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院玉合,缘聚传奇——明传奇《玉合记》中寺院道观空间的文学功能

本文以《玉合记》中的空间为切入点,通过寺院道观这一特定空间推动情节,展现命运交织与人物心路历程,体现戏曲结构精妙与情感深度。并且通过法灵寺等空间映像塑造主要人物性格,展现复杂人性与情感变化。最后,运用空间描写来营造氛围,显示出寺院道观不仅是避难所,更是精神寄托,反映命运观与伦理映射。

志与趣:乾隆御制诗文文物的帝王设计趣旨

南京博物院藏有大量乾隆御制诗文文物,种类齐全,玉石器、漆器、珐琅器、书画、瓷器、丝织品等,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文文物集中体现了他的治国理念与艺术鉴赏,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这些文物设计精巧,更是匠人们的巧夺天工,也颇具艺术审美价值。本文以南京博物院藏御制诗文玉册、扇面为个案,分析乾隆皇帝的治国志向与文人雅趣在这类文物制作中的体现,并浅析其中的工艺之美,进而突显盛清时代的宫廷设计趣旨。

《礼记·玉藻》“君赐车马”章辨诂

学界关于《礼记·玉藻》“君赐车马”句的读法、释义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以郑玄为代表,认为“拜”“赐”二字当分读,后一句言卿大夫受赐于天子,归必致于其君,待君有命才能使用;另一种以陆佃为代表,认为“拜”“赐”当合读,后一句承接前一句,言没有国君之命则不敢乘服。经考辨,这两句是统言“三赐”之礼,陆氏的读法更符合经文语境,但他对第二句的释义不甚清晰,应释为:若没有得到国君的正式授命,则不可以立即乘服。关于“据掌致诸地”,多数学者认为是解释“稽首”之仪,但实属赘述;段玉裁等人认为是臣受君面赐所行之礼。经考察,臣受君面赐确实应先稽首然后受所赐之物,则“据掌致诸地”应释为:臣稽首而后双手捧所赐之物于地上。

璀灿宝典 珠玉文章——黑龙江省图书馆珍藏元梅溪书院刻本《韵府群玉》

元代阴时夫昆仲所撰的《韵府群玉》是现存以韵隶事最早的类书。元明以降,此书屡经翻刻。黑龙江省图书馆馆藏元统二年(1334年)梅溪书院刻本《韵府群玉》是此书存世最古的版本。该书曾流入东瀛,后归中土,递藏有序,独具版本价值。

瓷的叙事与文化分析

本文从叙事与文化角度,研究瓷与"稻"、"易"、"玉"、"艺"以及"china"之间的复杂关系。陶瓷业孕育于稻作文化之中,制作陶瓷像驯化植物一样需要细心与耐心,陶瓷业在性格温和的农耕民族手中达到高峰似乎是一种必然。阴阳五行以及易学关注的垂直与圆周运动,与陶瓷加工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陶瓷中的圆器则是转换与和合的象征。瓷与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模仿乃至替代关系,然而"如玉"并非瓷的终极目标,瓷真正模仿的还是兼具生命内蕴与玉之品质的人体,这也是青花瓷之所以成为中国瓷主流品种的根本原因。中国艺术的主要门类无一不可以在瓷上表现,但瓷与艺之间又不仅仅是载体与载物的关系,八大山人就从景德镇瓷绘那里吸取过重要营养,瓷的"载艺"功能更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诗意。瓷在历史上曾为中国之代名,"china"一词在英语中含义暧昧,应按"名从主人"原则用"Zhongguo"作为中国的英语名。不过,就"在‘china’上表现‘China’"而言,我们仍有许多地方要向西方瓷业学习。

从规范的“普适性”看顾野王《玉篇》的语音规范性质

从语言规范的社会功能出发,运用规范论思想审视顾野王《玉篇》的语音性质,探讨通过设立可操作的量化指数,考察《玉篇》语音的"普适性",为深入研究南朝通语、基础方言提供另外一种思路。

“圭璧以祀”三证《周礼》成书于汉初

《周礼》以其系统而详备的职官职能、礼仪礼器等记载而成为一个悖论的存在:后人既援引为礼制重建的法典和考释礼仪遗存遗物的主要参考文献,同时,其真实性及成书年代又备受质疑,成为自其汉初现身以来的学术难题。文章系统梳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祭祀性遗址出土玉器的器类、纹饰、组合、尺寸,聚焦《周礼》记载最为详备的"圭璧以祀"的源流承传及其时代特征,以多重证据法再证《周礼》成书于汉初。

满文玉宝、玉册研究

玉宝、玉册又称为谥宝、谥册,为当朝帝王为其列祖列后镌制的宝册。有清一代留下了一批质地精良、工艺精美的玉宝、玉册,堪为满族文物中之精品,其内容反映了当时皇帝对其前朝列祖列后的尊谥制度,具有较高的史料学价值。本文以不同类型的玉宝、玉册为例,对其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

论玉在《诗经》中的意象建构

《诗经》约有1/10强的作品描写了品种繁多、形态各异的美玉。在《诗经》时代,玉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里的一种佩戴爱好,有权有势的贵族佩玉是为了显示奢华排场和表现身份地位,而普通百姓佩玉更多是为了消灾健身以助人长寿,还有王公贵族之间、平民男女之间相互馈赠以示祝福与吉祥。玉器因其润泽以温而充满了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君子比德于玉,要求君子用象征德行的玉来比照自己、警戒自己、把握自己,以时时处处合乎君子的道德行为规范,这就表明玉佩不仅仅是赏玩的装饰物,而更重要的是作为道德人格的象征,当人们的审美认识逐步提升之后,对玉石的色泽、形态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人们在思维、感受中便拿玉来和人类自身禀赋、特质相比,尤其是拿玉的润泽、温厚、柔和的一面相比,对它产生了一种特别亲近进而尊崇的感情。正是玉的道德象征和人格映影,《诗经》里才不乏对玉的赞美及其以玉喻人之品格的称颂。《诗经》还形象地再现了先民崇拜敬重玉器而将其当作祭祀、婚宴、会盟等重大典礼活动的重要礼器乃至权势的征象,从而传达出"以玉事神"的宗教观念。玉器充满着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的内涵,它既是古代社会对玉神观念的继承,又是世俗对高尚人格的要求。《诗经》里丰富而独特的玉文化非但为我们了解当时特定的风俗民情提供了鲜活的资料,而且对后世民众的精神品格乃至行为规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处州司马穆府君夫人孙氏墓志》考——兼及书刻与“玉册官”的讨论

《孙氏墓志》记载了河东孙氏的生平及其子的官职等内容,其书刻规格之高在晚唐非奉敕书刻墓志中十分罕见。其所留存的晚唐书、刻名家信息,可补晚唐书法名家张宗厚的官职变迁、书法风貌之之阙,并为唐代"玉册官"制度的研究提供素材。

近20年《玉台新咏》研究

近 2 0年来 ,对《玉台新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玉台新咏》的成书时间、编纂目的、编纂标准及对《玉台新咏》的评价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进展 ,取得了新的成果。同时 ,也指出了前人没有注意到的《玉台新咏》

《诗经·国风》中的玉意象内涵

《诗经·国风》中涉及的意象较多,其中玉意象的运用极具特色,内涵丰富。玉可以用作信物、佩饰,也可用以赞美君子和美丽的女子,主要表现在传达美好的感情、表现君子高尚的品行和女子美丽的外貌等方面。这与当时的文化背景、玉的自然属性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诗经》意象群中重要的一部分,玉意象在表情达意以及协调诗歌韵律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诗经》里的玉

中国先秦时期广泛地盛行着崇玉习俗,玉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宗教祭祀、外交、军事、丧葬等,它的功能,除了熟知的起美化仪表的装饰作用外,还象征着政治秩序和社会地位,甚至成为人格风范的表征。而上述种种,在《诗经》中多有着鲜明的体现。

清末民初戏曲抄本修复案例分析

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所从民间收集的清末民初戏曲抄本,经过上百年的流传存在不同程度的老化、絮化、污染、破损等现象,已经无法翻阅。针对每本剧本不同的受损情况,通过认真地分析研讨,制订出不同的修复方案,分别采用水洗去污、挖镶、金镶玉等不同的修复方法,对其中部分抄本进行整理、修复,使其得到了治理性保护。

汉唐间礼仪体系与行政体系中官职的关系及其变化——以封禅礼中封玉牒仪执事官身份的变化为中心

从汉到唐,封禅礼中封玉牒仪逐渐细化,由封玉牒变为封玉牒、封玉册两个步骤。在仪式中,皇帝一直扮演亲自行封的角色,但仪式的执事官却在不断变化着,由汉代太尉、尚书令和太常的组合变成了唐代太尉、中书令和侍中的组合。礼仪事务中执事官身份的变化滞后于其它日常政务运行中官僚体制的变化。因官僚体制变化而产生的行政体系与礼仪体系中职官地位不对称的矛盾,既反映了礼仪体系的调整滞后于行政体系的调整,也是中国帝制时代权力运作的一种协调与制衡。

茱迪特·戈蒂耶笔下的李清照

法国女诗人茱迪特.戈蒂耶的《玉书》是最早的法译中国古诗集之一,在当时的法国乃至欧洲产生了极大影响。在这本书中,茱迪特翻译了六首李清照的作品,并在前言中特别介绍了这位中国最杰出的女词人,给予极高评价。她对李清照的解读与译介既富有浓郁的中国古典气息,又进行了独具匠心的改造,两位不同国度的天才女诗人相隔数百年后,在《玉书》中碰面,并产生了新的火花。

《诗经》中的玉物象

中国玉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6000多年前的古人已经开始使用玉,到《诗经》时代,玉器的制造与使用已经趋于成熟,各种名目的玉在那时也已经出现。文章通过对玉的名目的梳理,厘清了各种玉器,还分析了《诗经》中“玉”物象繁多的原因,证明了当时人们重玉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玉含有的精多。

论《诗经》女性描写的诗性智慧——以玉文化为例

西周春秋时期是男女性别角色确定的阶段,"男女有别"被置于"礼"的规定之下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本文通过探讨《诗经》中玉与女性描写的关系,证明了《诗经》中的女性并非完全处于男权话语之下。同时,女性审美的独立性也充分展现了中国美学的诗性智慧。

谈金镶玉古籍装帧

介绍扎眼、铺放、折边、折页及装订等程序,全面推广金镶玉操作技术。金镶玉是古籍装帧的高级形式,尤其是善本、珍本乃至毛装稿本,运用金镶玉装帧,既可保护原书,为今所用,更可使古籍增光添彩,整齐美观。

诗仙远游:《玉书》里的李白

1867年首版、1902年再版的中国古诗法文创译集《玉书》是中国古诗词海外传播和中法文学关系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根据材料证明诗仙李白是《玉书》里的主角诗人。首先,这是李白的肖像第一次出现在西方出版的书籍里;其次,《玉书》里大量诗歌彰显了李白诗的色彩;其三,《玉书》所选的“李白诗”证明本诗集是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文坛的延续。随着《玉书》多个外语转译本的出版,李白的诗名由欧入美,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文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