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侯马上马墓地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分析

山西侯马上马墓地是一处重要的晋国邦墓地,出土了大量东周时期的晋国青铜器。本研究对4件上马墓地春秋中期青铜器开展了铅同位素比值分析,以探讨春秋中期晋国铅料产地。研究结果显示4件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均为普通铅,与晋南地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铜器所使用的铅料基本相同,可能产自长江中游地区。上马墓地青铜器与瓦窑坡春秋中期青铜器使用的铅料不同,反映了春秋时期青铜金属资源流通网络的复杂性。

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M1034出土叔肯父簋所见史事暨制度

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M1034出土叔肯父簋年代为穆王前期。器主叔肯父系晋国高级贵族,与“侯”即晋侯或为兄弟,或系身份特殊的重臣。墓主系昭穆时期(主要活动于穆王前期)霸国的中等贵族,其生前或系领兵作战的武将,与其邻近的M2002的墓主霸伯尚之子格仲皆殁于搏戎之役。叔肯父簋出自霸国墓地,应系馈赠或赗葬所致。商周时期王或诸侯为臣下修建宗庙宫室,或为其娶妻成家,或亲临臣下宫室宗庙祭享,皆系常制,以体现君侯对身份特殊或功勋卓著者的特殊礼遇和关照,周人沿袭商人礼俗。凡此有助于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商周时期的政治、社会及礼乐制度。

《美芹十论》《九议》中辛弃疾的抗金策略与措施

辛词慷慨纵横,其文也气贯山河,尤其是奏议《美芹十论》和《九议》,集中体现了他坚决反对投降的抗金策略和逐渐成熟的抗金措施,从以战为守的激励士气、积极备战,到以守为战的先定规模、持久后决,辛弃疾论战“气”、审时势,献计谋,写出“万字平戎策”。

“耳铸公剑”铭铜剑的年代探讨

有学者认为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征集的“耳铸公剑”铭铜剑为春秋晋国公子重耳(晋文公)所用之剑。本文从“耳铸公剑”铭铜剑的形制、吴越系厚格剑在北方地区的传播、战国时期该型剑厚格的变化等几个方面论述,认为该剑年代应不早于春秋晚期,很可能为战国时期,并指出该剑与晋国公子重耳(晋文公)无涉。

战国晋系金文异体字整理与成因探析

在王宁汉字构形学理论的指导下,对战国时期晋系金文的异体字形进行梳理,并探究其形成原因。据统计,晋系金文异体字头共计201个,异写字176组,异构字32组。其中,“造”“梁”“明”等7个异体字组,既有异写字,又有异构字。异体字的形成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汉字发展的基本规律、汉字的表意性质、民众的审美心理、构件形体相近、书写者的书写习惯与书写材料等。

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张掖地区的开发研究——以黑水国汉代墓葬为例

黑水国汉代墓葬出土的农具、动物骨骼、农作物遗存和人骨为人们了解河西走廊张掖地区汉晋时期生业经济和农业发展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通过动物骨骼、农作物遗存鉴定结果和人骨碳氮同位素检测结果,可以揭示汉晋时期黑水国人群的食物结构和生业模式特点。墓葬出土的农作物有粟、黍、稻,随葬动物有鸡、猪、绵羊、黄牛、狗、马,人骨骨胶原碳稳定同位素主要呈现C3和C4混合信号,部分呈现C3信号和C4信号,氮稳定同位素值相较牛羊等家养食草动物较高。综合研究说明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形成麦类、粟黍和豆类的混合农业模式,所以黑水国汉代先民摄取的粮食作物来源呈多样化。同时,河西走廊畜牧业发达,使当时人群摄取了大量的肉食资源,导致蛋白质摄入量较高。

仿古、复国、循制——《晋文公复国图》中建筑表达的三个维度

从《晋文公复国图》中四处场景绘制的建筑形象出发,从仿古风(时代性)、复故国(地域性)、循共制(等级性)三个维度分析,认为画作紧扣“晋文公复国”主题,以早于宋代的早期建筑样式体现仿古倾向、以北方故国的典型建筑形制表达复国思潮、以社会共知的制度性建筑等级刻画场景空间。作为历史题材类的绘画作品,该图既体现复古意味,又关照当下,反映了南宋前期的时代背景、技术制度和社会观念的相关问题,为研究古代绘画作品的建筑表达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南宋使臣使金“觇国”职能考论

宋金对峙时期,宋金双方沿袭交聘制度,互遣使臣。除常使外,南宋还因临时之需大量向金国派遣泛使。除协调两国关系、维护友好邦交之礼仪目的外,南宋使臣还负有“觇国”即打探敌情的任务。南宋使臣“觇国”之职能,是对古代行人制度的延续,又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表现出“求和”与“求战”的不同目的。南宋使臣使金“觇国”对于了解对方情状并最终维护两国和好、促成百余年南北共治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南宋使臣使金“觇国”的政治职能,使其文学写作带上了独特的“觇国”视角,成为我们探讨使金文学的又一窗口。

图案美学视角下晋国青铜主题文创设计的应用研究

晋国青铜文创作为活跃的设计主题之一,将文化与创意相融合,丰富设计内涵的同时,达到弘扬文化的目的。文章从图案美学视角出发,将青铜纹样与文创产品结合,发掘晋国青铜主题文创设计的多元应用形式。

《左传·僖公二年》“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考论

《左传·僖公二年》提到晋国有“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两件至宝。汉儒解经,多主“屈产”为地名,结合上古汉语构词机制,可知“屈产”之“产”为动词,“屈”为地名,即晋公子夷吾之封地。屈邑有南北二处,《左传·僖公二年》所言“屈地”乃北屈,位于今山西吉县一带。地方志多主张“垂棘之璧”与山西曲沃的吉(棘)璧村有关,有说法以水晶簇的三种形态和六种颜色,分别附会“三棘”与“六异”。据《墨子》相关条目及《说文》《尔雅》等训释,可知“三棘六异”即为“三翮六翼”,亦即“九鼎”,吉(棘)璧村与水晶簇实为附会之说。综合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及清人沈钦韩的考证,可以确定“垂山”即为“垂棘”,位于今山西高都镇境内。

魏晋南朝时期沛国相县刘氏家族的世系和迁徙

魏晋南朝时期,沛国相县刘氏是一个活跃于政坛、极有影响力的家族。以曹魏时期的刘邠为第一世算起,魏晋南朝时期的刘氏家族历经十三世而绵延不衰。尤其是在东晋和南朝时期涌现出的刘惔、刘瓛、刘显、刘臻等代表人物,在政坛和文坛均取得了耀眼的成就,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随着战争的频发、南北割据的形成,沛国相县刘氏在两晋之际历经了由北至南的迁徙,于刘惔之时寓居京口。

试论曲沃羊舌墓地的归属问题

山西曲沃县羊舌墓地是继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之后发现的另一处重要的晋国贵族墓地,但学术界对该墓地的归属存有较大争议。本文从两周之际晋国史事出发,综合考察北赵和羊舌墓地的年代,认定羊舌墓地是继北赵晋侯墓地之后的另一处晋侯墓地,其中的两组共4座大墓应是昭侯、孝侯两代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

魏在战国前期的地理特征与作战方略

本文论述了战国前期魏国的疆域概况和主要特征 ,其对外用兵的方向和作战次序、战略内容及产生原因 ,并从地理角度分析其得失。

晋曲沃考

曲沃作为晋国的一个都城,或可成立,但其地望,还有争论,在广泛搜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并结合考古资料及多次实地考察的体会,可以看出,曲沃一名不只是一座城邑之名,它在不同的时期所指不一,在桓叔初封和庄伯时期,曲沃是在峨嵋岭以北的今曲沃境内;武公时期,曲沃更是一个区域的地名,桓、庄以来攻取或迁居的曲沃邑及其周围其它地区都可以称之为曲沃地。

争霸战争中的和平运动——析春秋时期宋国主持的“弭兵”之盟

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也加剧了各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对此,饱受战争之苦的弱小国家竭力反对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宋国发起和主持了以“弭兵”为口号的和平运动。争霸战争和弭兵运动都对春秋时期的变局产生了很大影响,是推动春秋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而“弭兵”运动的促成,也反映了宋国作为弱小国家在春秋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宋国外交的巨大胜利。

“下宫之难”探析

春秋中期,各诸侯国内部的政治格局悄然发生着变化,公室出现衰弱迹象,而卿大夫家族则日趋强大,公室与世族之间以及世族与世族之间的矛盾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各世族均致力于内部的争权与兼并,“坠命亡氏”者比比皆是。赵氏,时为晋国强卿,也在“下宫之难”中遭受灭族之祸。历史上,对“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原因和涉及的范围众说纷纭,颇多疑点。对于“下宫之难”的诸多疑点,有必要依据典籍文献,并结合春秋时期的社会背景以及晋国的相关制度进行深层次的剖析。

蒲城地望考

晋国献公时期,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在北部边疆建立了城防要塞蒲城,并让公子重耳在此驻守长达十几年。后因骊姬之乱,重耳逃离蒲城,随后蒲城再无晋史记载。其地望汉代以后就已模糊不清,虽有韦昭与杜预二人注解,终因证据不足反生歧义。现在随着隰县古城遗址与均庄遗址的考古调查,蒲城地望也渐露端倪,大量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确认古城遗址系汉代蒲子县所在地,和蒲子县相关的蒲城也在今隰县行政辖区内,其地望可能在城川河上游均庄村一带。

王弼《周易注》与东晋官方易学

王弼《周易注》于东晋太兴二年(319年)六月始立官学,标志着魏晋玄学义理易学成为官方政治哲学。尽管太兴四年(321年)增补郑玄《周易注》,太元九年(384年)增补王肃《周易注》,形成王弼、郑玄、王肃三家并立官学的局面,但王弼易学无疑占主导地位。这种格局,是东晋玄学名士与司马氏皇权"共天下"在经学领域的反映。

萨尔浒战役前后之后金与明朝、朝鲜关系探析

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同腐朽、没落的明朝展开了争夺天下的对峙斗争;但因担心明朝与朝鲜的联合,于是积极拉拢朝鲜。明帝国衰落,急需得到朝鲜的军事支持,夹攻后金。朝鲜光海君既要听命于宗主国明皇朝,又不得不顾忌强盛的后金政权的威胁,故只好在明与后金之间左右周旋,明哲保身。如此一来,在1619年萨尔浒战役前后的东北亚政治舞台上,就出现了富有特色的三角关系态势,这对彼时中朝传统政治秩序的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宋末年的两次中原大移民

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人的铁骑攻陷开封,北宋覆亡,翌年春,徽宗、钦宗被俘北上。随从徽、钦父子北迁的除后妃、宗室外,还有中原的工匠、医官、乐工、妓女、内侍等约10万人(一说20万),这是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不久,高宗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金兵继续牧马南寇,高宗无力回天,抵挡不住金人的凌厉攻势,只得退往江南。随高宗南迁的中原士民亦有10万之众,这批移民对江南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