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咏三叹,由景至境——《诗经·国风》中自然景观展现特征及先民审美模式研究

《诗经》是我国诗歌史上举足轻重的存在,《国风》正是《诗经》的精华。在《国风》诗中,大量的诗歌涉及到了自然景观,而对于《诗经》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文史哲领域,立足于风景园林学的相关研究较为匮乏,作为描写风景的最早诗篇尚未被研究颇为遗憾。因此将其作为研究重点,首先对《国风》中的自然景观要素进行提取、分类,分析其特点,得出其层次性和分时性的展现规律,以此为基础总结出先民既存型、演化型和类比型三种审美模式,即对中国人原生情感中的自然景观的感知方式和审美模式的溯源。寻找中国人对自然景观情感的原始表达,以及遗传意义,以期为现今的风景遗产保护与景观设计提供参考与启示。

论《诗经》作者所属地域与《方言》之关系——以戴震《方言疏证》为考察之重心

《诗》三百零五篇,不成于一时一地一人。《风》按地区划分,包括周南、召南、风、风、卫风、王风、郑风、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风、陈风和曹风,合共一百六十篇,又称“十五国风”。《国风》带有浓烈的地方色彩,故有民歌、民谣之说,学者虽不尽赞同,然而《国风》带有地方特色的一点,实可深入讨论。西汉末年,扬雄撰有《方言》,其全名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輶轩使者辗转各地,收集不同地方相异的语言。清代戴震《方言疏证》以逐条疏证的方式,勾勒经典文献解释与《方言》相合者,作为佐证。其中《方言》条目有与《诗经》释义相近者,或可视为原本《方言》收集词汇的依据。论文以《方言》所载与《国风》释义相比较,辅之以戴震《方言疏证》和钱绎《方言笺疏》,以见《方言》释义之出处。其次,比较《国风》与《方言》字词之载录,讨论诗文的地方色彩。

《诗经·国风》的感伤情调

《诗经》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的开端,尤其是《国风》中的篇目生动反映了周代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图景和生命情感,具有浓郁的感伤特点,其感伤类型大致可以分为爱情婚姻、念亲怀故、忧国忧民和个体价值等四类。《国风》所开创的感伤情调,对后世文人的感伤心理和感伤主题的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梁启超的思想变动与晚清报刊诗词演进——以梁启超及其主持的报刊为中心

梁启超在晚清主办主持了多种报刊,即便在流亡日本后,其主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仍在当时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从《清议报》开始,梁启超在其主办主持的报刊中开辟了诗词专栏,专门刊发当时士人最为熟悉的诗词,这不仅结束了此前中文报刊零星刊发诗词的状态,开辟了报刊诗词传播"专栏"时代,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从"新学诗"的实践到"诗界革命"的鼓吹,再到最后向诗学传统的回归,代表了晚清诗学发展的一种典型路径,甚至代表了当时士人对于传统文化命运的一种典型思考。若不能够深入到当时文化传播的现场,对之做"在场"的观察,恐怕不易理解梁启超的"流质易变",也不易理解当时众多士人左冲右突的文化探索。梁启超主办主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庸言》杂志等刊物,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化传播的"现场"视角。在维新立宪、清廷预备立宪和革命的话语交织中,在新文化与新文学准备登台亮相的前夜,不断进行新的文学与文化尝试,又不断调试以诗词为代表的旧体文学与新文化的关系,梁启超的文化选择与思想变动,无疑是晚清士人中的一个典型。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邦风》释文订补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内容十分重要，其中《邦风》部分的竹简编次和注释都有不当之处。本文是在订补的基础上对孔子论诗的体例及部分内容作了新的诠释。

冯国瑞对甘肃石窟寺的研究及其贡献

冯国瑞是一位终生致力于弘扬陇上优秀文化的著名学者。从20世纪40年代始,冯国瑞即将研究视野投注到甘肃石窟艺术,先后完成对麦积山、炳灵寺、天梯山三石窟的首次勘察,相关论著迭出,成为此三石窟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还考察敦煌莫高窟,以诗注的形式发表了许多精彩的学术见解。冯国瑞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于甘肃石窟寺倾注的心血最多,成就也最大。

歌德研究综述

我国的歌德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郭沫若阶段和冯至阶段。歌德在我国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郭沫若的翻译和介绍,宗白华和冯至等人则使歌德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化。歌德研究在我国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开拓。

《诗经·国风》民歌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检讨

"《诗经·国风》民歌说"渊源于秦汉时期的采诗说,朱熹加以申述,民国时期古史辨派又参照俗世民歌进行考论,遂成定谳。否定"《国风》民歌说"的学者一般从《国风》非民歌原貌、《国风》内容非出平民两个角度切入,本文补证"《国风》民歌说"难以成立。

太平天国时期的粤勇

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清政府的八旗兵、绿营兵屡战屡败,于是派出众多官员回籍办理团练、召募乡勇,与太平军对抗,粤勇随之产生。粤勇是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重要武装。粤勇没有出色的领袖人物,未能像湘勇成为湘军、淮勇成为淮军那样,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重大影响,但在太平天国时期,粤勇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五四时期吴佩孚的崛起与直皖斗争性质的演变

五四前 ,直皖斗争主要表现为北洋军阀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 ;五四运动发生后 ,吴佩孚乘时崛起 ,其主张及行动赢得了各方人士的赞许 ,他所代表的直系成为人们推翻皖派势力的依托力量 ,直皖的派系斗争融汇于人民反对皖系的时代洪流之中 ,使得此后的直皖斗争不仅仅具有派系私争的性质 ,而且带有了某种“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维护国家主权”与“损害国家利益”斗争的进步色彩。

历史、媒介与文学叙述:新生活运动的两副面孔

以新生活运动自身的两面性,及其在不同文本中的不同形象出发,可考察历史事件在不同媒介中的不同叙述。具体则通过对罗明佑的电影《国风》与沈从文的小说《长河》进行细读,来探讨媒介、叙事立场等因素对历史叙述的影响:罗明佑与沈从文叙述之间的差异,除媒介的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二人所处历史位置及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之间的差别。罗明佑是电影这一现代都市娱乐业的介入者和推动者,他既有对现代都市景观的迷恋,同时又有对政治政策的妥协,叙事因此出现了内在的裂痕;与罗明佑从反对都市文明的立场理解新生活运动相反,沈从文将新生活运动本身理解为一次现代化运动,他从乡土文明的角度对新生活运动进行质疑和讽刺,却又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现代生活的憧憬,这种矛盾性与其对民族重建方式的思考有关。而新生活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及叙事中的矛盾,也为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传统—现代的二元思维模式提供了一个有效媒介。

冯国璋之日本观初探

冯国璋是在袁世凯死后与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并列的早期直系军阀头目。在帝国主义采取分裂中国的政策下,北洋军阀各派都以列强为靠山。以英美为背景的直系首领冯国璋与以日本为后台的皖系军阀为控制中央政权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在此过程中,冯国璋打击段祺瑞的内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日本的侵华政策,也反映其民族主义思想的一面。

写作人格论

写作史上写作人格与表现本文相对立、相分裂的状况，既伤害了读者，也是作者的“自我作践”。写作真人格应求真立诚，把心交给读者；要修身养气，超越功利境界，指向自我实现的人生。为此，应对三个方面有所体认：写作是人的存在性选择；写作显示了人的生命意志和本质需求；

《毛诗正义》的《诗》篇编次观

《毛诗》中十五国风次序颇为复杂,孔颖达不反对《左传》所排,又认为《毛诗》含有深意,并努力寻找其中的微言大义。《十月之交》等四诗,孔颖达亦认为其排列极具深意,只是大多数《诗》篇意义无法明辨。孔颖达的这种观念,进一步巩固了孔子的圣人地位,也为新王朝确立了道德规范,后世多有采用。

论朱熹的《诗·国风》思想风格理论

在朱熹的解释视野中,《诗.国风》呈现着多样化的风格特点。这些特点和诗篇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受地理环境影响的民性民情,不同政治条件下在上者之好倡,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关于诗歌风格与地理环境、民性民情、在上者好倡之关系的理论思想,不是朱熹首先提出的,但他的贡献是将这一理论全面系统地用在了《诗.国风》思想风格的探讨上。

干扰力作用下潜艇近水面运动的仿真

潜艇近水面运动时受一阶波浪力和二阶波浪力的影响较大,本文对一阶波浪力、二阶波浪力和海流力进行了数值计算,然后把这些干扰力作为干扰项加入静水中的潜艇六自由度运动方程得到潜艇近水面运动模型。最后对潜艇近水面运动模型和压水及操舵对消除波浪力的影响进行了仿真分析,仿真结果与实际情况吻合,说明文中提出的潜艇近水面运动仿真模型是合理有效的。

简论《齐风》艺术的美学构成

在《诗经》十五《国风》中,《齐风》具有舒缓、中和、率真的审美特质。这与《诗经》时代齐国的经济基础、政治策略、地理环境、人文特点等方面密切相关。

试析冯玉祥与郭松龄反奉的失败

1925年,冯玉祥与郭松龄、李景林结盟策划了反对奉系张作霖的战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违反盟约抢占李景林的地盘,把本是盟友的李景林变成敌人。国民军的背盟行为成为导致郭松龄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使自己陷入被动。

“去国逾竟”之礼与《桧风·素冠》诗旨探微

先秦典籍中多次出现素冠、素衣、素韠,考察可知其未必是因三年之丧而服,而是有周一代天子、诸侯、大夫、士等不同贵族阶层在士冠礼、乡饮酒礼、燕礼、视朔、聘享、朝见、祭祀、去国、灾荒、军败、出行等不同场合所穿的礼服或常服。《桧风》具体创作时间难以确考,其大致创作时代为西周末(周夷王、厉王之后)至东周初(桧国灭亡时)。此时桧国面临严重政治危机,内忧外患并至,在内国君恃险不修德治政,骄侈怠慢、贪冒好利、百姓不附;在外郑恒公伺机而入,东寄帑贿,取地夺民,所谋甚大。面对危机,桧国大夫或士进谏无果反遭放逐,去国离君之际行"去国逾竟"之礼,素服"为坛位乡国而哭",国人(士或大夫可能性最大)送别而作《素冠》。诗人感于桧国内忧外患之危急形势,目睹有识之士素服遭逐,悲伤蕴结之情浓重。

清代岭南伤寒名家郭元峰《伤寒论》学术思想概略

郭元峰,广东南海人,清代岭南名医,医术精湛,学术颇丰,崇经典,深研仲景伤寒之说,提出许多创见。郭氏对伤寒及治疗次第的认识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对六经本证述之简当,紧扣临床,辨证从实际需要出发,辨证手段丰富,师古而不泥古,活用经方,参以时方,是岭南经方派的重要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