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ICSID仲裁中临时措施的约束力

相较于国内诉讼中的临时措施,ICSID仲裁临时措施涉及仲裁公正性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冲突,具体表现为中止国内刑事程序的临时措施与国家刑事管辖权的矛盾。考虑到这一特殊性,在ICSID仲裁临时措施的约束力问题上,应然的路径是赋予临时措施以约束力,同时对中止国内刑事程序的临时措施设定严格的发布条件,以实现两股利益的平衡。ICSID仲裁临时措施约束力的实然基础无法通过条约解释在ICSID规则框架内直接获取,但可以通过争端当事方在框架外承担的不得加剧争端的义务以间接建立。对于中止国内刑事程序的临时措施,ICSID仲裁庭在实践中已经采取谨慎态度,其限缩发布情形以及强调证据要求等做法,可以一般化为该类措施的限制性要件。

ICSID框架下的我国国有企业申请人资格问题论析

国有企业在《ICSID公约》下的适格投资者身份问题直接关系到国有企业在遭遇与东道国的投资纠纷时能否提起ICSID仲裁程序,而中国作为一个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占比接近50%的海外投资大国,这一问题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国有企业的海外利益。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在ICSID仲裁中的投资者资格认定困境主要在于我国国内法和我国对外签订的BIT对于“国有企业”概念的界定不明,并且我国国有企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过于依赖优惠政策及政府补贴的惯性对公平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有较为不利的影响。解决我国国有企业投资者资格认定困境的制度路径包括在国内层面以“竞争中性要求”为参照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在国际层面上未雨绸缪,在未来的BIT签署中明确国有企业的ICSID仲裁申请资格问题,同时通过国家实践推动完善Broches标准的解释和适用,参照《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的有关规定推进ICSID公约的修订进程,以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双管齐下的方式塑造更加良好的国际投资环境共同体。

中国加入《ICSID公约》所作通知的性质及效力

ICSID法律制度是当今最为重要的外国投资争端国际性解决机制。中国加入《ICSID公约》时根据其第25(4)条向ICSID发送了一份通知,通知的原意是要限制ICSID对涉中国案件的管辖权。通知作出后至今未改变,其性质和效力在学界具有很大争议,需要予以厘清和辨析。该通知性质和效力的明确对中国完善投资条约的涉ICSID管辖权条款具有重要意义。

论ICSID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ICSID公约》所创设的争端解决机制满足了国际商事交易当事方对投资争端解决手段的需求和选择。但由于存在着主权豁免因素,从而导致ICSID仲裁裁决的执行仍然困难重重。在国际商事交往中,争端的有效解决是公认之理、应有之意,争端双方均有责任、有义务尊重并遵守争端解决机构依法得出的结论。当国家以私性主体身份从事商事行为时,执行针对其私性财产所作出的某项仲裁裁决是逻辑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ICSID仲裁制度的价值定位转向的缘起与路径

国际投资仲裁制度步入多边改革阶段。当前ICSID仲裁制度存在侵蚀东道国公共政策管制权、仲裁裁决不一致、错误裁决缺乏救济制度、仲裁员独立性与公正性的缺陷、仲裁审理程序透明度的缺陷、仲裁成本高等问题。推进ICSID仲裁制度的价值定位转向,均衡投资者与东道国权益可由两大主体实施:国家和ICSID中心。其中,ICSID中心针对透明度和非争端方参与问题进行两次仲裁规则改革,分别是《ICSID仲裁规则(2003)》和《ICSID仲裁规则(2006)》。

ICSID管辖权的扩大及应对——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视角

"一带一路"战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积极寻求同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在此过程中,中国既是资本输出国又是资本输入国。ICSID是专门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端的机构,在国际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目前,ICSID仲裁庭存在着扩大管辖权的倾向,这种倾向对中国具有有利及不利双重影响。中国应根据本国及东道国的具体国情,在同沿线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中,确定接受ICSID管辖的具体方式。

国际投资法前沿问题与中国投资条约的完善——“中国与ICSID”国际投资法与仲裁高级研讨会综述

在"中国与ICSID"国际投资法与仲裁高级研讨会期间,专家围绕国际投资法与仲裁领域热点和前沿问题进行了研讨;认为国际投资法正处在持续深化和不断发展之中,国际投资法在价值定位、条约形式和具体规范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同时也面临诸多的争议;国际社会应该以和谐共生、共同繁荣的理念,兼顾不同的利益需要,共同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的国际投资法律秩序;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国,应该在国际投资法治建设中发挥更加主导性的作用。

ICSID仲裁庭管辖权新近发展动向及其改革初探

当事人书面同意是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仲裁庭取得管辖权的基石。在现行ICSID解决投资争议的仲裁实践中,仲裁庭通过对"同意"进行扩张解释来扩大自身的管辖权,这种做法导致东道国和投资者的利益失衡,对东道国的主权构成了挑战,因此,应通过建立专门的管辖权先行审查制度、建立上诉机构、运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和合并管辖等方式对ICSID管辖权制度进行改革。

海外并购争议解决之ICSID仲裁——必要而“奢侈的消费”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作为世界资本输入大国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世界资本输出大国。而在诸多对外投资活动中,海外并购地位突出,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海外并购活动异常活跃。在海外并购出现争议时,协商、调解、调停、国内司法途径等都是重要的争端解决方式,此外,ICSID仲裁也是重要的争议解决途径。对我国而言,不断增加的海外并购也可能带来更多的争议,例如我国平安就其在比利时的并购争议向ICSID申请仲裁就是一例。但是,近年来ICSID仲裁面临了诸多的挑战。本文认为,尽管国际社会对ICSID仲裁有诸多质疑,但是这一制度对解决海外并购争议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真正利用这一制度解决争议时,该制度审理耗时长、费用高、执行难等特点却也使其成为"奢侈的消费"。

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双边投资条约投资争议解决机制分析——以ICSID管辖案件范围为例

中国与俄罗斯双边投资条约允许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提交"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仲裁方式解决,并突破了"限于征收补偿额争议"的声明范围。鉴于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的投资状况,中国与其他成员国的双边投资条约应借鉴中俄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议解决机制条款加以修订。

“一带一路”背景下ICSID《附加便利仲裁规则》的适用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重要地位。ICSID《附加便利仲裁规则》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学界的应有关注,但是其作为ICSID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ICSID《附加便利仲裁规则》独立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本身,在适用方面存在一定差异。ICSID《附加便利仲裁规则》管辖权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适用ICSID《附加便利仲裁规则》解决投资争端。中国在加入《纽约公约》时提出的商事保留和互惠保留对依据ICSID《附加便利仲裁规则》作出的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造成阻碍,中国应当主动因应这些问题,适时撤回商事保留和互惠保留。

ECT投资仲裁与ICSID机制比较研究

ICSID机制作为传统投资仲裁机制的代表,赋予东道国三件自卫的法宝:逐案审批同意权、当地救济优先权和东道国法律适用权。ECT是国际能源领域第一个授权投资者直接针对缔约国违反条约义务提请国际投资仲裁的多边条约,其投资仲裁条款完全排除ICSID机制三大法宝的适用,取而代之的是投资者对抗东道国的强制仲裁权、随时仲裁权和国际法排他适用权。作为ECT的观察国,我国应灵活地应对ECT投资仲裁的新趋势。

论中国在ICSID被诉第一案中的仲裁管辖权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对参与国际司法和仲裁活动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在对待ICSID投资仲裁的态度上也是如此，通常仅允许将与征收补偿有关的争议提交中心仲裁。然而，近年来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争议解决实践中的仲裁庭管辖权范围呈扩大趋势，中国的这种谨慎态度正逐步受到挑战。2011年5月，马来西亚伊佳兰公司向ICSID提交了第一件针对中国的案件，该案在管辖权问题上主有两个不确定之处，即（1）同意条款的范围与解释问题；（2）能否援引中国第一代BIT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求获得中国第二代BIT中更广泛、更有利的程序性待遇问题。该案的启示更多在于案外，即同时作为重的资本输入和资本输出大国，中国应从侧重资本输入管制的第一代BIT和侧重投资自由化的第二代BIT，逐步发展并过渡到更为均衡的第三代BIT时代。

晚近ICSID仲裁庭管辖权裁决的实证考察——兼谈我国首次被申诉案件的管辖权抗辩

近年来,ICSID仲裁庭管辖权裁决出现平稳增加的趋势。管辖权是ICSID仲裁庭得以作出有效裁决的基石,投资者和东道国也往往在进入实体争议之前首先就管辖权问题争锋相对。通过对近十年来ICSID仲裁庭的管辖权裁决进行分析,特别是结合公约内容中相关要件的规定,管辖权裁决的特征和趋势逐渐显露。考察晚近ICSID仲裁庭管辖权裁决,有助于分析ICSID仲裁庭自身的运作机制,积累实践案例经验,对于我国首次作为被申诉方参与ICSID进行管辖权抗辩也具有较强的启示作用。

ICSID仲裁撤销制度比较研究

根据《华盛顿公约》 ,当事人对ICSID裁决不服的 ,可以援用撤销制度来请求撤销该裁决 ,故ICSID仲裁撤销制度专门维护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间的国际直接投资争端裁决的公正性 ,对当事人双方均极为重要。从比较法的观点来看 ,ICSID制度与《华盛顿公约》内的其他救济制度相比 ,“中心”仲裁撤销制度所针对的情况最为严重 ,所可能产生的结果最为严厉 ;比之于一般国际商事仲裁撤销制度 ,“中心”仲裁撤销制度的法律根据、撤销理由、撤销机构则较为统一 。

ICSID上诉机制建构的法理基础及制度选择

与WTO上诉机制相较,ICSID的裁决撤销制度并不审查"事实认定错误"及"法律适用错误"的实体性问题,上诉监督机制的缺失致使ICSID矛盾裁决不时涌现,再加上ICSID对投资者利益的天然"偏好",对东道国公共利益保护的忽视,导致ICSID投资仲裁机制陷入"正当性"危机。一般国际商事仲裁"一裁终局"的传统理念,已无法满足投资者及东道国对仲裁结果实体公正的渴求。在ICSID正在启动新一轮改革的背景下,助推ICSID共识成员拟定"上诉附加便利规则",赋予上诉机构"事实与法律"双重审定权,将有利于弥补仲裁监督审查制度的不足,促进仲裁裁决的一致性,重拾人们对ICSID的信心。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双向投资大国身份"越发凸显,ICSID机制改革与我国保护沿线投资利益之诉求甚为契合,联合美国共同推动ICSID此轮改革,实现投资仲裁的一致性和公平性,符合包括两大资本输出国中美在内的多数成员国的利益。

ICSID仲裁撤销程序的改革

ICSID仲裁撤销程序是向对裁决结果存有异议的当事方提供的最重要的救济途径。该程序在实际运作中存在诸多缺陷,包括放大裁判法理的不一致、审查范围的不确定以及程序职能的落空。这些缺陷是导致国际投资仲裁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ICSID仲裁撤销程序的改革构成ISDS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面对ICSID仲裁撤销程序存在的问题,各国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方案。作为双向投资大国,我国应积极参与ISDS改革,提出中国方案,构建“初审仲裁+上诉机构”的混合式ISDS机制。

中国参与ICSID机制的双重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促使中国由传统的资本输入大国向资本输出大国转变,出现了投资东道国和投资母国双重身份混同的局面。无论是主动提起还是被动应诉,我国已经开启了对ICSID机制的参与和运用,同时面临着在全面参与ICSID机制中由"主动提起"增多和ICSID管辖权扩大适用所带来的双重挑战。应对挑战,应当及时总结我国参与ICSID机制的实例经验,审视ICSID管辖权被扩大适用的具体规则,重视BIT与争端解决机制的关联并加以完善;熟悉并适应ICSID规则,运用更加灵活的方式解决投资争端;推动ICSID规则的改革,完善我国现有投资法律体系。

法人投资者功能性国籍的确定——以ICSID仲裁制度及实践为中心

选择ICSID仲裁已经成为通行的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方式。ICSID公约第25条(2)(b)为扩大公约的属人效力范围,赋予具有外国控制因素的东道国法人投资者以另一缔约国国籍,但公约本身对法人东道国国籍的认定、外国控制的形式和程度,以及功能性国籍协议的具体表现形式等付之阙如,学者学说和ICSID仲裁实践歧异纷呈。法人投资者的东道国国籍应当依据东道国国内法及相关国际条约予以认定,而其功能性国籍则需满足ICSID公约的客观标准,功能性国籍协议并不限于明示的书面形式。

“一带一路”背景下ICSID管辖权的扩张及对策

全球跨国资本流动日趋频繁,导致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争端日益频发,投资者往往倾向于将争端提交到ICSID仲裁庭进行仲裁解决,同时ICSID仲裁庭亦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更多管辖权,如扩大"同意"的主体,扩大对"投资"与"直接"的解释,扩大对BIT相关条款的解释。对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为有效地维护权益,未来我国应做如下努力:对ICSID管辖权"同意"方式进行区分对待,对"投资"的定义进行明晰,明确MFN适用与不适用的具体事项,对运用保护伞条款予以限制,推动岔路口条款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