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为与可为:出版社知识服务的路径创新

知识服务是出版社的重要职能。我国出版社在知识服务领域存在“后知后觉”“小散弱”“先天不足”的问题,数字时代背景下,出版模式不断转变、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出版主体转型升级,外部环境与内生动力持续优化,为知识服务何以可能提供了“可供性”。要创新知识服务的“桥”与“路”,出版社作为主体,应加强顶层设计,落实配套管理;切实加强人才队伍,夯实发展基础;还需立足技术要素,持续深耕赋能,在管理、人才、技术三个维度共同发力,实现知识服务的创新升级。

清宫武英殿修书处书籍通行机制研究

清宫武英殿修书处刊刻书籍中,供宫廷陈设、皇室传用或各衙门行取、赏赐高阶官员、作为标准本颁发各地翻刻的为正项书籍,纳入进奉皇帝的黄册、供衙门保管的蓝册管理。在行政系统内部售卖以及通过崇文门监督向社会发售书籍,只是武英殿修书处的附带职能。武英殿修书处售卖的书籍称为通行书籍,管理该项职能的机构为通行书籍处,通行书籍的来源有利用已有书板刷印、清理库存、聚珍版排印。通行书账目不纳入黄蓝册管理,正项书籍与通行书的库存、账簿均自成体系。通行书籍的结款方式多次变迁:首先是先发书后回款,后改为交纳书款再发书,最后又回转到先发书后结款。

钩沉攫微话铭贤——探究铭贤学校图书馆

铭贤学校是山西农业大学前身。作为近代一所新型学校,从1907年创办小学、中学,进而铭贤农工专科学校、铭贤学院,到1951年政府接管铭贤学院成为山西农学院,历经44年。笔者通过查阅大量铭贤档案以及其他一切可获得的铭贤史料钩沉攫微,试图根据史料,从馆舍、藏书及图书馆的管理等方面再现铭贤学校图书馆的发展历程,还原当时铭贤学校图书馆的历史,探究近代图书馆的发展,丰富图书馆史研究的内容。

中国主题图书“走出去”区域出版现状与发展思考——以陕西省地方出版社为例

研究地方出版社中国主题图书“走出去”在内容建设、对外翻译、合作出版、版权输出、营销推广等方面的实践,对于区域出版“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借鉴。文章以陕西省地方出版社2016−2021年入选“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中国主题图书为研究样本,分析与总结陕西省地方出版社中国主题图书“走出去”的出版现状和实践特征,提出推动中国主题图书高水平“走出去”的区域出版路径,包括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精品主题图书“走出去”;增强选题叙事融合,助力构建“走出去”中国叙事体系;加强对外翻译合作,扩大主题图书版权输出版图;深化平台国际化建设,拓展主题图书“走出去”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湘版曾国藩图书出版的特点、成就与展望

本文运用数据统计和比较方法,首次专门对湘版曾国藩图书出版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考察。改革开放至今45年,湘版曾国藩图书的作者多元化,绝大多数是湖南籍,所出图书主要是资料性文集和通俗性解读读物。湖南是仅次于北京的中国曾国藩图书出版中心,岳麓书社是全国曾国藩图书出版的首要出版机构,唐浩明是曾国藩图书的品牌编辑、核心作者和曾国藩研究的开创学者。湖南乃至全国出版界应当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前所未有地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机遇,精益求精地做好曾国藩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应着力强化选题与内容的创新性和文化品位,理性区分曾国藩言行中的精华与糟粕,杜绝良莠不分的现象。

晚清官书局刻书的机理与路向——以金陵书局提调洪汝奎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官书局是中央与地方进行政权维护的重要文化实践。现有的官书局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探究、出版物考释等方面,具体解剖官书局内部运作情况的较少。参与官书局经营的人物是观测书局内部行动框架的有效基点,因此本文欲以金陵书局发展鼎盛时期任职提调的洪汝奎及其出版活动为研究视角,通过讨论他与局中人员的互动、校勘经史的实践及维持书局发展的努力,在地方官书局的命运走向中窥见其个体功过。

《家庭教育促进法》视域下农家书屋服务家庭教育探析

《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家庭教育服务功能,农家书屋作为农村主要的公共文化机构之一,其家庭教育服务功能随之上升至法制层面。文章在回顾农家书屋对家庭服务现状的基础上,从农家书屋的独特优势和农村家庭教育的现实需求两个方面分析了农家书屋服务家庭教育的必要性,然后进一步探讨了农家书屋服务农家家庭教育的路径。

沈曾植著作集出版前史发覆——兼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人文集的出版

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社藏《人境庐诗草笺注》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华上编”即已着手约稿、策划《沈曾植全集》,约定钱仲联先生整理沈氏诗文集及札记、题跋,并拟约唐长孺先生整理其史地著作等,但终未竣事,成功出版的仅《海日楼札丛(外二种)》,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而在当时基本成稿的《沈曾植集校注》则由中华书局在2001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自“中华上编”时代起,即十分重视清人文集的出版;“文革”之后,更是影印、整理出版了多种清人文集,为清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研究资料。

边疆民族地区农家书屋建设的现状及分析——以楚雄州姚安县前场镇为例

为充分掌握边疆民族地区农家书屋的建设及利用现状,本文对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前场镇的9个农家书屋在建设、管理和利用方面进行群众走访和问卷调查,并进行问题分析和探讨,提出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采取的对策和措施。

馆社博弈——图书采购的新模式

针对市场经济给图书馆采购的外部环境带来的变化,文章提出了图书馆改变目前单独依靠经销商的采购方式,与出版社直接建立采购联系的一种新的采购模式。该文阐述了馆社合作的可行性和优势,并进一步阐述了图书馆与出版社合作的方法和对策。参考文献5。

农村阅读的需求贫困与“不发展”原则探析

农村阅读需求贫困是需求的有效性不足,常常形成阅读需求陷阱,致使农村阅读建设、服务和研究进入误区,产生了农村阅读资源短缺、建设投入不足和服务欠佳等与实际相悖的判断和援助。这也是农村阅读事业发展不理想,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的重要原因。坚持不发展原则可准确把握农村阅读需求规律和特点,正确辨识农民阅读需求的种类和形态,充分认识阅读的条件性、复杂性,从而找准图书馆农村阅读服务位置,克服盲目攀比心理,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阅读困难群体的问题。

“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从"农家书屋"建设的现状出发,指出"农家书屋"的发展喜中堪忧,并对实现"农家书屋"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和设想。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论图书馆“话语权”的演变

从古代藏书楼、近代图书馆到现代图书馆的历史发展,概述了图书馆“话语权”的演变过程,阐明了图书馆从私有垄断到服务大众的文化承载的深刻意义。

甘豫苏吉四省“农家书屋”发展模式述评

"农家书屋"工程建设进行了2年多的时间,出版署督导组对9个省市自治区开展督导工作,验收达标"农家书屋"141个。甘肃、河南、江苏、吉林四省"农家书屋"的模式,一定程度反映了区域"农家书屋"发展水平和投入状况。总体来看,"农家书屋"在各地创新模式、求同存异、探索发展是共同特点。但是"有屋没书"、"有书没人"两种现象不可忽视,在本质上存在质量问题、发展问题、服务问题的差异。应该确立"农家书屋"的主体地位,持续发展,科学管理。

一种新型的中文图书采购模式——图书馆与出版社合作模式

本文对高校图书馆采购工作中传统的图书馆—供应商—出版社模式存在的弊端进行了分析,根据当前图书发行渠道多元化的趋势,提出了一种新的采购模式,即图书馆—出版社合作方式。并对开展该合作模式的必要性、所具备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农家书屋:终极目标与实现方式的改善

投入巨资的农家书屋工程实施五年,全覆盖要求大体完成,但距建设目标仅及一半,根源在于目标设计与农村现实的距离。改善策略有"借鸡下蛋"、"修正转向"、"管理转移"和"供管分离"等路径可供选择。

古代私人藏书楼的开放实践、思想与影响

私人藏书在保存和传播我国古代文化上具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人们认可的中国的藏书观念是以藏为主、为藏而藏、藏而不用;谈论古代藏书楼也多批判其保守的一面,但我国古代也不乏开放型的藏书家,他们敞开门户、广招来学,把私人藏书从狭小的天地里解放出来。该文在汇总6个著名的开放的私人藏书楼的基础上,归纳这些藏书楼主人的"储书供众"、"传布为藏"、"流通开放"等开放思想。最后分析这类私人藏书楼致用开放的思想和行为对藏书家自己、

三级文献保障体系下的高校图书资产管理探索

在由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和院系资料室构成的三级文献保障体系下,清华大学图书馆针对图书资产管理工作采用"分层控制、统一规范、动态管理"的管理模式,促进了资产管理的科学化与标准化,保障图书资产的连续性、完整性、完好性和共享性。该校图书馆还试用超高频RFID管理系统,提高了图书的动态管理水平,提高了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城市小学生志愿者服务农村儿童阅读策略——以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小学生志愿者到农村与儿童结对子自主开展阅读帮扶,充分体现了儿童权利原则,是农村儿童阅读服务的历史突破,受到农村儿童的欢迎和城市小学生的支持。充分发挥小学生志愿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策划适合农村儿童的服务方案,选择恰当服务模式,开展双赢的读书活动,以及为小学生志愿者服务提供可靠的保障,是公共图书馆当好配角的重要任务。

“藏书楼”术语宋代文献记载考

"藏书楼"是中国图书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该文通过对曹勋的《松隐文集》、刘学箕的《方是闲居士小稿》、陈耆卿的《赤城志》、李昂英的《文溪集》、真德秀的《铅山县修学记》和应节严的《扬州州学藏书楼记》等宋代文献中有关"藏书楼"一词记载的详细考证,得出"藏书楼"术语起源于南宋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