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启微》与世说“文章”的异域变容

日本江户时代名儒皆川淇园所著的《世说启微》,是东亚较早从“文章”的角度阐释《世说》的著作。《世说》本身具有较高的文章学价值,而淇园之所以关注《世说》的“文章”,出于与江户时代阅读汉籍风气对话的需要,倡导“字义与篇旨相互发明”的汉籍阅读法。在日本“故事历史”传统与江户时代文学大众化、明清小说传入的影响下,《世说》的情节性与“作者意志”得到了凸显;同时,因为汉文化圈中各文学现象关系的变异,《世说》成了淇园展示汉诗学思想的辅助工具。《世说启微》既从异域视角揭示了《世说》“文章”的特质,又体现了汉文化圈中经典文本的丰富内蕴和衍生价值。

刘向小说的定位思考

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列仙传》等书是不是“小说”,学术界久有争论。从中国小说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汉代小说的实际状况出发 ,尤其是通过对作者在编撰这些作品中大量的改造、创新工作的分析 ,可以清楚地看出 ,刘向已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小说创作的手法 ,并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这些作品具备了小说的特质 ,其中有一些堪称中国古代早期小说精品。

从语词小说到文类小说——解读《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是中国古代最早对小说的系统论述。分析可以发现,它通过赋予小说资治的功能,将“小说”由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普通词语转变为具有正面价值的文类概念。从《汉书.艺文志》设立小说家以后,小说成为古代书目中的一个类别。可以说,是《汉书.艺文志》创造了作为文类的小说概念。

论韩愈尊师重道的师道观

韩愈在继承前人尊师思想的基础上,从复兴儒家道统的立场出发,提倡尊师重道,并以“道”为中心,提出了自己系统的师道观。主张学必有师,师道相依,教学相长,并提出了教师的职责。从今天看来,韩愈倡导的尊师重道的思想是正确的,对于肯定和提高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以韩愈为例论我国古代论辩文的几种文体

论辩文是一种论证事理、阐明主张的文体。前人根据论辩的方式,将论辩划分出论、辩、说、议、原、解(释)等体式。这在西方和现代的论辩文中是见不到的,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散文中的特产。以韩愈散文为例,我们可以领略论辩文的几种别致的体式。

论《师说》的散文艺术美

《师说》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一篇庄严宣言,也是其关于古文文体、文风改革理论的主要实践。《师说》立意高远,气势雄浑,语言练达,论辩有力,充分体现了散文艺术美的生动内涵,这些都是《师说》绝响后代的美学要素。文章试图从艺术美角度来把握《师说》的精神。

秦汉时期的汉字字序法

秦汉时期属于汉字字序法的早期,这个时期汉字排序呈多样性,其性质是根据意义排序。《说文》部首法将秦汉时期的表义字序法推向顶峰。《说文》关于部首的论述和单字的归部皆根据汉字结构分解汉字,在此基础上得出表义偏旁,进而组成表义部类,建立部首。这个表义的部首系统是用来为汉字排序,而非用来检索的。

论许瀚对王筠研治《说文》的贡献

作为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之所以能够在《说文》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除得益于自身勤学不辍的内在因素外,亦与师友的帮助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许瀚作为王筠友人中的杰出代表,助王筠研治《说文》近三十年,对王筠《说文》著述不但有具体的校勘订补之实,而且在治学理念、治学内容、治学方法等诸多方面多有论辩启发之功,对王筠研治《说文》产生了积极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韩愈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华道统思想源远流长,但真正建立起“道统”论的,则是唐代韩愈。韩愈站在时代的高度,面对外来佛教文化及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即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为己任,正式提出了儒家道统思想。经韩愈倡道统、批佛老、兴儒学的努力,使儒学再度复兴,并在宋末以后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韩愈的道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汉书·艺文志》“东方朔二十篇”考论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的“《东方朔》二十篇”,学术界认识不一。本文认为这20篇不是东方朔“陈农战强国之计”的上书,而是东方朔的作品集,但这20篇并不是东方朔全部作品的结集；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东方朔作品的选集。

还原一个完整的东方朔——《史记》《汉书》之《东方朔传》合读

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东方朔都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但《史记》和《汉书》对他的记载却有较大不同,或侧重性情,或侧重政绩,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东方朔:一个外委随而内方正,看上去狂怪荒诞而内心忧国忧民,表面上谈笑婉媚而实际上与统治者保持心理距离的朝隐者的形象。

从《答客难》看战国与汉武帝时期君王的求贤与士人的不遇

东方朔写的《答客难》一文,对比了战国与汉武帝时期君士关系的变化,揭示了大一统条件下士人不遇的必然性。从历史发展、社会变迁、政治体制的不同去分析解说了战国时期士人的纵横张扬与大一统时代士人的悲摧压抑状况形成的原因。与董仲舒、司马迁相比,东方朔对士不遇现象的认识更深刻,更接近本质,《答客难》一文的思想价值更高。

《世说新语》蕴涵的生命意识

《世说新语》孕育的生命意识具有复杂性和丰富性,主要表现为对生命强烈的留恋,对自我价值的明确肯定以及对女性意识的宽容和个人才能的欣赏等,这种对生命意识的体认,印证了宗白华先生"浓于生命彩色"的观点。

从《说文》与《广韵》语词训诂看东汉至北宋的语言发展

对《说文解字》与《宋本广韵》语词训诂的对比研究 ,可揭示出东汉至北宋语言发展的若干特点。词汇方面 ,总结出词汇发展中双音词形成的规律 ;语法方面 ,揭示出语言发展中语言表达逐渐趋于缜密、鲜明。

江声《恒星说》考论——西方天文算学对乾嘉吴派学术之影响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藏有乾嘉学者江声(1721—1799)所著近市居本《恒星说》。他用小篆字体写此书有两个原因:一是乾嘉吴派重视古文字的传统,二是江声酷爱《说文》,并把篆字推广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交往之中。《恒星说》用当时认为最精确的西法岁差数值,推算《礼记.月令》成书年代天象,重新论证了东汉郑玄关于《月令》源于《吕氏春秋》这一古老命题,显示出乾嘉学者辨别古经源流的进一步科学化倾向。然而江声论证过程中忽略了西法的适用条件,造成缺陷。汉学科学化倾向的形成与江声所在的时代和地域相关联,但由于江声本人及其本学派的固有成见,江声的老疾,以及学术风尚的转向等原因,这种倾向不能继续发展。

中国竹器史研究之二:汉代竹器

通过对汉代出土的竹器文物及汉代典籍《说文解字》中记载的竹器文字作为研究对象,从实物和文字资源中分析汉代竹器的特点。汉代出土的竹器数量很大、种类多,出土竹器分布范围广,文章对18个汉墓出土的310多件竹器实物进行了分析,总结出汉代竹器实物的特点;并对《说文解字》中涉及生活、生产、军事、文化、乐器等各类竹器文字115个进行了研究分析。总体来说,汉代竹器的发展继承了先秦时期的竹器特点,是中国竹器发展的一个繁荣期,是对前人竹器的发展和创新,并将竹器专门化、礼制化,汉代竹器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汉书·艺文志》所录《韩说》三题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的《韩说》四十一卷是汉代《韩诗》学派的重要著作。但由于《艺文志》未对此书进行详细介绍,加之该书亡佚已久,其基本信息遂湮灭无考。前人偶有对其相关情况进行考证者,然有疏失。结合史料记载与文献征引情况,可就其作者、性质及辑佚等三方面内容进行考索。

韩愈《读东方朔杂事》寓意略探

韩愈许多诗篇从不同角度对中唐社会的黑暗政治和上层统治阶级给予了一定揭露 ,但由于政治局势复杂 ,故其部分诗作比较委婉含蓄 ,如《读东方朔杂诗》,“东方朔”之寓意就至今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在考查历代学者各种观点的基础上 ,吸收了陈沆及钱仲联先生“吐突承璀说”的合理因素 ,补充其不足之处 ,并结合对中唐宦官吐突承璀生平经历的历史考证得出了“东方朔”

宋绵初的《韩诗》研究

由汉代学者韩婴创辟的《韩诗》学派是汉代官方《诗》学的重要流派,可惜该学派之著作大多已亡佚于宋代。清代学者盛行辑录《韩诗》佚著的风潮,产生了多种《韩诗》辑本。江苏高邮学者宋绵初对于《韩诗》有着深湛的研究,其所撰《古韩诗说证》和《韩诗内传征》先后成书,展现了他在《韩诗》研究过程中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这两部著作在刊刻之后的流传较为有限,但若将其置于整个清代《韩诗》辑佚的链条中观察,可知宋氏的研究在该领域中居于关键的一环,展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

《尔雅》、《说文解字》鱼部字与秦汉鱼文化研究

从《说文解字》中的鱼部字比《尔雅》中的鱼部字多的现象中,研究发现形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秦汉时期,因为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的进步,使得秦汉渔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引起了文化领域的汉字的演变。鱼部字的增多,表明人们对鱼类的认识更加深入,并且带来了丰富的鱼类饮食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