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抱轩书录》与姚鼐的学术倾向

《惜抱轩书录》为清代著名学者姚鼐所撰的四库提要初稿集,从其提要稿被《四库全书总目》采弃的情况中能充分地看出,姚鼐与当时的《四库全书总目》总纂官在学术观点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清代的汉宋学术之争由此可见一斑。

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

对于陆逊,人们多视之为孙吴之"英将",而很少探究其一生荣辱之深层政治内涵。陆逊出仕孙吴政权,不仅标志着其家族与孙氏政权关系的改善,而且推动了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作为江东儒学大族主要之政治代表,陆逊主张施行儒家德政,要求孙权进行政治改革,反对其法术专制,致使双方的政治分歧不断加深,斗争日益激烈,陆逊最终为孙权逼死。陆逊冤死,是孙权政治上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信号。

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

作为颇有作为的一代割据君主,孙权在选择继嗣这一关乎社稷安危的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先立长子登,又宠遇三子和;登早逝,和得立,权却大力扶持四子鲁王霸,以致“二宫”并立,朝臣分化,阵线分明,斗争激烈。之所以如此,直接原因在于孙权长期不立后,“嫡庶不分,闺庭错乱”。而其根源则在于出自寒门的孙权及其统治集团与儒学世族之间的对抗。经过“二宫构争”的较量,以陆逊为代表的世族势力遭到沉重打击,而孙氏皇权虽表面上得以强化,但其统治基础已经动摇。

左思《三都赋》及其序注综考

《三都赋》的撰写和修订是左思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他大约从移家洛阳就正式开始这一工作,先从事《蜀都赋》和《吴都赋》,到太康元年(2 80年)西晋平吴时又匆匆加上《魏都赋》,形成完整的初稿。他请名士皇甫谧为之作序。此后他又花十多年的时间加意修改,他拜访张载和陆机,又求为秘书郎,都是为了进一步搜集信息,帮助修订。到元康六年(2 96年)告一段落,得到张华的高度评价,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应,洛阳为之纸贵。于是先后有张载、刘逵、卫权等人为赋作注。这些序、注曾经有人认为完全是左思本人的炒作手段。

旧题秦氏或秦观《劝善录》考论

在元代《居家必备事类全集》和明代《由醇录》中有一种题为秦氏或秦观的《劝善录》,此书实际上并非秦观所撰,而是宋元之际的人杂抄《善诱文》十五则、《乐善录》二十一则拼凑而成的一部伪书。秦氏《劝善录》是宋元时期劝善小说流行的一个表现和事例,正反映出宋元时期世俗化社会对劝善小说的爱好和需求,此书的小说史意义和思想史背景值得关注。

孙吴之吕壹事件及共性质考论

孙权赤乌元年(238)诛杀"校事"官吕壹,并下诏罪己,此乃孙吴政治史的一件大事。嘉禾(232-237)以来,校事吕壹不断制造冤案,对顾雍、朱据、陆逊等士大夫代表人物进行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引起了士大夫社会的激烈抗议,孙权不得已而诛壹罪己。吕壹乃一"小臣","校事"也为卑职,其一度嚣张,在于孙权之幕后操纵与支持。孙权此举,意在强化君权,阻遏儒学世族势力的上升趋势。

《古今图书集成》医学思想研究

《古今图书集成》系清代大型类书,被誉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书中医学内容丰富。其中,《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征引历代重要医籍120余种,涵盖医理、四诊、临床各科、医药纪事等;其他汇编、典部也有大量与医学相关的内容,征引广泛,弥足珍贵。书中对收录医学内容挑选精细,兼收并蓄,经典赅备,分门别类,便于检索阅读;重视临床实用,四诊并重,证治相参,方论俱备,观点独到,条理清晰,便于读者学习。

唐诗咏史说孙吴

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唐诗的兴盛与六朝诗歌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唐代诗人不仅从六朝诗歌中吸取营养,而且大量借用六朝历史典故来做比喻,大大丰富了唐诗的内涵。解读唐诗中关于孙吴之孙策、孙权、周瑜、鲁肃、甘宁、陆逊等人的典故,研究当时之历史,可以以诗证史,开展文史交叉研究。

个性特出和文章气骨——从《四库全书总目》看元代庐陵文派

《四库全书总目》对宋末元初庐陵五位文人,刘辰翁、赵文、刘将孙、刘岳申、刘诜分别有所评价,且基本上都是从人品性格论其文学。这些文人的个性化人格精神使其文学具有某种个性色彩,不同流俗,而在元初文坛有所树立。《总目》反映出这批文人的思想和文学共性,以及其流派基础。其中整体肯定,而又亦褒亦贬的态度,又反映了四库学者的正统文学观。在清代四库馆臣的正统观照下,元初庐陵文学亦具有较大成就和价值,更可见此派的成立和影响之大。

鲁迅对“四库”评价的转向: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

仔细研读鲁迅著作、书信发现,以1934年为界,鲁迅对《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的批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向,从最初的古籍善本上的学理探讨转向寓"古"讽"今"的批评。批评《四库全书》由最初从学术研究的立场注意其是"钦定",后期受国民政府文网禁令的影响而放大为"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态度,同时鲁迅中国小说研究、古籍序跋等文字和论述又充满了《四库全书总目》的风格。距乾隆四库开馆仅百余年时间,鲁迅等学者对"四库"书籍,顾宪成、袁宏道等明清士人评价的反转,站在现在的角度来反思民国时期以及接下来文学史、思想史上的批评或认同变化,是值得深挖的。

关于蒲松龄生年的两种错误及其辨正

在聊斋学研究过程中,蒲松龄的生年曾出现过1622年和1630年两种错误,1622年的错误见于阿理克院士的聊斋小说选译本和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从错误来源看,可能来自德文资料;1630年的错误来自于1920年3月天宝书局印刷、中华图书馆发行的石印本《聊斋全集》,其中有蒲松龄"享年八十有六"的错误,这一错误影响了鲁迅先生,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引用此说。胡适曾撰写《蒲松龄的生年考》一文,详细考证了蒲松龄的准确出生年份。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仍有人因袭石印本《聊斋全集》中蒲松龄生年的错误,而在俄罗斯汉学界,蒲松龄生年的错误直到1970年才由阿理克的学生艾德林改正。陈铨书中的错误直到1997年《中德文学研究》再版时才得以更正。

《四库全书总目》焦竑著述提要补正两则

《国朝献征录》与《国史经籍志》是晚明学者焦的两部代表作 ,然而《四库全书总目》对二书的著录却存在着诸多错漏 ,致使学人不能很好地认识它们的价值。文章所作的补正 ,有助于充分运用其中的学术成果。

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

作为颇有作为的一代割据君主,孙权在选择继嗣这一关乎社稷安危的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先立长子登,又宠遇三子和;登早逝,和得立,权却大力扶持四子鲁王霸,以致"二宫"并立,朝臣分化,阵线分明,斗争激烈。之所以如此,直接原因在于孙权长期不立后,"嫡庶不分,闺庭错乱"。而其根源则在于出自寒门的孙权及其统治集团与儒学世族之间的对抗。经过"二宫构争"的较量,以陆逊为代表的世族势力遭到沉重打击,而孙氏皇权虽表面上得以强化,但其统治基础已经动摇。

论孙刘联盟

孙刘联盟是在曹操大兵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孙权、刘备采取的权宜之计。长远而论,联盟与双方的争霸图谋相冲突。联盟在鲁肃、诸葛亮的全力、倾心推动下形成,势必随着他们不能掌握局面或离世而出现波折。孙权、刘备及其部属于联盟多无诚意,但联盟破裂应归罪于孙权、吕蒙而非刘备、关羽。吴、蜀后期的"盟好"关系尽管是因为"蜀弱吴孤"和吴国国政混乱不得已而为之,但"掎角之势"仍然保障了三分局面的相对稳定和吴、蜀向南方、"南中"发展。与历史上众多的国家或政治集团之间的所谓联盟相比,孙刘联盟产生过重大影响,是维持时间长、有过真诚合作的代表。

《爱日精庐藏书志》的辑佚价值——《全元文》佚文补目50篇

作为辑录体目录,清代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载录元人序跋多篇,可以作为《全元文》辑佚的重要来源,然而,《全元文》在编纂过程中并未充分加以利用。《爱日精庐藏书志》中的部分作家作品,《全元文》已据其他书籍予以收录。经检核删汰,《爱日精庐藏书志》中有《全元文》已收作家15人的16篇文章,《全元文》失收;另有34位元代作家,《全元文》并未载其人,可辑补佚文34篇。

晚年王安石与吕惠卿──从《全宋文》的一篇误收文字谈起

《全宋文》李定文中误收了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期间写给吕惠卿的一封书信，这封信和现存另外两封王安石致吕惠卿的书信一道，为我们提供了晚年王安石与吕惠卿释憾复欢的证据。

《续修四库全书》本《爱日精庐藏书志》讹误释例

《爱日精庐藏书志》有多个版本,其中《续修四库全书》在大陆较为常见,此本的错讹较多,不仅有光绪本的错讹,还有影印者擅改所造成的新讹误,这些讹误可以分为错别字、缺漏字、内容颠倒、页码错误、衍文等几种情形,产生原因有字形相近、上下文错连错顺、刊刻者审核过于疏漏、影印者主观臆断等。

齐家治国还是家国革命?——娜拉出走及其现代反思

胡适、鲁迅关于娜拉这一文学形象的思考的区别在于,前者提倡的青年出走家庭、个性解放不考虑现实后果,流于抽象口号;后者的思考更加深入,从家庭问题扩及种种社会问题,且就家国关系暗示了一条社会革命之路。与上述思路不同,杜亚泉虽未参与娜拉的讨论,但他在一系列文章中讨论了新旧家庭以及相关的社会问题。他的立场可以用"娜拉定要出走吗"概括。借由社会学式的思考,杜亚泉暗示了一条因革礼教、齐家治国的社会改良之路。

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隋卢诠墓发掘简报

2018年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底张镇陶家村附近发掘了一座隋代墓葬,据墓志记载墓主为卢诠。该墓虽被盗扰,但大部分随葬品得以保存,种类丰富、制作精美。从随葬品种类和分布来看,或为卢诠夫妇合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