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陕北形象的三维叙事书写——以抗战前后美中苏记者陕北访问为对象

抗战前后,访问陕北的记者们以自身观察展现红色陕北的多元形象。梳理美中苏三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陈学昭、罗曼·卡尔曼等人的陕北访问书写,可以发现斯诺、陈学昭、卡尔曼分别关注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独立,主体人格与生活的独立,中国民族国家独立,陕北访问对其而言具有必然性。通过解放区与国统区对比,记者们既展现红色陕北对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必要意义,又在访问中完善认知、重塑生活、积淀经验。围绕国际视野,记者们从现代建设、个体尊严、世界性与民族性等角度发现陕北争取民族解放,摆脱他者地位,融入世界格局的努力。三者的陕北访问源自不同经历体验,又展现多元统一的红色陕北面孔。

斯诺新闻实践与新闻职业精神

斯诺的新闻实践对新闻职业精神做了最佳诠释。斯诺新闻职业精神体现在求真求实的职业责任、独立公正的职业操守、关爱人民的职业情感和勇敢细致的职业作风等方面。斯诺的新闻职业精神虽带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和时代特征,但从中也不难发现新闻职业精神的一般特征,以及新闻职业精神养成的一般规律。

社会符号学视角下《红星照耀中国》的译创解读

《红星照耀中国》是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基础教科书,也是国外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权威著作,承载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在《红星照耀中国》的译创过程中,埃德加·斯诺充分利用了其英语母语并懂中文的优势,对红色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进行了独特的解读,从而为欧美读者所接受。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过程,翻译的过程就是在译语中寻求功能对等的过程,在意义上则尽量忠实于原语。文章借助于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阐释《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译创过程中意义的选择,结果表明译者深刻地领悟了原语语言文化,成功地在译文中转换传递了其言内、指称和语用意义。

《红星照耀中国》的对外传播途径与影响研究

埃德加·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自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正式出版以后,在中外各国引起巨大反响。该书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应并造成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其传播途径不无关系。该书本身及其主要内容的传播与影响主要从三个途径得以实现:一是部分重要内容在该书正式出版前已通过中外报刊刊载传播,为后续的出版传播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基础;二是该书初版之后又不断再版,影响力得以持续;三是该书出版后在各大书评上屡获推荐,影响力得以迅速扩散。三大因素的相互与共同作用使《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成为经典,至今仍然是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基础教科书。

危机与重建:斯诺的最后30年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以其战地报道《红星照耀中国》而闻名于世。1940年代以后,斯诺陷入各种危机,在窘境中奔突。考察斯诺生命最后30年中出现的重大事件,展示并分析他在此阶段出现的精神、婚姻、事业危机以及他试图杀出重围的种种努力,多侧面地反映这位"红色记者"的复杂性。

杨刚的英文小说《日记拾遗》及相关问题考析

《日记拾遗》是《活的中国》里唯一用英文创作的短篇小说,杨刚假借别人的故事袒露了自己的身心体验。《日记拾遗》与中文小说《肉刑》及《殉》所具有的相关性,为了解杨刚同时所写的另一篇英文小说提供了联想的可能。而杨刚选择直接用英文创作《日记拾遗》,与她协助斯诺编译工作过程中逐渐明确的读者意识有关。

从范长江和埃德加·斯诺关于陕北的报告文学看中美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美两国在思维方式上存在重要差异,这些差异也体现在两国人民创作的各种作品之中。本文以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和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这几部反映陕北红色政权的报告文学为例,来浅析中美思维方式的差异,并揭示思维方式的差异是如何在报告文学写作中影响作者的目的、选材、视角、立场、观点的。

《西行漫记》译本比较研究

《西行漫记》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著名作家、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重要代表作。这部报告文学作为一部"完整忠实描写中国苏维埃地区的第一部经典之作",很快就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文字,连绵不断地得以翻印和重版,时至今日仍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因此再进一步探究《西行漫记》的译本情况仍具有特殊意义。

觉醒的起点,走向成熟的里程碑——斯诺的萨拉齐

埃德加·斯诺作为一名杰出的新闻记者,独家报道了许多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新闻事件,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促成了中美两个大国的正常交流。他的记者生涯始于中国,他一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作为一个新闻人的成长成熟始于绥远的一个小镇萨拉齐,源于他1929年在这里看到的惨绝人寰的景象。由此,他走出了许多"中国通"们的误区,逐渐对中国社会有了客观清醒的认识。

斯诺与中国现代文学

世界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不仅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也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对新文艺运动热情支持与宣传,对现代作家作品深入关注。他在编译、研究现代作家作品时所表现出来的审美观、批评原则以及独到深刻的个人洞见,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着珍贵而重要的意义。

埃德加·斯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传播

文化乃是各民族维系生存和友展的真正底蕴,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斯诺是世界文化的优秀传播者,他善于独立思考判断是非,为深入了解中国社会,采访陕北奠定了思想基础。《红星照耀中国》出版,立即轰动了全世界,陆续被译成法、德、俄、意、西班牙、葡、日、蒙等几十种文字,成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西方来华作家的红色中国叙事——以斯诺、史沫特莱与白英为中心

斯诺、史沫特莱与白英是二战前后西方来华作家的重要代表。他们深入红色中国考察,将延安视为“神圣的风景”,并从自然景观、社会景观与文化景观等方面建构红色中国形象。三位作家的红色中国叙事方式可以分别界定为历史叙事、记忆叙事与诗性叙事。斯诺长于述史,其叙事具有历史客观性和纵深度;史沫特莱善于抒情,其叙事饱含主观热情和个人记忆色彩;白英的优势在于意象营造,他将内在情思与客观对应物相互融合,创建富有诗性空间的历史情境。三者的红色中国书写皆与其来华的历史语境、个人文化立场和中国经历息息相关。作为红色中国叙事的经典,他们的作品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窗口,增进了中西跨文化交流,推动了东西方之间的理解与认同。

试论埃德加·斯诺新中国之行的两难境地

埃德加·斯诺自1941年离开中国后,又于1960年、1964年、1970年三次访问新中国。但斯诺的新中国之行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波折,在采访之前就遇到了重重阻力,在中国的行程中也由于种种原因陷入两难境地,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所做出的努力也被边缘化。通过研究和分析斯诺新中国之行的这种特殊情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斯诺复杂内心世界和完整人格的了解与认识。

斯诺对《七律·长征》早期传播的贡献考述

1936年夏,埃德加·斯诺前往陕甘苏区进行采访,多次跟毛泽东进行交流,并获赠其手书的《七律·长征》。返回北平后,他不仅在燕京大学进步学生当中展示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手迹,推动该诗在中国国内的传播,还在所著《西行漫记》中收录《七律·长征》的第一个英文意译版本,首次将毛泽东诗词传入英语世界。受其影响,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亦注意到毛泽东的诗才与诗作。

斯诺文学创作中的现代生态观念

相比而言,埃德加.斯诺独特的生态思想及其作品中所蕴含的现代生态观念尚未得到应有的研究。因而,在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均被严重误读的今天,重新发掘并认真检视埃德加.斯诺的自然生态观、人本生态观和宇宙生态观,这对构建和谐社会以及人类的永续发展就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析《西行漫记》之史学思想

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一书出版后,很快就在国际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国内外的中国苏区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及思想观念。斯诺在书中揭示和阐释了红色中国存在和发展壮大的必然性,中国革命胜利的源泉在于民众,以及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等史学思想,从而得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进步力量的结论,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革命斗争的看法,也影响了美国政府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远东战略决策,这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及对后来美国中国学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与美国报告文学家斯诺三十多年的友谊——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毛泽东一生有许多传奇故事,他和美国记者、报告文学家埃德加.斯诺的友谊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既是他们的个人友谊,也是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正义、良知和理解主导的友谊。这种友谊超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促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是国际报告文学史和人类文明史上光辉的一页。

作为历史叙事的《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以当下叙事、现场叙事的方式进行写作,却获得了无可否认的历史价值。它汲取了传记的某些长处,注意对人物性格的表现,因而具有文学性。文学的叙事与历史的叙事并不是绝然相异的,中国历史上许多记述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都成功地实现了文学与历史的双重价值,斯诺的《西行漫记》也是如此。当下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对历史叙事真实性的质疑,其实并没有超过斯诺当时的认识。斯诺常常自觉放弃自己作为作者的话语权,将叙事的权力让给被访者,使叙事最大程度地接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