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 a Club for Ethical Culture＂： The Early Writings of Max Weber, Liang Qichao, and Kang Youwei on the Stock Exchange

This paper examines early discussions of stock exchanges by Max Weber, Liang Qichao, and Kang Youwei and considers their contemporaneity. Despite different contexts, the discussions shared a nineteenth-century preoccupation with global competition and Darwinian struggles for survival. All reveal the attendant anxieties of latecomer nations experiencing belated modernity. Weber, however, wrote from a position that embraced German colonialism, whereas Liang and Kang＇s advocacy of stock exchanges was marked by concerns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at emerged as a result of the experience of colonialism and economic imperialism.

回到杜预--论晚清今古视野下的章太炎《春秋》学

清中叶以来,随着常州今文学的复兴,今古之争再次成为学术与思想领域的焦点问题。章太炎借助其对《左传》的诠释,对康有为及保皇党人所依据的《公羊传》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不仅如此,章太炎还上溯到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术,甚至对今文家所尊奉的孔子,亦肆意贬抑。透过这种批评,章太炎的《左传》学最后标榜回到杜预,从而背离了清初以来驳正杜预的主流倾向。不难发现,章太炎的《春秋》学,表面上通过对康有为诠释《公羊传》的批评,发挥了《左传》中的思想,其实充满了基于党派意识的门户之见。

大同说下存伦何以可能?——康有为三世说下的人伦观申论

康有为改造了董仲舒、何休、郑玄等汉儒的三世说和人伦观。汉儒认为三世皆五伦俱全,而康有为认为据乱世、升平世五伦俱全,太平世无人伦。终极的太平世之前有无量的升平世,且二者之间有质的区别。康有为的人为天生说和性善说是其大同说的理论基础,二说之间的张力决定了大同只能存在于观念中,现实世界永恒地处于升平世,那么升平世中的人伦也将永恒地存在。通过这种曲形路线,康有为的大同说为保存人伦提供了可能,重新确立了孔子之法为万世法。

重构天下文明图景——晚清春秋公法观再审视

《万国公法》所引发的晚清经世儒者对西方国际法的争论,值得从文明与国际法关系的视角重新审视,春秋公法观蕴含的文明主体性尤其值得重视。以康有为、唐才常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公法观,致力于以儒家普遍主义的仁学构建公法基础,援引《春秋》中的“性法”和“例法”,从仁义法的层面对西方国际法的强权主义展开批判。以廖平和宋育仁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公法观,以《周礼》济《公羊》之穷,援引《周礼》中的人伦与政教观,致力于构建以此为基础的家国天下逐级扩展的伦理性世界秩序。宋育仁以此对以个体权利和功利为本的西方国际法所导致的公法不公的危机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批判。晚清春秋公法观是现代中国国际法书写中最具有文明主体意识的先行者,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重构天下文明图景有重要价值。

维新派的国民教育思想与外国文学学科创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

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初建的标志之一,外国文学学科在近代国民教育思潮演化与国民教育变革当中应时而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必然结果。伴随着中国人对西学价值和内涵认识的加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国民教育变革与外国文学学科创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对国民教育有深刻的论述,将国民教育与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联系起来,而且不同程度地关注和引入了作为西学的“外国文学”,其思考和实践为日后国民教育中外国文学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论康有为域外游记对中华民族认同意识自觉之促进作用

康有为在撰于清末的域外游记中流露出明显的民族融合思想。他认为,民族融合是建立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关键途径。而要实现民族融合,文化认同较之血缘同脉而言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种民族融合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自觉。

康有为“三世说”对董子《春秋》学之阐发

康有为在戊戌政变游走海外后,对公羊学里所主张之“三世”说有了新的阐释。他不从“事与文”来解经,而从董子“《春秋》无达辞,以义为尚”去发挥《春秋》大义,对《礼记》谓《春秋》之教为“属辞比事”不以为然。康有为以孔子之仁为核心,畅论三世之变,不拘泥于“事与文”之解经方式,而落实在仁治的文明进化。在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二人不同的解经路线上,康有为无疑倾向于董仲舒。聚焦于康有为的三世新诠与董子《春秋》学之关联,厘清康有为“三世说”的特殊见解与相关争议。

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在近代变局下,人们也常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际,时人不仅从政治治理的实际效果来评价汉武帝的得失,还十分在意剖析其种种作为是否仅为了巩固个人统治、满足一己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与期望值。此外,伴随着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重要凭借,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基于当代立场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视为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某种先声。当然,这种跨越古今的遥想,并不能替代对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具体分析。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堪称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康有为之乡族背景与早期社会活动

康有为的家乡和家族对其早期社会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分析康有为的《我史》《述德诗五十首》、康国熺《六太居士集》等文献,可以发现,深厚的家学和优良的家教对康有为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地先贤则为他指明了求学的方向。实际上,康家几代人都深受冯成修的影响。朱九江,作为引导康有为步入圣贤大道的学者,与康家三代都有着深厚的友谊。而启发康有为试行地方自治制度的,正是他家乡的同人局。可见,康有为的政治理想和变法试验都以家乡为起点。

探寻现代中国的文明基础:康有为的文明论述与东西文化论战的开端

康有为在20世纪初较早地通过区分文明的物质层面与道德层面,发展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擅胜场的论述,下启东西文化论战。“一战”爆发呈现的欧洲文明危机与袁世凯复辟呈现的民国初期的共和危机,激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陈独秀持东西方文明不可调和论及“全盘西化论”,反对辜鸿铭以中国文明拯救欧洲文明的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格局,清晰显示现代中国建构的文明基础问题,已经与王朝时代的夷夏之辨很不一样。更多论者主张东西方文明调和论,李大钊、杜亚泉等人在1916年前后已经提出其中的主要问题。东西文化有何差异、孰优孰劣、能否调和、如何调和等议题的展开,呈现了共和制新生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探寻现代中国新的文明基础的重要一步,也是现代中国知识思想转型的重要一步。

从世界主义到国族主义——大同之变与康有为晚期的问题意识

大同是康有为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就康有为思想的发展线索而言,可以界分出三个阶段的大同观念:作为个人愿景的大同;作为社会图景的大同;作为需要拒斥的大同。康有为自1880年代表现出对大同的向往,主要基于其个人主义的愿景。1890年代至1902年《大同书》完成,大同表现为一种王者无外、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变法图强则为实现大同理想的必要阶段。康有为在这两个阶段都可被视为世界主义者。但在《大同书》完成之时,康有为对大同的态度也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迅速转向如何建构国族的思考,并对大同抱持警惕,最终被定位为一个保守的国族主义者。康有为对大同态度转变的背后是其晚期的问题意识的变化。这既表现了康有为对现代中国的致思的前瞻性,亦可窥见其思想的内在张力与现代中国课题的复杂性。

康有为式三世说与保守主义问题

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原本是一种阶段性的治世理论,而康有为将三世进化诠释为历史自身的发展逻辑。他将政治哲学式的三世说改造为历史哲学式的三世说,造成了严重的理论后果,最首要的就是消解了治法对于历史发展的转化意义,使治法成为只附属于各历史阶段的制度。因此,康有为格外强调“治难躐级”,即制度不可以超越当时的历史发展阶段。治难躐级说看似使康有为的思想呈现保守主义的特征,但康有为三世说的发展顶点——大同学说,本身具有政治激进主义、理性主义的特征,治难躐级说只是给康有为的激进理想披上了保守的外衣,并不能改变其“方向”。因此,康有为思想难以证成一种真正的、健康的保守主义理论。

具体典章与改制精神——论康有为“今古学”说之立意

康有为对“今古学”理论的理解与应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其思想关怀的转变而产生了极为不同的内涵。写作《教学通义》时期的康有为并未转向今文学派,他虽说接受了廖平“一变”时期的“今古学”观念,但因其将“今古学”视作两种礼制体系,故仅将“今古学”作为可以参考的历史材料。至“二变”时期,廖平宣扬今文学的改制大义,方才令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将“今古学”提升为至关重要的学术问题。但廖平旨在存真,康有为旨在去伪;廖平意求孔子所改具体制度,康有为意求经典背后的改制精神,实截然对立。至于后期,康有为更将“今古学”理解为极为泛化的思想正统性问题,虽借“今文学”之名,实已不切实关注任何具体的今文经文本。

透析戊戌前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推崇

康有为在戊戌维新之前的十多年间对董仲舒赞誉极高,明确将董仲舒誉为“孔子之后一人”“汉代第一纯儒”。具体地说,康有为认同董仲舒以公羊学解读《春秋》,更盛赞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使孔学一统天下。康有为给予董仲舒的历史定位和评价受制于他的孔教观,服务于变法维新的现实需要。有鉴于此,康有为对于董仲舒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转化。透视、反思康有为视界中的董仲舒,不仅有助于直观感受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推崇备至,而且有助于深刻理解康有为推崇董仲舒的深层原因。

《公车上书题名》考证补

《公车上书题名》是研究“联省公车上书”的核心文件,它最早与康有为的上书全文一并收录在光绪二十一年刊行的《公车上书记》一书中。该书在同一年至少推出四个版本,而所附《公车上书题名》不但错漏百出,且内容互有出入。通过追溯《公车上书题名》的祖本,并结合清宫档案、硃卷、乡试题名录、地方志、传记、墓志铭、报刊、缙绅录等相关史料,本文不但澄清了参与此次上书的人员总数及各省名数,为研究“联省公车上书”提供可靠数据,也对此次上书本身提出若干新看法。

康有为视界中的张载

在近代哲学家中,对张载予以关注并且给予较高评价的只有两人:康有为和谭嗣同。其中,最早将张载纳入近代哲学视野并且提及次数最多的则非康有为莫属。康有为将张载置于宋代学术的视域之下予以考察,尤其是通过对张载与北宋诸儒之间的关系以及张载在两宋之学中的地位的考察论证了张载的学术身份和思想传承,并且勾勒了张载后学。康有为对张载的关注至关重要——既体现了他选择国学人物的独特性,又对张载思想在近代哲学中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康有为对刘歆之学的排斥及其原因

在中国近代,康有为对孔子的极力神化和对立孔教为国教的奔走呼号令人瞩目,而这一切预示着他对刘歆之学的排斥。康有为对刘歆之学的排斥从不同维度、方面共同展示出来,原因也颇为复杂。正因为如此,为康有为作传者都浓墨重彩地揭示他对刘歆之学的排斥。有鉴于此,探究康有为对刘歆之学的排斥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无论对于全面把握康有为的孔学思想还是直观感受刘歆在近代的历史命运都意义非凡。

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及其原因

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推崇具有多个维度和复杂原因,这一点从他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中直观体现出来。康有为彰显董仲舒与孟子、荀子的关系,尤为强调董仲舒的思想源于荀子,并在这个前提下声称董仲舒的思想超越了孟子和荀子,成为孔子之后一人。与此同时,康有为拉近董仲舒与孔子亲授弟子之间的关系,断言董仲舒的思想源于孔子亲授弟子。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目的是提升董仲舒在孔子后学中的地位,借助董仲舒的思想阐发自己的孔学观。

大同“公理”论与知识范式的转变

《大同书》吸纳了近代社会科学的新知识体系,不再依托阐释孔子学说来展开。去苦求乐的人道论与“公理”意识,是康有为《大同书》论证大同的两条互相支撑、互相补充的进路。这两条脉络的交汇处,是对“界”与“去界”的分析。“界”是对世界诸苦的原因的分析,“去界”则是去苦求乐的关键环节,是大同公理显现的时刻。九界分别“去界”的分析,通过中西比较分析展开,构成了《大同书》全书的骨架。《大同书》在晚清民初学术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这一分析结构带有初步的、较为系统的社会科学架构的特点,堪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东西方文化论战的前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