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视野下的诗学系统——《六艺流别·诗艺》研究

明代黄佐《六艺流别》以六艺为宗,把经典之源与后代文体之流建构为分级分支衍生的系统,它以“文体树状图”的阐释模式,突破传统的线性思维,简洁而直观地表达出“文本于经”语境下文体族群的繁衍关系。这种文章总集的著述形态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独树一帜。《六艺流别》以《诗》艺源流建构了一个经学视野下的诗学体系模式。它以《诗》为六艺之首,摹拟解经体解诗,并采用评点、说明类的副文本形式,反映了以文章学为本位的立场。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关于早期文体的阐释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也具有多解性和偶然性。《六艺流别》对早期文体阐释的长处与弊端均颇具代表性。

黄佐《广州人物传》的编纂及影响

《广州人物传》是黄佐早期的史学著述,该书记录时段为汉至明,但以宋明为主;记录广州人物164人,流寓人物22人;记录方式既有专传,也有按类区分的忠义、孝友等传。《广州人物传》的编纂颇为严谨,黄佐不仅注明出处,且注重考证。《广州人物传》的编纂主旨明确,黄佐在传中记录、表彰了一批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有所表见者。《广州人物传》不仅对《百越先贤志》产生了影响,而且是《广东通志》等的史源之一。《广州人物传》编纂严谨、主旨鲜明,又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对《广州人物传》之评价过于敷衍,应肯定《广州人物传》的价值。

丰坊《鲁诗世学》伪托黄佐考

据丰坊所称,《鲁诗世学》包括宋丰稷《正音》,明丰庆《续音》、丰耘《补音》、丰熙《正说》、丰坊《考补》、何昆《续考》等内容,但所谓“世学”实乃丰坊一人伪造。该书大量伪托黄佐的目的,一是借助黄佐的影响力证明《石经鲁诗》存在,二是诋毁和辱骂季本,三是丰坊称黄佐为其父丰熙的得意门生,以同门而示师法。丰坊选择黄佐为伪托对象,其主要原因一是黄佐自身成就高且门生遍布,具备丰坊所需要的学术影响力,二是黄佐的仕途履历及其有《诗》学专著《诗经通解》,能为丰坊提供作伪所需要的佐证材料。

《左传》先于《春秋》说始末考论

《左传》先于《春秋》说最早当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黄洪宪所撰《春秋左传释附序》。黄洪宪称“左史”记事繁详、非有意释经、经传各自单行以及左丘明年世早于孔子,认为“左史在先,圣人之笔削在后”。1932年,张纯甫《是左十说》再次独立而明确地提出此说,认为《春秋》须待《左传》而明,《左传》为左丘明“少年之作”,孔门弟子后有补修,《春秋》为《左传》“提纲挈领”的“目录”,论证颇为系统详细。章太炎则提出“《经》《传》同作具修”说,认为孔子作《春秋》和左丘明作《左传》都同时兼得二人修撰。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仍在继续,有的学者不知黄洪宪、张纯甫诸人已着先鞭。

明代中期建文故事的整合与传播——以黄佐《革除遗事》为中心

作为传说或者历史的建文故事,一直是明史研究中较为关注的话题。在具体问题研究上,学界已不乏精深的考证与推论,但就整体而言,对于传衍近600年建文故事发展脉络的把握仍稍显不足,而对于故事发展背后文本间的交叉重叠,所涉及的社会情态的讨论更是付诸阙如。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形成于正德、嘉靖年间《革除遗事》一书的考察,进一步梳理明代中期以来建文故事发展的走向,并对影响该走向的某些情境进行重新释读,以期对建文故事这一话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论明代国家权力与乡约的调适和融通——以黄佐《泰泉乡礼》为中心

明政权建立后,国家的提倡和支持不仅为乡约的推广和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而且也使乡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嘉靖年间,广东士人黄佐所作的《泰泉乡礼》将乡约与国家权力做了适当的调适和融通之后,建构起了一个以乡约为中心,包括乡校、社仓、乡社和保甲在内的立体型乡治体系,从而将基层社会中的政事、教事、养事、祀事和戎事等生活事务串联起来,逐步实现了乡约在其性质、功能、组织以及制度等方面的时代性转变。黄佐乡约理念的践行为明代和后世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做了积极的贡献。

黄佐《广东通志》之编纂及其文献价值

黄佐主纂的《广东通志》是明代所修三部省志中质量较高的一部,不仅勘正了此前戴璟所纂《广东通志初稿》的疏误,而且在文献资料存量上,也强于其后郭棐所纂的《广东通志》。全志体例架构完善,选材广泛,兼具经世致用与保存文献的作用,对深入研究广东政制、政区变革、社会经济与岭南文化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论黄佐在广西的教化活动

论述了明代嘉靖初年广东著名学者黄佐在广西任提学佥事时,大力推行儒学教育,振作士气,吸纳瑶僮子弟入学,禁止"淫祀"等一系列教化活动,分析了这些行为产生的背景及其在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和意义:如何在具体的区域历史情境中去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一个历史人物以及他的行为。

明代黄佐《六艺流别》的文体学思想及其意义

明代黄佐的《六艺流别》将后世诸文体的源头溯源到《诗》《书》《礼》《乐》《春秋》《易》六经,认为它们都由六经衍变而来,区分文体演进的层级,揭示出文体之间的变异规律,构筑起以六经为纲领的文体谱系。《六艺流别》提出了与同时代其他文体学著作迥异的文体分类方式,展示出鲜明的文体学思想,包括文体本源论、文体发展论以及文体风格论等。《六艺流别》对文体变异运动的辩证认识,在明代文体学著作中独树一帜。同时,黄佐学宗程朱,《六艺流别》的文体学思想与黄佐的理学思想有密切联系。黄佐重申文源六经说,在明代中后期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黄佐的蒙学教育思想及现代启示

明代岭南著名学者及教育家黄佐先生非常重视蒙学教育,要求儿童必须入社学接受教育,对授课教师选拔非常慎重,还亲自编撰小学教材。黄佐将涵养童蒙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作为教育的第一要务,"礼"始终贯穿蒙学教育之中,根据儿童的身心特点来行教。黄佐的蒙学教育思想在当今社会依然有存在价值,比如:要重视儿童的道德教育,从培养良好的日常行为规范做起,根据儿童的特点和个性来选择行之有效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给孩子创造良好的教育成长环境等。

《两广盐利疏》考

《两广盐利疏》出现时间当在正德十一年三月至六月之间,其作者并非黄佐,而是两广总督陈金。该疏名称本为《复旧规以益军饷疏》,广为人知的《两广盐利疏》之名是后来的收录者所加,并未体现该疏主旨。该疏以恢复秦纮旧规为名,实则是选择秦纮旧规和解冕、林廷选"新议"中最有利于增加两广总督府盐利收益的制度因素,参以己意形成的"新规",核心要求是恢复私盐"自首"制度,以增加军饷。该疏在陈金奏准施行后不到一年,就因有损朝廷盐利被户部署郎中丁致祥奏革,但最迟在万历年间又被变相恢复。

《泰泉乡礼》思想体系研究

黄佐是明代广东3大学者之一,著述宏富。他的《泰泉乡礼》被人们誉为"医世良药",成为明中后期岭南地区实施乡约里甲制的典型范本。此书包含黄佐的哲学、儒学、教化、文学、文献学思想。在学界对黄佐思想体系研究不多的情况下,通过《泰泉乡礼》一书来勾勒黄佐的思想体系,不但对研究岭南思想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了解明代学术走向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元代春秋学的黄泽、赵汸学派

元代学者黄泽、赵汸于春秋学卓有建树,自成一派。自汉代以来,治《春秋》之学者,动言"微言大义",众说纷纭。黄泽力排众议,认为治《春秋》当先弄清史实,然后再作价值判断。要弄清史实,就要回归《左传》。他认为《左传》首先由史官左丘明撰写,而由其子孙续成之。这种说法与现代学者认为《春秋》为战国人所撰的观点不同,似更合理。赵汸师承黄泽,他不赞同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尊王贱霸"的思想,主张"尊王"亦"尊霸"。并提出孔子当年要得志,会先"修桓、文之业",由霸道而致王道。以往治《春秋》者或认为《春秋》字字寓褒贬之意,或认为《春秋》只是"实录"。赵汸的观点是,《春秋》一经中既有实录部分,也有孔子所寓褒贬之意。其所著《春秋属辞》一书就是要将此二者区分清楚。

《洪范》晚出新证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及其弟子刘节发表关于"五行"来历、《洪范》成书战国末年的文章。此后《洪范》成书于战国,成为学界主流意见。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五四"以来的学术研究重新审视,提出新见,颇有不当否定而否定者。于是有人以为"《洪范》原稿由商代传至周,到春秋前期已基本写定",见于刘起釪先生《尚书校释译论》等作,也是对顾颉刚先生一再表示"赞成"刘节说的否定。文章列举三证:孔子之世流行"六府""五材",《洪范》尚未成书;《洪范》倡导君主专制、绝对权力,属战国思潮;《洪范》用耕、阳合韵,是战国韵例。《洪范》容有战国以前资料,但其主体成书于战国前期,君主"作威作福"之说应出于战国晚期。

《左传》桓、管叙事与创伤记忆

犬戎攻灭宗周给周文化圈内的华夏族成员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春秋时期夷狄对中国的不断侵害又强化了这种创伤记忆。在创伤记忆的影响下,有历史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的儒家学者开始思考春秋初期夷狄交侵下的中国何以幸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认为正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才使中国和华夏文化得以幸存下来。《左传》作者继承了孔子的这种观点,在桓、管叙事部分特别突出了齐桓公和管仲攘夷狄、救中国的善举,将他们塑造成华夏文化捍卫者的正面形象。这不仅是为了表彰齐桓公和管仲的历史功绩,更是为了给后世树立一面攘外安内的旗帜和一个捍卫华夏文化的榜样。

论黄佐《粤会赋》的都会描写及其艺术特色

黄佐的《粤会赋》气势恢宏,内容庞大,大致从自然地理、经济活动及人文政治活动三个层面,展现了明代中期广州的繁荣都会风貌,真实反映了当时广州地区的民风民俗、社会状况,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粤会赋》既能展现出明代盛世下广州的繁荣景象,又能融合粤地独特的地方风情;既呈现出理学精神,但又不失文学趣味;在铺张扬厉的同时,又能于细处精雕细琢。它生动地描绘了明代经济文化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粤地都会广州,具有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

评黄锡凌《粤音韵汇》兼论广州话标准音

文章认为《粤音韵汇》是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编写的广州方言同音字汇,对粤语研究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指出《粤音韵汇》所拟定的声韵调体系是通行20世纪的广州话标准音,穗港两地出版的广州音字典字汇皆沿用它的音系;同时从声母、韵母分别论证粤音韵书《分韵撮要》不能代表广州最通行的音,并通过现今方言调查材料分析,指出《分韵撮要》所代表的只是比广州话范围更大的"广府话"。

帝国、斯文、风土：论驻新使节左秉隆、黄遵宪与马华文学

十九世纪末期，清廷政府在新加坡设置领事馆和派驻使节，奠定了海外华人作爲一个群体对象在中国外交史的意义。使节的南来，尤其凸显士大夫阶层的境外离散和文化播迁的象徵意义，形塑了早期新马地区初步的文学规模。本文以中国派驻的使节左秉隆，及继任者黄遵宪爲焦点，检视他们任内创办会贤社、会吟社、图南社等宣教文化、推动文风的相关作爲，以及个人生产的汉诗作品里的华人世界和形象，描述使节驻新带动的南来文学气象和意义。 本文因此尝试讨论和处理两组问题： 一、使节具备官方身份，面对西方殖民势力，以及华人移民社会所建立的异地景观与文化想像，如何转换爲他们的文学实践与教化任务？使节推广的帝国意识和建立文字士传统，如何在早期南洋殖民地和华侨社群形成一个具有描述个体生存经验、地域意识与教化传播的文学生产空间？ 二、使节的南洋汉诗描述风土地志和海外华人生活，记录殖民地体验，海外华人以什麽形式和概念进入他们眼界？领事与诗人的双重身份，将华人移民史纳入汉诗视域，因此改变了传统宦游文学的格局。他们对离散华人进行叙事和纪史的汉诗写作，标志了马华文学现代起源的时间点－大离散的华人移民时代。

略论明代黄佐的方志学成就

黄佐是明代中叶重要的理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其所学遍及经、史、子、集,著述颇丰。黄佐一生共参与编纂了五部方志,分别是嘉靖年间的《广州志》《广西通志》《香山县志》《罗浮山志》以及《广东通志》。在编纂方志的实践中,黄佐将方志定义为地方史书,认为方志的功用不仅仅于汇集文献,而且能变民风学风,使之遵从孔孟正道。在方志编纂形式方面,黄佐所修方志体例从细目并列逐步发展为二级纲目,并最终在二级纲目的基础上灵活加入三级细目,对方志撰述的述、作之分等其他方志编纂问题也有其独立见解。黄佐的方志学成就为岭南文献之编纂整理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经验和借鉴,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岭南方志的学术文化内涵,为中国传统方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明代理学教化的名实考辨:以泰泉书院的营建为中心

研究书院兴废不仅要观察理学与佛教互动的概况,更要注意考辨理学教化的名与实,洞察士绅推行教化的真实动机。嘉靖初年,广东士绅黄佐借魏校“毁淫祠”运动之势,以推广教化为名,用迅速营建的泰泉书院取代景泰寺。钩稽不同史料后可发现,黄佐利用了明中叶广东盗寇此起彼伏的动乱形势,运用“标签化”的手段刻意在文本上制造景泰寺僧众“叛乱”的形象,强调书院取代佛寺的正当性,进而将佛教势力一举清出白云山。结合泰泉书院逐步被边缘化的命运及黄佐对宗族势力的经营历程来看,书院的兴起名义上是理学教化的推广,背后更多是黄佐展拓宗族势力的利益诉求。明中叶理学士绅推行教化时,既有传播儒家正学的考量,更有攫取“私利”的盘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