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心雕龙札记》看黄侃的骈散观念

黄侃先后参加了清末民初的骈散文派之争与新旧文学论战,在论争中形成了宏通的骈散观念,他作《文心雕龙札记》,推重刘勰《文心雕龙》的折中之旨以调和骈散。围绕各学派的论争焦点,黄侃从内涵与外延分别定义文学范畴,在兼顾文体纷杂的同时强调声律、辞采的重要性,并主张兼习文笔之体。黄侃秉持骈散并重的态度,力主骈文实不可废,提倡奇偶适变,他兼重命意与修辞,细析并评点《文心雕龙》所总结的声偶文学修辞技巧,倡导为文者创作辞义相称的作品。黄侃通达的骈散观念既对桐城派文采不足之弊予以纠偏,又对《文选》派持论过严之处加以补正,推动了骈文与散文两派的互融。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成书详考

黄侃早年在北京大学授课,有《文心雕龙札记》传世,已成为现代文史学术经典。该书从讲义到公开出版,过程颇为复杂。最早采用油印和铅印形式,凡31篇。铅印的下半部16篇庋藏北大图书馆,至今缺乏研究。1920年代初,顾名将最初油印31篇的下半部20篇改题《文心雕龙笔记》作为平民大学讲义铅印。1927年文化学社版即据该本,并附录骆鸿凯《物色》。黄侃离开北大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中华大学任教,约于1923年铅印31篇本讲义,并在《华国》月刊连载,因《华国》停刊而中辍。1935年黄侃去世,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刊发讲义上半部11篇。1947年,四川大学将《文艺丛刊》与文化学社本合集为31篇本刊印,流传不广。1962年,中华书局再次将两者合集出版。但已非《札记》的原貌,须要进行文本复原的工作。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是现代大学讲义的形态演变的一个典型个案,产生于近现代思想转型期骈散相争、文白对立的北大讲坛,因此更有细致探讨的必要。

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批语“同”

“同”是《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中的重要批语。“同”批注的字词主要含括异体字和转语两类。将《手批》与其参考性材料《文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同”所批注的字词与《文始》中“变易”关系的字词在内容上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又呈现出与之不同的泛时性特征。同时,受《说文解字》训释内容的影响,“同”存在将造意与实义混淆的问题。

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声通类批语的形式与内涵

《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中写作“某声通某”的一类批语统称为“声通类批语”,它们多书于天头上端,共计1209条。声通的内涵为词与词的上古音相通。黄侃判断声通的证据有括号证据和《说文》页内证据两种形式,源自《说文》的读若、重文、形声字等材料。黄侃认为上古汉语“一字多音”,因此一条声通批语往往含有多组声通关系。声通证据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建立字头与例字、关系字的音同、音近关系。阐明声通类批语的形式与内涵,有助于推动声通模式以及黄侃古音学思想的研究。

新見黄侃先生手批《契文舉例》述論

黄侃對以甲骨文爲代表的古文字的重視與研讀,在章黄學術、甲骨學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新見黄焯舊藏黄侃手批《契文舉例》爲此提供了新的一手資料。結合《黄侃日記》《文字聲韻訓詁筆記》等進行考查,可以發現黄侃在集中研讀甲骨著作的同時,對《契文舉例》進行了相應批點,密切呼應着甲骨學動態。批點的主要内容包括訂正孫書、考釋文字、探究文例、印證文獻四個方面,既匯集了學界可信的結論,也記録了黄侃自身的意見。作爲獨一無二的材料,手批《契文舉例》既能印證黄侃關於治古文字方法、目的的論述,又能進一步反映章黄學術的特點,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黄侃先生古本音说中的声韵“相挟而变”理论——兼论古今音变的“条件”

黄侃古本音说认为,声母与韵母的洪细是相和谐的,上古音最初声母和韵母都是洪音,中古音的细音,是最初的上古音变化的结果。古今声音的变化,声母变则韵母也跟着变;韵母变就说明声母已经变,声母变的最主要标志就是声母后头i介音的产生。这是黄侃的声韵相挟而变理论。声韵相挟而变理论是在综合考察大量古代汉语语言文字现象,并继承清代古音研究精华而提出的。一些用现当代古音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也支持声韵相挟而变理论。这个理论启发我们对古今音变发生"条件"的通行说法提出怀疑。古今音变"条件"可以有新的解释。

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承袭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与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不仅皆为"龙学"名著,且已成现代学术经典。个别研究者曾注意到二者有着渊源关系,但极少有人具体研究范注所受《札记》多方面的影响,更无人指出范注对《札记》的承袭几达《札记》的70%这一学术事实。实际上,范氏之注是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基础上增订而成,沿袭了《讲疏》的体例,而《讲疏》之成书及体例直接缘于《札记》的启发;范注继承了《札记》注重义理的研究方法,并沿用了《札记》大部分的校注、引文和理论见解。可以说,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是范文澜创作《文心雕龙注》的重要基础;没有黄氏《札记》,就没有后来的范注。两部如此密切相关的作品最终皆成为现代学术名著这一事实,为我们提供了学术薪火如何代代相传的范例。

黄侃“在于发明,不在于发现”治学原则的创新意蕴

黄侃一生治学严谨,提出了一系列治学原则,其中以"在于发明,不在于发现"的主张最具代表性。它是中国近代学术创新的一种治学方法论,以"独殊"为学术创新的重要前提,以"不雷同"为学术创新的一条标准,阐述了学者进行学术创新必备的四种学术气质。黄侃对这个治学原则的具体实践及其再认识的衍化轨迹是:从提出"在于发明,不在于发现",以"发现新材料"并不等同于学术创新为理由否定"发现之法",到认识"发现"研究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替代性的"发明"研究,再到归纳出"发见(现)一、推明二"的"治学六道",认同"发现"与"发明"同样具有创新功能。这一治学原则的创新意蕴在于: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张力与超越性,又反映出执着于国学研究与传承的学者所具有的一种文化自我更新能力。

皇侃《论语义疏》的玄学主旨与汉学佛学影响

皇侃《论语义疏》继承了汉儒的章句训估之学和纲常孝道思想,同时受到了佛学理论的影响。而在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观方面,《论语义疏》则建立了玄学化的经学理论体系。

经典诠释的变迁与经典价值的重建——以思想史上原壤形象的建构及其变迁为中心

在思想史上,对原壤形象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建构。原壤先被视为一个"失礼"之人,后被皇侃改塑成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方外圣人"。前者关注原壤与孔子的"故旧"关系,从而将全章主旨放在"老而不死是为贼"之上,由此深入思考礼法秩序的存在根基问题;后者则侧重思考原壤的个人思想,为原壤的失礼进行辩护,进而为消解礼法秩序提供思想资源。朱子对原壤形象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构,在尊重原壤思想形象的同时对之进行了根本否定,使该章主旨得以重现。现代思想基于平等自由的诉求,消解了朱子的努力,遮蔽了该章本来严肃重大的问题,降低了该章及经典的重大价值。只有超越现代思想的视野,才能够真正重建经典的价值。

师古而非复古 坚守而不保守——论章炳麟黄侃国学研究和教育中的使命意识、独立思想和严谨学风

章炳鳞(太炎)、黄侃(季刚)是20世纪初期“国故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西化”浪潮冲击中国民族文化走向极端,传统文化几被全盘否定的历史时期,坚持对民族文化的继承,提倡建设中国本体文化,并为此整理典籍、施行国学教育,为新世纪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继承型人才。今天,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评价他们的文化建设思想和提倡国故之所为,可以感受到他们在国学研究和教育中高度的历史使命意识、敢于反潮流的独立思想和难能可贵的严谨学风,这对我们今天先进文化的建设,是有深刻的借鉴作用的。

《文心雕龙札记》“章句”之解读

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揭示了"章句"的几个不同涵义。章句既是阅读古书时、离章断句的符号,又是汉代学者注释文本的一种体例,也是作为语言单位的章句,《文心雕龙.章句》中的章句乃语言单位。章句在汉语学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既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又是阅读古书的基础,还在布局谋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黄侃《诗品讲疏》探原

黄侃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编纂的《诗品讲疏》是现代《诗品》研究史上的一部知名之作,但学界对其整体内容和相关情况却知之甚少,迄今只能追溯到《文心雕龙札记》中所征引的个别片段。黄侃早年还发表过一篇《诗品笺》,在其身后所刊著述中并未收入,在诸多相关书录、年谱中也从未提及。通过覆核,可知其内容非常接近《诗品讲疏》的原貌,借此可以考察黄侃在研究《诗品》过程中的师承渊源、撰述宗旨、研究视角、个人趣味和教学方法等相关问题。黄侃原有笺疏《诗品》全书的计划,后因悔其少作及兴趣转移等原因而未能最终实现。即便如此,《诗品笺》仍然集中展现了黄侃在《诗品》研究方面的精辟见解,在现代《诗品》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黄侃的古音学:古本声十九纽和古本韵二十八部

古本纽和古本韵是黄侃古音学的基石。本文正面阐述黄侃以代表字的切上字推求古本纽从黄侃所举本声本韵、本声变韵、变声变韵三类代表字概括出推理逻辑式，即从个别到一般，进而在一般意义的逻辑法式上看出黄侃在“求解古本纽”本题时并没有涉及古本韵问题，只是代表字的选择和分类才把韵部作为参照，而这是找代表字，不是找古本纽。从大量的审音表目材料看，也可说黄侃古本纽从中古声类音系系统内部审得，更能表明求古本组与古本韵无关。黄侃把中古开合口一等、四等韵作为上古本韵的选择对象，按此标准在黄侃求证古本韵时列出的作业表：钱玄同《韵摄表》上作业，准确率分别达９７．１％和９１．１％。求古本韵与古本纽无关。以一等韵和四等韵为上古本韵，合乎现代音系学原理。黄侃还中经钱玄同受到高本汉的间接影响。黄侃并没有用循环论证。

范文澜的学术交往

范文澜最重要的学术交往 ,有黄侃、萧一山、吴玉章等。其师黄侃在学识渊博和治学严谨两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他 ,但范文澜重师承又不拘泥。萧一山提倡学术经世致用 ,有崇高的民族气节 ,萧、范二人在抗战时期密切交往 ,成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范文澜所持“西周封建说”的观点直接受到吴玉章的影响 ,建国后吴、范一同担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共同领导史学界 ,二人在治史的基本方法和树立严肃学风等问题上甚为契合。研究范文澜的学术交往 。

拜伦《赞大海》等三诗译者辨析

一直以来,拜伦的《去国行》、《赞大海》、《哀希腊》被认为是苏曼殊的译作,而根据黄侃的自述,三诗乃黄侃所译。从文献上看,两人的创作风格和诗体特点相差悬殊;曼殊的生平和学习汉语的经历决定了其语言的使用风格离三诗的浑厚和高古存在一定距离;黄侃先生胸怀若谷、恃才傲物,不可能无中生有;而在黄侃文稿中发现三诗的译稿进一步证实黄侃乃三诗的真正译者。从文本上看,三诗的翻译风格和苏曼殊的其他译诗迥异。因此,三诗乃黄侃所译。

《通俗编》黄侃评语“正字”辨

《通俗编》黄侃评语中有许多＂正字＂术语。对＂正字＂内容作疏证,分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语言文字内容,对于深入理解文字的形音义关系以及黄侃的语言学学术思想有重要参考作用。

《论语》注释中的两种诠释向度——以《论语义疏》为例

西方诠释学的理论表明,含义与意义是文本诠释中两种不同层次的内容,它们分别标示着诠释的知识性向度和意义性向度。皇侃的《论语义疏》汇存了汉魏六朝近五十家《论语》注释,作为对《论语》的不同诠释,其中汉儒的注释侧重在《论语》的"含义"一面,玄儒的注释则侧重其"意义"一面。由于知识与意义两种诠释向度的不同特点,汉儒对《论语》的注释主要是知识性的积累,玄儒的诠释则在意义性向度上推进了《论语》的深层义理。

徐行可藏《通俗编》黄侃手批本的文献价值

湖北省图书馆徐行可藏《通俗编》为黄侃手批本,黄批俗语共500条。但黄焯《〈通俗编〉笺识》仅录入其中365条。徐藏本《通俗编》补充了黄焯《〈通俗编〉笺识》的不完备处。黄焯未收的135条批语不仅能够体现其编录《〈通俗编〉笺识》的倾向性,而且更能全面体现黄侃《通俗编》研究的相关成果。

试析章门弟子的内部分化

在章门弟子内部,曾发生了一些严重分化。其中,黄侃、汪东、吴承仕等人与其他同门的矛盾,主要是因为思想分歧、个性冲突以及籍贯不同引起的;而鲁迅与钱玄同的分道扬镳,则是由于他们后期思想的差异和人脉关系的纠葛所造成。尽管如此,他们相互之间的评价仍未远离学术的轨道,他们的同门情谊也并未完全泯灭。今天看来,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客观公允、不以人废言的精神显然值得后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