制订适应气候变化政策,加强改善农业、能源等应对气候变化薄弱的环节。

不同中介目标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评价:基于开放经济DSGE模型的分析

论文结合了货币政策模型和实际经济周期模型(RBC)的特点,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的DSGE模型。通过建模和参数的调整使之符合中国经济周期的主要特点,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不同中介目标下的货币政策——货币供给政策和利率政策的效果。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货币供给政策主要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宏观经济,但由于价格上升幅度较大,所以扩张性货币供给政策在刺激产出增长的同时,对投资和消费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利率政策则强化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利率效应,因此扩张性利率政策通过刺激投资来促进产出增长,并且同时从增加消费和休闲两个方面来改善居民福利,使货币政策的福利效应更为显著。

宏观审慎、流动性约束与货币政策选择——基于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从国家金融学理论出发,本文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资产流动性约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重点分析并比较了在人民币存在国际流动性约束的情形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不同货币规则的搭配效果。研究发现,人民币国际流动性约束对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两种货币规则下的经济系统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并且在利率规则下采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于缓解产出波动具有更为明显的效果。研究表明,在高质量开放进程中,中国应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时重视引入汇率变化的泰勒规则的运用,进一步完善货币规则与宏观审慎的协调搭配机制,增强政策合力,以实现调控效果最优化。

基于DSGE模型的COVID-19经济冲击效应与财政政策选择研究

自COVID-19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受到了很大影响。本文使用新凯恩斯(DSGE)模型分析了COVID-19对经济造成的冲击,并提出COVID-19不是以单一的需求冲击或供给冲击影响经济,而是以一种混合冲击的形式影响产出、通胀和利率。为应对COVID-19造成的经济冲击,考虑到目前全球低利率环境常态化,货币政策受到有效下限约束难以发挥稳增长的作用。因此,本文着重研究了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通过设立泰勒型财政政策规则,分析在不同冲击场景下的最优财政政策。

宏观经济动态性视角下的环境政策选择——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分析

空气污染已成为当前政府和公众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选择并实施有效的环境政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为此,本文通过引入空气污染排放变量和环境政策变量对经典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进行拓展,基于拓展后的模型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两个视角并结合数值求解法对限额排放、强度目标制以及污染排放税等三种环境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在经济增长视角下,污染排放税政策优于限额排放和强度目标制政策;在减少经济波动视角下,限额排放政策应是优先选取的政策机制。与此同时,环境政策的选择还受经济中不确定因素来源的影响,当不确定因素来源于技术创新时,限额排放政策为优选政策;当不确定因素来源于政府消费支出或货币政策调控时,三种环境政策间无明显差异。政府应致力于将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植入到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中,考虑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即环境政策实施的经济成本;做到环境政策决策基于宏观经济,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目标和现状恰当的选择环境政策工具,以优化环境政策实施效果。

理解我国名义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的时变特征——基于DSGE模型的理论分析与TVP-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采用DSGE模型与TVP-VAR模型对"利率调整→股价修复→经济复苏"这一政策传导路径的有效性进行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结果发现:理论上,名义利率调整可以有效平抑资产价格波动进而带动投资增加,从而稳定实体经济增长,但在实际传导过程中,各变量对利率变动和股价变动的反应却较为缓慢。此外,名义利率调整对股票价格的短期效应较为显著,而股价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却是一个缓慢过程,两者对比鲜明,这从根本上揭示了虚拟经济变化较快而实体经济复苏缓慢的内生机理。因此,我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应理性看待现阶段的实体经济下行风险,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和经济行为的良性指引作用已经失效,而是由于实体经济对政策调整的反应通常具有一定的时滞。

模拟征收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基于DSGE模型的研究

本文通过一个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征收碳税前后的总产出、环境质量在多种外生冲击下的动态反应,比较和分析了碳排放强度目标分别下降20%和40%时,征收碳税和提高碳税税率的效果。研究表明:(1)减排目标为20%时,所有外生冲击对总产出和环境质量的影响介于不征收碳税和减排目标为40%之间;(2)不同于货币政策冲击和政府购买冲击,征收碳税后的劳动力供给冲击和生产率冲击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提高的"双赢"局面;(3)征收碳税在时间和强度上对环境质量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但前提是制定合理的减排目标;(4)随着碳税税率的提高,减排效果也愈发明显,但总产出表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减排目标越大,总产出下降越明显。

基于DSGE模型的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仿真与预测

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六部门结构理论、资源-需求理论、三元驱动理论、持续创新理论等),以中国为例,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方法,建立企业、高校(包括科研院所)、政府、金融、中介和国外六部门的国家创新体系行为模型组,构建预期效用函数和拉格朗日函数,进而构建由26个模型组成的国家创新体系的DSGE模型体系,并运用贝叶斯方法、计量经济学方法等进行参数估计,并在模拟仿真和政策实验的基础上,预测中国到2025年的国家创新体系主要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发展目标,从而为国家中长期创新政策体系等的制定提供依据。

财政政策冲击对社会福利及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分析

笔者通过构建含有多冲击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比较了不同财政政策环境下的社会福利大小,并以我国1997年至2013年的季度数据为样本进行模型检验及数值模拟分析,深入研究了技术冲击、财政支出冲击及税收冲击对社会福利和产出、消费、投资、就业、通胀等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分析表明,增加财政支出和减少税收等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均增加了社会福利,采用财政支出工具进行经济调控能得到最大的福利效应,消费税的福利效应次之,资本税的平均福利效应最小。脉冲响应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同时表明,财政支出冲击具有较强的持续性,而劳动税冲击具有高度波动性。财政支出冲击及税收冲击对于社会福利和投资的影响比较剧烈,而对消费、产出、就业、通胀等经济变量的影响较小,这对我国在保持货币政策持续性和稳健性的情况下,灵活地调整财政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结构升级如何“熨平”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产业结构内生化的DSGE模型的分析

利用1992—2014年35个部门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产业结构内生化的DSGE模型,通过反事实模拟考察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是否为经济波动"大稳健"现象的原因以及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波动具有"熨平"效应,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波动之间相互作用机制表现在产业自身优化效应、产业结构组合效应和产业结构关联效应;产业结构升级不仅会导致总量经济波动的"大稳健"现象,还会弱化投资、消费和就业人数等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

通货膨胀与房地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基于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DSGE模型分析

运用DSGE模型,引入价格粘性与信贷约束,分析不同货币政策规则、通货膨胀以及房地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其结果提示:(1)当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发生时,产出、消费需求、投资和企业借贷水平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考虑房地产价格后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相对较弱;(2)货币当局若实施扩展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考虑房地产价格因素),通胀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就会变得较为有利,而且房地产价格的适度回落将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责是之故,宏观当局应实施遵循扩展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考虑房地产价格因素),保持相对温和的通胀水平,防止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有效规避潜在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与此同时,宏观当局应充分关注各类实体经济变量受冲击影响的差异性和复杂性,选择最佳时机推出合意的宏观调控措施。

新常态下宏观审慎工具的有效性——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框架

本文分别选取贷款价值比率(LTV)上限与资本充足率(CAR)下限作为我国信贷类与资本类宏观审慎工具的代表,并以此建立了一个包含各类金融摩擦因素在内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模型紧密联系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导向,通过宽松型利率政策冲击的数值模拟,拟合分析了LTV上限与CAR下限两类宏观审慎工具对稳定我国金融系统运行与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信贷类与资本类宏观审慎工具,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抑单一利率型货币政策冲击所引发的信贷激增和银行杠杆骤升等失衡性金融波动;两类宏观审慎工具的运用能够与传统的利率政策工具形成有效的配合互补,在保证经济总产出的前提下,抑制金融顺周期效应,实现我国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基于DSGE模型的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研究——兼论货币政策的应对

本文着力研究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货币政策应当如何应对。为此,本文构建了DSGE模型对比分析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传导机制,结果显示在信息不对称和有限债务的条件下,银行存在着道德风险,会过度地主动承担风险。为应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造成的低效率,本文设计了"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应适当容忍通货膨胀的波动,优先关注实际利率,以降低由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