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与福柯:两种治理观的比较

关于治理,20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家葛兰西与当代法国哲学家福柯之间内在地存在一种理论上的对话关系。前者总体上坚持一种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治理理论,后者倡导一种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治理理论。虽然同是基于权力分析来探讨治理问题,但葛兰西采取的是文化霸权的视角,而福柯采取的是生命权力的视角。对于治理的本质规定、权力基础、历史主体、未来图景等问题,他们的看法存在许多异同之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治理问题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多元面向,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提高对治理问题的认识、进而解决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葛兰西国家治理理论中的知识分子问题

葛兰西国家治理理论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是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他首先从定义上对知识分子进行界定,然后划分知识分子的职能,不仅充分地讨论了知识界形成的历史,而且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把有机知识分子视为行使文化领导权的主体。正是因为有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和研究,葛兰西的国家治理理论才呈现独特的风貌,影响和塑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特征。

中国葛兰西研究四十年再思考

葛兰西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建构的思想体系已成为中外哲学界非常重要的研究议题。中国有关葛兰西思想的讨论肇始于20世纪中后期,历经改革开放后四十余载的发展彰显出鲜明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通过梳理葛兰西主要哲学思想,回顾相关研究动态发现,中国葛兰西思想研究围绕阐释性研究、比较性研究与当代价值研究三大主题展开,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收获了丰硕学术成果,但仍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处。未来研究需注重葛兰西思想的整体性解读,加强葛兰西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并提升对葛兰西语言学思想的学术关注,以便全面且深入把握葛兰西思想之精髓,规避片面化、碎片化理解。

文化安全的核心: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文化领导权

在现代国家安全框架中,文化安全已从边缘问题转变为核心议题,文化领导权已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这种变化反映了全球安全环境的根本转变,文化领导权不仅关系到文化的传承和推广,也关系到在国际舞台上扩大国家影响力、展示国家软实力并反映深层社会结构。稳固文化领导权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内部稳定性,通过建立积极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共享,可以有效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因此,重新评估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并加强文化领导权建设是维护现代国家安全策略中的重要内容,它不仅超越了传统安全观念的局限,还为文化安全研究开辟了新领域。

葛兰西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基于意大利语1975年版《狱中札记》

葛兰西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是中译本《狱中札记》未能完整呈现的重要内容。通过梳理意大利语1975年版《狱中札记》第11、16和17号笔记中的部分篇目,发现葛兰西对科学的概念性和目的性、技术的积累性和现实性等问题进行过充分讨论。经过对关键文本的翻译,认为葛兰西并不完全支持所谓“绝对历史主义”,而是驳斥技术的“机械唯物式进步规律”,反对形而上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对意大利工业重建的干预印证了葛兰西的担忧。这一重要历史过程启示中国应坚持从概念定义和科技形式的内在关系角度,认识美国科技霸权的全球布局,积极总结交通科学技术突破的先进经验,坚定历史自信并维护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而促进科学技术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作为理论认同和指导实践行动的思想武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再度考察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是马克思在探索理论武器具有物质力量的经典论断。这一论断凸显出无产阶级群众产生理论认同的现实意义,其中的核心是抓住“人本身”。这里的“人”就可以理解为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在此理论认同的基础上能够体现出无产阶级在文化层面的领导权。葛兰西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思想认同的前提,在都灵时期的政治活动中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历史经验,为之后建构文化领导权理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20世纪初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一直笼罩着失败的阴霾,其中隐含着文化领导权的争夺问题。争夺文化领导权就是获得无产阶级群众的认同,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此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引,为如何获得群众的“赞同”及其行动实践提供了理论认同的依据且关涉未来。从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所做的历史剖析中获取思想资源,能够为我们当今建构文化领导权提供理论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有机知识分子理论的内涵意蕴及实践旨趣

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是葛兰西思想中仍待深掘的闪光点。葛兰西通过区分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肯定了后者的关键性作用。对有机知识分子的认识要从语境、角色定位、产生机制及其根本特征等方面综合分析,要从群众、政党和社会统治三个角度认识其功能,明确其实践旨趣在于明晰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开辟知识分子融入群众的新视角以及重新评估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

重读《入伍》:“有机知识分子”作为标尺

《入伍》是丁玲写知识分子生活道路上的深化和转折点,折射出作家20世纪40年代的政治倾向和文学追求。其中,对于延安时期“知识青年如何入伍”的探讨,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战时的社会职能问题,与葛兰西文化理论中“有机知识分子”的思想诉求存在契合之处。文章在葛兰西知识分子论的理论视域下,从“有机知识分子”的结构和文化特性入手,探究以徐清为代表的延安知识青年的局限性和改造方向,进而揭示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间的区别、联系和转化。事实上,丁玲自奔赴延安后,对于坚持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创作方向、投入民族革命战争事业产生了文化认同,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作家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和革命期望。

“历史”对话“结构”:葛兰西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范式分析及其当代启示

葛兰西并未提出过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但其文化领导权思想实际透露出"意识形态"通过"话语"取得"权力"的逻辑:借助范式的分析方法,其思想得以从历史主义进入结构主义,展现出一个具有宏观话语权生态、中观话语权框架和微观话语权实践的立体图示。廓清与葛兰西思想的异质性,并以共时、历时和即时三个维度建构主导意识形态话语权,这是当代中国从葛兰西话语权范式获得的启示。

葛兰西论知识分子与霸权的建构

葛兰西区分了两种知识分子,即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前者指的是前工业社会中以人文理想为己任的知识精英,后者指的是现代资本主义中一批以技术为基础、与生产相结合的技术知识分子阶层。有机知识分子通过与社会生产相结合,实现着不同阶级与阶层之间的意志整合,建构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霸权。

黑格尔、马克思和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之比较

黑格尔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独立出来,并且赋予市民社会以经济内容,认为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必然被国家所超越。马克思明确将市民社会纳入经济基础的范畴,认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而人类解放是超越市民社会的途径。葛兰西将市民社会定位在上层建筑领域,认为政治国家必须建立在市民社会上才能维持其合法性与持久性,市民社会最终会取代政治国家。

葛兰西研究七十年:回顾与反思

通过对国外七十年来葛兰西思想研究的总体进程和国内近三十年来葛兰西思想研究理论格局的考察,本文认为,葛兰西研究在走向专业化的同时,更要将葛兰西思想不同侧面的研究推向对其思想总体性透视的层面,这是当前国内外葛兰西研究中有待深化的主要问题。

文化领导权理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石

首先,分析了文化领导权的实质,指出了"文化"和"领导权"是在发生学意义上的有机结合,这就赋予文化以特有的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权力。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合法性问题而展开和建构的。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文化领导权是政治领导权获得和巩固的先决条件。其次,以政治合法性问题的探究为基础,进一步剖析了其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系。最后,在分析意识形态话语权及其属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领导权是理解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的深层基础。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审视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在他的实践哲学基础上提出的针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理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创造性发展。葛兰西认为,任何社会集团要想获得和维护政治领导权就必须首先占有文化领导权,而知识分子作为上层建筑的"活动家",扮演着使文化合法化即建立文化领导权的政治功能,因此,属于自己阶级的知识分子阶层在无产阶级实现其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当代思想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今西方左翼的理论视野。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和福柯的微观权力论之比较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与福柯的现代微观权力观既存在着相似性和延续性,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同。他们都认为现代权力无处不在,权力既是强制性的,亦为非强制性,同时权力也是生产性的。福柯不再把权力当作一个政体,而是努力揭示在关系场域中权力的运作规律和绵延以及权力机制对个体的规训作用。葛兰西注重于对群体意识形态的统一规划和统治政权对这个群体的争夺,而福柯却注重权力对个体的询唤和规训作用。

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与萨义德东方主义之比较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是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一种延伸,是其权力逻辑在东西方文化关系之间一个新方向上的拓展,从文化领域向知识话语即东方学学科领域的深入与扩散,巩固了西方的意识形态霸权,使文化霸权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顽固化。本文详细地分析了文化霸权理论与东方主义两个方面的相同点,剖析了其理论本身存在的三个方面的不同之处以及理论的现实目的的根本差异,使我们对无产阶级复杂的革命斗争、帝国主义的本质与殖民史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文化霸权·知识分子·文学——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研究

葛兰西认为,社会革命的前提条件和主要内容是文化霸权争夺。文化霸权争夺的主战场是市民社会,因此,社会革命的关键是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打一场以意识形态争夺为主要内容的"阵地战"。知识分子是文化霸权的历史主体,文学对人民群众有巨大影响,所以在文化霸权争夺时要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和文学问题。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西方体育思想的影响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意大利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实践者和理论家。他的文化霸权理论是伯明翰学派的重要理论基础,对法兰克福学派也有深远的影响。文化霸权理论对当代西方体育思想,尤其是左翼思想有相当正面的影响。通过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展开剖析,并就这一理论对西方体育思想的影响展开论述,冀望这一思想体系能激发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发展。

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与国家——重新认识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一词和黑格尔以及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含义完全不同,应该翻译为"公民社会"。它介于私人生活领域(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治社会)之间。他所提出的国家是一种广义的国家即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结合体。这种广义的国家概念把文化公共领域作为国家行政控制的一个领域。按照这种国家观,文化领域仅仅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而与理性共识无关。他对于国家和公民社会的这种理解适用于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而不适用于民主地管理国家。

“文化霸权”与中国式误读

"文化霸权"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关于文化革命的理论,其实质是上层统治集团使下层从属阶层"有组织的赞同"他们,以达到领导教化目的。赛义德将其扩展到东西方文化权力关系中,使之带上了西方殖民主义色彩。中国学者在沿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基础上,更多地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霸权"的理解,使之带上了对西方文化的警惕和抗拒心理,具有民族性的反抗文化殖民意识。这与葛兰西在纯学术层面上探讨的文化运作背后的权力关系已有了很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