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辽代天德军史事考释

唐贞元以降,天德军防御使治西受降城,兼任丰州刺史,这与唐代方镇例兼治州刺史的情形不同,却是在军事防御中有效统筹军、民的地方惯例。元和年间,为协调河套平原东部振武镇与西部天德镇的防御体系,天德军防御使、天德军移治天德军故城。五代初,河东李晋政权控制该地。辽朝攻占天德军节度使辖区后,将丰州东迁。丰州军额为天德军,在丰州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名为天德军的政区,《辽史·地理志》的相关记载有误。

功能语篇分析视角下的诗歌汉译研究——以周建新和江枫对狄金森“I Never Saw a Moor”一诗的翻译为例

功能语篇分析(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为基础,广泛地应用于诗歌翻译研究。从系统功能语法三大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以及语域理论入手,分析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I Never Saw a Moor”一诗,并探究周建新和江枫两种汉译文与原文的“元功能对等”情况。分析表明,功能语篇分析应用于分析诗歌及其译文,可以为狄金森诗歌翻译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客观的视角,并得出结论:周建新的译文贴切、自然,反映原文风貌,更注重“译味”;江枫的译文简洁、流畅,传递原文语义,基本实现“译意”。

周公遭变与《诗经·豳风》相关诗篇的写制

除《七月》外,《豳风》六首诗篇的创作均与周公遭变有关。周公摄政初年,在遭遇管蔡流言时,选择用战争的方式终结流言。返政成王后,面对成王和召公等人的猜忌,出于自保,周公出奔到楚地,直到临终都没有返回王都。与周公遭变相关的文献《诗经·豳风》诸篇在文字上呈现出许多西周中期的特征,文献可能写制于昭穆时期。诗篇重提周公,有两重历史背景。一是周王朝东南方发生了淮夷战争,淮夷人群中存在殷商遗民。周公当年安置殷商遗民,经营东方有成效,此时重提周公,有安抚东南淮夷的作用。二是周公后裔在此时逐渐被起用,后人为纪念周公,写制了为其平反冤情的《豳风》诸诗篇。

“风水”阴阳哲学思想与察“气”体系研究

阴阳学说认为,一切存在物皆分阴阳,且具有阴阳对待、变化、和合的关系。风水学以《周易》为体,以“气”为核心,阴阳为两翼,在阴阳思想与“生气”思想结合的基础上,按《周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取象方法分别进行阴阳取象,可得出“理气风水立体时空察气体系”和“峦头平面空间察气体系”两大风水体系。

典型论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内涵、争论与运用

社会学模式向社会政治学模式的演化,在整个新文学运动中是普遍的,但因文体特征的不同,其转化的途径与表现形式并不相同。典型问题在20年代便已受到了理论上的关注。胡风与周扬关于典型的表面激烈的辩论,可以让我们明白作为小说领域社会政治学模式兴起的直接途径的典型论之具体内涵。在这一辩论中所表达出来的两方面观点,直接奠定了此后约半个世纪典型论问题的总体格局。典型的艺术概括是有一定历史界限的,即只能从处于大同小异的社会环境下的同一社会群的个人里面抽出本质的特点来概括成一个特定的典型。一个文学上的典型,同时一定是这个人物所由来的社会关系之反映。胡风对于典型的特殊性的说明,仅仅着眼于与别的群体及其个人的比较,从而取消了同一群体内各个体之间的差异问题。胡风典型论中的普遍性,受到了阶级的、时代的、地域的种种限制,他是用对普遍性的限制来代替了个体差异性的缺失。周扬对于胡风典型论的缺陷其实并没有深入的认识,他仅仅抓住了胡风忽视个体特性这一点作出修正。然而,周扬恰恰对于普遍性与个体性之间的关系没有作出任何说明。这样,普遍性与个体性就互相游离了,个体性成为一种外加在普遍性上的东西。周扬观点的这一缺陷其实也是长时间占统治地位的上述典型论所存在的共同问题。当众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家与小说家将人的特点分为共同的与特殊的两个方面时,他们已经犯了割裂两者的错误。其实,个性的生成也有普遍性的原因,正是普遍性通过曲折的途径展现为个性。个性是由先天的气质、性别的差异,经由后天的环境、教育及经历诸因素的作用而形成的。典型问题的突出,标志着普遍性与必然性的上升以及个体性与偶然性的被消解。由于看不到个体性与共同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相互贯通与相互生成,在强调必然性、普遍性的典型论的优势地位面前,个体性与偶然性就成为一种外加的亦即并非有机的成分,这就是小说创作中长时期存在、并愈趋严重的观念化弊病的理论根源之所在。恰恰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被弄清过。典型论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其势头正愈益健旺。小说领域中的社会学模式的政治化,正是在典型论的健旺发展中完成的。典型论将作者的立场视为写作的第一前提。典型论中内蕴着政治性与真实性、简单的观念设定与复杂的现实的矛盾:在典型的创造中有一种捏塑作用,这种捏塑作用,自必受到作者的价值观以至政治倾向的影响,而典型的塑造又是必须从客观而复杂的现实中取得其素材的。在典型论中,政治性因素本即易于膨胀起来。40年代初,典型理论中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矛盾便已暴露。以典型论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学模式的小说观,具有一种消解散文性与诗性的性质。

论20世纪30年代胡风与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

20世纪30年代,胡风与周扬就典型问题展开了一场极有文学价值的论争。虽然双方观点各有正误,但由于这场论争发生在我国典型理论的初建阶段,所以,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典型论的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然而,由于他们又都是从认识论的一般性原则出发阐释典型的本质的,因而,未能划清图解生活与艺术概括、审美创造的本质界限。

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唯一的一组北宋遗存——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北宋丰州城及其防御体系

通过实地考古调查并结合文献史料记载可知,北宋在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纳日松镇二长渠古城设立有丰州建制。以丰州城为中心,北宋王朝构筑了一个以河险为依托、以砦址为护卫、以烽火台为延伸的综合性防御体系。在整个辽宋夏金时期,北宋丰州城及其防御体系是目前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发现的唯一一组北宋遗存。

伦理学就是道德科学吗?

伦理学是否可等同于"道德科学",不仅涉及伦理学的学科归属和地位,而且也是"再写中国伦理学"所绕不开的问题。伦理学界的三位前辈,在这一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周原冰明确坚持"道德科学"说。周辅成、冯契等则对此说持"保留"态度,并且就如何理解伦理学与哲学的关系、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伦理学等重大问题各自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通过对这一争论的梳理,期望对今天我们"再写中国伦理学"有所裨益。

《周易·丰》的思想意义及其解释方法问题

充分利用出土资料和传世文献二重证据法,对《周易》丰卦卦爻辞展开深入的语言考释活动,认为丰卦文本不仅具有深刻的政治思想内涵,而且其文本符号形式与文本语义结构融为一体,文本编纂独具匠心。《丰》文本的解释过程,在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蕴含有深刻的语言理论和解释学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西周丰姬墓出土玉器初探

1972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刘家村发掘了西周丰姬墓,出土铜器16件、铅器3件,最为耀眼的是墓中出土了精美的玉器,主要是装饰品和葬玉两大类,其中包括一套组玉佩、一对鹦鹉佩、玉鱼等。由于此墓没有发掘报告,玉器在墓中摆放位置不明,文章对丰姬墓出土玉器介绍的同时,结合西周其它墓葬发掘情况,对墓中出土玉器的用途、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丰姬墓是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玉器质量高,为研究西周玉器提供了新的资料。

徽州古民居(村落)的风水观

文章从风水角度，探讨明清时期徽州古民居在村落规划、建筑设计及营造技术方面，利用和借鉴风水理论，在功能、美学和技术上，形成独特的地方性建筑艺术特色。

Tiunguy即“丰州”——对《马可·波罗行记》中一地名的考证

近年来,诸多中外学者陆续探讨<马可·波罗行记>的真实性,力辨书中之'所见'与'所闻'.特别是英国学者弗朗西丝·伍德(Frances Wood)依据种种疑点,否定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本文则通过<行记>中一条地名Tiunguy的考证,从历史地理、方言特征、几种主要的版本和可能出现的书写讹误,以及当时当地陶瓷生产的情况分析,证实Tiunguy即'丰州',解决了有关<行记>地名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疑点,重新检测了<行记>的真实性.

左翼文学场域的运作规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辨正

1930年代左翼文学场域内部构成了独特的运行规则,政治资本和象征资本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从原稿到定稿的修订过程,反映了左翼文学场域内的权力结构和等级制度,折射出鲁迅、冯雪峰和周扬等人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所持的不同立场、使用的不同策略以及这种"不同"如何受文学场外部的权力场决定等问题。对该手稿的辨正,有助于研究者对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运行情境有更深入的了解。

隐喻视角下徽州古民居建筑文化研究

徽州古民居建筑是我国古村落建筑的典型代表,其被国内外游客广泛认定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缩影。而无论是村落选址、建筑外部构造以及住宅内部装饰,徽州古居民建筑中都蕴藏着浓郁的文化底蕴。本文将从隐喻视角下,分别就徽州古民居建筑中所体现的多个文化层面做简要探讨。

冯雪峰的周作人研究与“士节”话语认同

冯雪峰的周作人研究,以"鞭挞"为目标,以"批判"为形式,以《谈士节兼论周作人》为代表。在该文中,冯雪峰的"批判的武器"是中国古代的士节话语。冯雪峰既阐述了士节话语的历史有效性,又论证了士节话语的现代有效性。通过士节话语的认同和运用,冯雪峰指出了周作人在知与行之间、话语与实践之间、学识与道德之间的严重断裂和尖锐矛盾,从而既褫夺了周作人的现代知识分子资格,又更进一步从根本上褫夺了周作人的"士"身份。

多维透视:胡风的价值取向

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对待历史事件的态度,往往在人际关系当中凸现出来。通过对胡风与茅盾、舒芜、周扬在不同历史阶段关系的考察,显现了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胡风的价值取向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精神气候。

“酒”与“山水之间”和“醉翁之意”——胡风与周扬恩怨是非新论

很多学者总认为周扬和胡风几十年的恩怨在胡风冤案中起了很大负面作用,但胡风和周扬几十年的矛盾乃至他所指控周扬的"罪状"都属于当时主流文艺思想的范畴。周扬在处理胡风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和态度,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而是"醉翁"借助"山水之间"行"酒"之意。胡风的舛难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其意义完全超越他个人命运,留给后人的思考,就是文艺理论再也不能和政治捆绑在一起。若此,方能避免出现因个人宿怨而酿成惊天冤案的惨象,跳出继续站在"左"的立场上批判极左的怪圈,在文艺的根本问题上实事求是,恢复"五四"追求人的解放、人的文学尤其民主和科学的历史传统。

诗三百《周南》《召南》《王风》考

《周南》《召南》《王风》就产生时间而言,大体应是从《豳风》《秦风》《魏风》等《国风》向郑、卫、陈《国风》转型的中介或说是链条;就地域而言,是以洛阳为中心,同时表现出由北向南的转型;就表现情爱主题而言,则体现了诗三百的写作史由政治主题向情爱主题不断深化的转型。总体而言,二《南》《王风》和以郑、卫、陈等为代表的南方《国风》,比起《豳风》《秦风》《魏风》等西北方或北方的《国风》,是另一类的诗作,与北方数国的以政治言志诗为主体的《国风》迥然而异。

论周恩来与雷锋精神的大众化

20世纪60年代,形成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雷锋精神,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在雷锋精神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周恩来是拨动历史脉搏的关键人物,在整个学雷锋活动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不仅高度认同雷锋的精神风范,而且在中央领导人中首先概括提炼出雷锋精神,深刻阐释了雷锋精神的丰富内涵,并以实际行动自觉践行雷锋精神,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良好的范式。

中国风水的史前巫教源头再探

国外考古学和其他学科早在20世纪就揭示并多学科证明了史前存在"亚美巫教底层"。张光直先生转述的"亚美巫教底层"理论主要建构者佛斯特先生关于其意识形态八大特征的论述,张先生本人关于巫教对史前中国尤其重要和这八条"几乎全部适用于古代中国"研究的见解启示人们,史前巫教研究是中国风水起源研究绕不开的话题。仔细比较,"八条"中的第二条所讲"有四方神与‘四象限’神",世界"分为四个象限,由南北与东西中轴所分隔,同时各个方向又常与特定的颜色相结合"以及第四条所讲"巫师经常有动物神的助手"等等,与中国风水最主要的"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和"南北中轴线"基本图式完全扣合;第五条所讲"环境中的所有现象都由一种生命力或灵魂赋予生气",也与中国风水特别推崇"生气"的哲学理念完全吻合,都是巫教即中国风水之史前文化源头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