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on Cognitive Metaphors in King Gesar and Its English Version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book King Gesar and its English version through cognitive metaphors or concept metaphors.It studies on the three types of metaphors among them and the target domain coming from emotions,nature and animals.Its purpose is to provide a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for translation practices.

神话的重述:格萨尔王与身份认同

史诗《格萨尔王》是藏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阿来重述《格萨尔王》,是回到民族赖以生存的符号秩序中,弥合在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通过晋美与格萨尔王的两条线索的叙述,阿来以“传统”定位民族身份,但返魅与建构先后两种方式的矛盾,导致文本意义自我瓦解。这源于阿来对返魅的执着,致使他将他者约化为现代。但讲述本身并非失去意义,表达的困境反而为人们提供了解“读懂西藏人的眼神”的另一面。

论史诗基本格的建构进路——基于藏族“酒供传统”的讨论

史诗基本格是指晚近口头传统研究中所讨论的史诗文类的基本品格问题。学者将史诗基本格界定为“崇高的格调”,认为在口头传统多种文类中,史诗“崇高的格调”是其脱颖而出、占据文类等级秩序高位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学者对史诗基本格的探讨大多处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阶段,并未阐明何谓“崇高的格调”以及如何建构“崇高的格调”等问题。文章基于格萨尔史诗文本中反复出现的“酒供传统”这一典型场景,借助晚近史诗研究“语境转向”的相关成果,从语言构境,即“言即是行”和“文本构境”以及藏族本土诗歌技法出发,探讨史诗基本格的建构进路问题。

《格萨尔》史诗中“赔命价”习惯法研究

《格萨尔》史诗中记载着禁猎禁山规定、军事制度、盟誓制度、刑罚制度等丰富的习惯法,其中刑事处罚方面又有赔偿、驱逐、监禁、讽刺挖苦及悔罪道歉等方式。本文以“赔命价”习惯法为主题,首先简要论述了“赔命价”(stong)一词的含义及其产生与发展,指出“洞”是指发生命案或人身伤害案件后,侵害人向受害人及其亲属赔付的财物金钱等,认为此习惯法源于藏族固有的赔偿习俗和藏传佛教信仰体系;其次探讨了《格萨尔》史诗中记载的“命价”赔偿规则和特点、刑事调解的基本程序等,认为当时的“赔命价”习惯法具有一定的阶级性,赔偿项目较多,盟誓在命价制度实施过程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且“赔命价”赔偿规定与现行《民法通则》和《刑法》中的部分规定相一致,调解纠纷的程序也与现今的刑事案件调解流程相似。另指出《格萨尔》史诗中出现的诸多赔偿项目名称同帕竹和藏巴汗时期的法典内容相同,认为《格萨尔》史诗中的记载是了解和研究藏族传统习惯法的珍贵资料。最后,结合《格萨尔》史诗中的具体案例,分析了命价赔偿制的社会功能,提出此习惯法对化解矛盾纠纷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抚慰和调节人心、约束和引导人们的行为举止以及增强法律意识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

藏族《格萨尔》史诗的生态美学思想

近些年来,随着对《格萨尔》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格萨尔》史诗已经成为了一门“显学”,成为了藏学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格萨尔》史诗以其宏大的包容性和黏合性,具有了藏民族百科全书的功效。不仅是独具藏民族审美艺术特色的史诗,也具备了藏民族的宇宙观、自然观和生态观的重要研究价值。纵观《格萨尔》史诗,以大量篇幅,描绘西藏区域的自然环境状貌和“天、地、神、人”共生的关系理念,体现出了藏族人民朴素的生态观和生态价值。众所周知,《格萨尔》史诗是以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方式,以活的文学载体在青藏高原传播千年的民间文学艺术。这样的存在方式,就决定着它以民间为土壤,以灵动鲜活的状态被不断地创造和消费,体现出了藏民族的共同审美心理和价值取向。这也使得《格萨尔》史诗的生态观,体现出取自于民众的普遍审美心理,同时造就了藏民族总体生态观的价值取向。

非遗视野下的《格萨尔》史诗中“十三”数词的文化内涵及其功能研究

《格萨尔》史诗是我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内容丰富的英雄史诗。本文从非遗保护视角,着重论述史诗中对“十三”数词的特殊文化内涵和数词功能,以便更进一步了解和解读《格萨尔》史诗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学术价值。

论格萨尔史诗的中华传统文化

文章从政治神话功能、“人地结合”身份表达模式、叙事细节的原型几方面,探讨格萨尔史诗蕴藏的中华传统文化。政治神话是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之一,格萨尔史诗不论是神化格萨尔王天神下凡、拯救人间的主题,还是表现主题的天人感应等艺术手段,都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品质,显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地结合”身份表达模式源自中华民族古老的封地社会治理模式和“用国为姓”家园情怀,格萨尔史诗继承了中华农耕传统文化创造的人地结合身份表达模式,并依据生存环境和游牧生活对身份言说方式进行了创造性改造,形成了赞美草地和崇拜山水的家园情怀,体现了地方化的“人地结合”身份意识。格萨尔史诗叙事细节诸如女性崇拜、动植物喜好、习俗以及情节设置等,都能找到中华传统文化原型。

刍议英语民谣介入的《格萨尔王传》唱词英译

《格萨尔王传》主要描述了雄狮国王格萨尔南征北战,降妖伏魔,最终重返天国的故事,是一部少有的“活性态史诗”,这部集藏族千年记忆的史诗为读者展现了古代藏族社会的各个方面,主要由散文和唱词构成。英语民谣作为短小的叙事诗,和《格萨尔王传》中的唱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文试图从英语民谣入手,分析这部世界上最长的史诗的唱词部分,不仅是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翻译技巧,更是为了加深对这部史诗的理解,为之后进一步外译做铺垫。

《格萨尔》史诗1927年英译本的描述性翻译研究

描述性翻译研究将翻译语境化,把翻译从简单的文字转换中解放出来,旨在通过描述实际的翻译行为及其结果发现翻译现象背后的文化历史事实。通过对艾达·泽特林1927年出版的《格斯尔汗:西藏的传说》英文本进行描述来研究影响或制约译者翻译选择背后的规范。在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框架下,从结构安排、主要内容及文本风格三方面对该版本进行了描述,在此基础上对译者翻译过程中可能受到的三类规范,即预备规范、起始规范和操作规范,进行了阐释和解析,认为社会文化大语境对史诗译者的翻译选择有重要影响,从而加深了对《格萨尔》史诗海外英译本的认识,为《格萨尔》史诗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史诗的田野——白马人《阿尼·格萨》田野调查报告

从"文本"回到"本文",回到田野对白马人的《阿尼·格萨》展开田野调查,以史诗的版本和传承人两个方面作为突破口对《阿尼·格萨》在白马人中的流传和现状做出梳理。《阿尼·格萨》历经千年的流变,依然传承着藏族《格萨尔》的文化基因,承载着原始苯教的宗教色彩,保存着白马人的历史记忆。

海外汉学视域下的《格萨尔》史诗翻译

根植于藏、蒙族文学沃土中的史诗《格萨尔》,堪称"口头文学的典范"和"活形态"史诗之王,经千年传唱至今且仍为说唱艺人所传诵。史诗经历了从域内走向域外的跨界旅行与异域传播,本文通过对其域外翻译与传播的历时描写,厘清史诗域外传播的轮廓和路径,从海外汉学视域对这部民族史诗域外传播过程中的翻译问题进行了跨学科意义上的阐释。

媒介变迁与西藏传统文化传播研究——以《格萨尔王传》史诗为例

媒介变迁与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产生于公元前三四百年至公元6世纪,历经苯教文化、佛教文化及社会主义文化三个时期,是西藏传统文化的代表。笔者主要以《格萨尔王传》为例,立足于西藏媒介变迁,从历时态的角度分析口语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四个时期西藏媒介的发展历程,分析不同媒介形态下《格萨尔王传》史诗传播的特点,探讨西藏媒介变迁与西藏文化传播的关系,并提出如何应对媒介变迁、文化转型可能存在的问题。

试论藏族《格萨尔》史诗对裕固族的影响

藏族《格萨尔》史诗不仅在雪域高原广为传诵,而且还流传到了裕固等少数民族地区。文章论述了史诗对裕固族史学、民间文学、民风习俗、宗教信仰乃至民族心理产生的影响,提出民族间的交流对各自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

诗意的建筑:《格萨尔》史诗中的城堡建筑文化解读

《格萨尔》史诗是一部以战争为主要题材的长篇史诗,史诗中描述了一百多座充满想象和诗意、造型各异的城堡建筑。史诗中对城堡的描述并不是凭空想象的产物,实际上其建筑形制与藏族的传统建筑风格一脉相承,这是研究藏族传统建筑文化遗产的重要历史依据。本文从《格萨尔》史诗中对霍、岭两国的王宫和诸大将的城堡描述为依据,同时根据现有的一些考古遗迹的内容作为补充,尝试探析其中蕴含的建筑文化内涵。

词汇计量与史诗诸要素的解析——以语料库方法解构格萨尔史诗之《霍岭》

文章利用语料库对格萨尔史诗中的人物、地点、宫殿城堡、武器铠甲、生活用具、氏族部落、诸神祇以及各种动物进行了统计分析。通过统计,一一剥离了史诗的构成要素,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格萨尔史诗的故事结构和生活场景。分析发现,《霍岭》分部的史诗人物超过了1000人,场景或故事地点达800多个,生活用具1000多种,武器铠甲等400多种,甚至战马名称也多达140多个,战神等神祇更是多达400多个,这样庞杂的故事却在史诗里显得那么自然流畅,也从侧面体现了史诗的非同凡响之处。

北美藏学与《格萨尔》域外传播的语境解析

《格萨尔》域外传播与海外藏学的发展紧密相关,总体上经历了由欧洲向北美研究重心的转变。百年来史诗在北美的传播与北美藏学的发展轨迹一脉相承,根植于藏传佛教北美传播的文化语境。北美主体文化寻求精神家园的审美需求与《格萨尔》史诗的自由精神相契合,构成了《格萨尔》在北美传播的翻译语境。《格萨尔》史诗北美传播的语境分析,无疑会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走出去"提供借鉴意义。

安多地区《格萨尔》史诗传承的类型特点

《格萨尔》史诗在上千年的传承过程中展现出了6种发展形态,即完美婚姻型(门巴型·雏型)、降魔型(安多东方型·原型)、征服四方四国型或称四茹型(安多南北型或上下安多型·完成型)、征服十八大宗型(康区型·完全型)、小宗与外宗型(派生混合型)、部本型(发展型)。从安多地区传承的几种形态来看,尽管一些较早形态已经淡化而模糊不见了,比如完美婚姻型。但作为《格萨尔》史诗形成的基础即征服四方四国型却成为了安多史诗的核心故事类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安多地区保存着《格萨尔》史诗形成的最早"证据",这就是安多史诗在《格萨尔》史诗发展史上的特殊贡献与特点。

《格萨尔》史诗在海外的翻译与传播

在“藏学热”的推动下,《格萨尔》史诗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传播,并伴随着藏传佛教的东传和西渐以及海外汉学中心的转移。本文按照《格萨尔》史诗在海外传播的特征及路径,把《格萨尔》文本分为以藏传佛教信仰为基石的东方学派、回到声音的西欧学派和走向大众的北美学派三种类型,探讨和分析其背后的宗教背景、文化心理和社会土壤。《格萨尔》史诗在海外的传播像是一次文本的“旅行”,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每到一个国家都与当地的文学、文化相融合产生出新的文本,这不仅是文本的旅行,也是文化的旅行。

从唱词看《格萨尔》史诗的民族性

《格萨尔》史诗是藏民族奉献给人类文化艺术宝库的重要财富。随着藏族文化的发展、演变,史诗自产生之初就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影响,因此史诗的民族性特征也是多元文化共同作用下的文化糅合体。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史诗的核心———唱词部分。从史诗唱词部分的内容、语词、文体等三个方面探讨《格萨尔》史诗的民族性特征,对于进一步论证史诗的民族属性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