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性阐释视域下的大学通识教育——马一浮“六艺论”学科观平议

马一浮的“六艺论”学科观在近代中国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独树一帜。在兼性阐释的视域下重新审视马一浮“六艺论”学科观,其长处是“学”兼中西与“史”兼正变。前者指“六艺论”兼和了国学的“六艺代四部”与西学的“六艺统摄西来一切学术”,后者指“六艺论”既基于“四部之学”和“西学中源”两种受西学“冲击”而“反应”的近代学说,又是对它们的“反应之反应”,二者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世界文明关怀。不过,“六艺论”学科观片面强调“六艺”的权威地位,因此陷入了封执己见的误区,由“兼和”走向了“偏执”。马一浮“六艺论”学科观对于大学通识教育的当代价值,在于如何重建“经典中心”,如何重塑“兼性思维”。

论马一浮的内圣外王思想与现代儒学的走向

马一浮全盘继承了传统儒学以“内圣外王”为其基本宗旨的理论传统。然而面对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现代新儒学对“内圣外王”的追求所遭遇的巨大困难,马一浮以其对原始儒学的彻底回归,独树一帜地强调了以六艺之学为内圣外王之学的基本内涵,并以内圣涵摄外王,从而重建了以体认自性为中心的内圣外王之学。马一浮的这种内圣外王观不仅正好回避了现代新儒学所面临的从“老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的难题,为现代儒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以精神境界的完满和超越为主要价值追求的未来走向,而且对于寻求一条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实现真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可行路径,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论马一浮对六艺论儒学经典体系的重建

“六艺论”是马一浮毕生少有的系统阐述自己核心性思想的学说。马一浮的“六艺论”决不像许多人以为的仅仅是一种知识系统,它更是一种价值系统,蕴含了马一浮对传统儒学经典体系的一种全新的理解,也承载了马一浮对自己的六艺论儒学思想的系统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马一浮的“六艺论”已经完全超越了其知识论意义,而是马一浮通过对以六艺为中心的儒学传统经典体系的重建,实现他自己对传统儒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理想的回归。

论马一浮对六艺论儒学的重建

马一浮提出的著名的“六艺论”不仅成为容纳和概括了其核心性思想的学说,而且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马一浮通过系统地论述六艺如何统摄古今中外一切学术,力图阐明“六艺之学”即是“国学”,而“国学”归根结底就是传统儒学。正因此,不仅他自己的儒学思想可概括为是一种“六艺论儒学”,而且他更是以此来理解和阐发原始儒学的基本思想和根本精神,实现了对六艺论儒学的重建。

张载哲学精神的近代回响——以马一浮对“横渠四句教”的阐发为例

张载所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充分体现了张载的远大抱负和理想,在后世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不同的版本。其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最为流行。尤其是近代以来,此四句更是成为激励无数志士哲人的强大精神力量。马一浮在抗战流离之际对此四句极为推崇,不仅以"横渠四句教"称之,而且从新儒学的视域对其作了精妙的诠释。马一浮于国难之际而发"横渠四句教"大义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他由此而凸显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勇于担当的任道精神、成己成物的博大气象,对今日中国之文化复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一浮、牟宗三对朱熹“性即理”的不同解读

现代对于朱学与陆王学的研究,大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区分朱学与陆王学,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朱学界定为"理学",把陆王学界定为"心学"。与此不同,一些学者反对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甚至通过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把朱学与陆王学调和起来。马一浮虽强调"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不同,但是以朱熹"性即理"涵摄"心即理"。牟宗三则通过分析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的截然不同,并以为"朱子实非孟子学"。这些莫衷一是的学术观点是进一步研究朱熹"性即理"及其与陆王"心即理"之关系的学术基础和可供参考的学术资源。

马一浮对熊十力《新唯识论》前半部之影响

自1923年以后至1929年结识马一浮之前,熊十力在思想上已有两次重要变化,这决定了《新唯识论》初稿的基本思路是"以变易为体",即坚持一种非现成性本体论。但结识马一浮之后,后者却坚决反对这一思路,致使熊十力对《新唯识论》初稿渐生疑虑,并于最终决定修改此稿。由熊十力本人改定的前半部与主要由马一浮改定的后半部一样不再延续"以变易为体"的思路,而逐渐转向马一浮所主张的"变中见常"思路,即从非现成性本体论转向现成性本体论。这次转变实为熊十力自1923年以来的第三次思想变化。

马一浮的“六艺之教”在文献学上的意义

在对马一浮六艺之教的阐释中,常认为其意义在于宗教与哲学的思考,而在历史文献方面缺少基础。然而深入考察可以发现,在其六艺之教中,历史和文献的考虑也是重要的内容,抽象的道也体现在具体的"文"或文献之中。马一浮以六艺来楷定国学,包含着孟子"始条理"和荀子"壹统类"的要求,在历史上则由于六艺不同于四书,而体现了汉代社会对古代文化的综合和总结,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学科和图书分类的作用,比后来的四部有更多客观学术性和历史的基础,因此在文献上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源泉。

马一浮对《论语》的现代诠释

马一浮是现代新儒家中"新经学"的代表。马一浮将"四书"纳入"五经"系统,提出"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观点,充分肯定《论语》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见性"是诠释的前提和根据,认为六艺统摄于一心,从心性层面以中判西,论证中西文化的义理融通和价值归致。"横说"与"竖说"则是他采取的两种诠释方法。"横说"即以佛解儒,运用佛学思想资源来深入阐发儒家六艺要旨;"竖说"即以经摄子,基于儒家道统源流以文本互证的方式揭示《论语》中蕴藏的六艺之道。马一浮的《论语》诠释彰显其现代"新经学"的思想性质和体系定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马一浮对熊十力《新唯识论》中《明心》章之影响

熊十力《新唯识论》初稿的基本思路本是承续《尊闻录》而"以变易为体"。但马一浮对这一思路却明确而强烈地表示反对,致使熊十力对原有思路渐生疑虑,并在撰写《新唯识论》后半部的主体部分《明心》章时觉得下笔甚难。熊十力最终请马一浮替其改定《明心》章且"从之不疑"。马一浮的改定使《明心》章放弃了"以变易为体"的非现成性本体论思路,逐渐转向马一浮所主张的"变中见常"的现成性本体论思路。

马一浮国学观及其特色

因近年国学热而重被提起的马一浮,以六艺之学为国学,现今颇受推崇。但其国学观,在他那个时代,其实极为特殊,因而赏音也就较少。马先生之洞见及其学术宗旨,亦正需由他如何与众不同处才能看出。故而从三个方面说明马先生国学观的特点。(1)说明其国学不仿拟西学,也不取法于西人之治学方法,甚且认为西方在文化上存在着大问题。(2)说明民国初年的国学运动皆依托大学,惟马先生反对现代大学体制,独欲以夏变夷,自办书院,讲说六艺。(3)再说明历来理学家较重四书,不甚治经学,故清儒倡言经学以反理学。民国时期讲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也自认为继承了清人治经之法,反对理学。马先生却是阐发群经大义的理学家,不只在当时无与伦匹,在整个学术史上也可独树一帜。

马一浮功夫论初探

马一浮在朱子学的基础上,针对时代病痛,提出读书、穷理、涵养的道德修养功夫。这不仅是一种独创的理论思考,更是他一生道德实践的真实体现。它为儒学的重建指出一个新的向度。

马一浮的“六艺心统说”与儒家经学的哲学意涵:从“经典诠释”到“本体诠释”

马一浮的"六艺心统说"将六艺德性化,六德归之于一心,其学说更具中国文化的回归性。然此说亦存在缺乏对本体的分析的理解,缺乏对孔子的"一贯之道"的疏解等诸多问题。应以马一浮"六艺心统说"为本体诠释之开端,重新梳理儒家经学的哲学意涵,促进六经的现代转化以重振国学。

论马一浮的诗歌美学思想

马一浮的诗学有诸多新见,他提出"六艺之教莫先于诗"说,将诗视为真善美一体。他一方面认为"诗以感为体",强调"境不自生";另一方面又认为"心能描境",认为"玄者诗之本"。马一浮重视儒家诗教观,认为,"诗教主仁"。他将"仁"理解为"大公",并将其理解为宇宙本体。马一浮以内圣外王解释六艺,认为六艺是可以互为其根的,前至为圣,后至为王。"礼乐并摄于诗,则诗是内圣,礼乐是外王"。马一浮的诗歌美学代表了当代对中国古代诗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马一浮论学书信札记

马一浮与熊十力、梁漱溟并称二十世纪新儒家三圣,以论学和论行而言,马一浮最醇。然而,马一浮没有熊十力、梁漱溟那样的专题论著,其学行散见于诗文、经释、会语、答问、语录、书信等等,虽有一贯的思想,却无形式化的体系。体会马一浮思想,最直接而亲切的,莫过于读其书信。根据马一浮致亲戚师友、学生晚辈的书信,采用札记的形式,在品味书信中论述的为学功夫、次第、品节、条目之外,进一步勾勒马一浮切于自身的儒家义理之学,可以深入呈现马一浮思想的发展脉络。

马一浮“六艺一心论”对经学的整合

马一浮的"六艺一心论",是继郑玄的《六艺论》之后系统阐述六艺要旨的一部大论。摆在马一浮面前的有两大问题:一是学科纷呈,学派纷争,如何求其统合的问题;二是经学如何从近三百年的疑古—考古—复古—疑古的循环变奏和受西学冲击后的苦闷彷徨中寻找出路的问题。马一浮"六艺一心论",可以说是解决上述两大问题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六艺一心论"是如何解决的呢?一是依其"同本异迹"的统类方法,将全部学术汇归于六艺;二是依其"心外无物"的本体论,将六艺摄归于一心。前者解决的是学科纷呈、学派纷争的问题,后者解决的是经学向何处去的问题。

王者以道治天下——马一浮儒家古典名言的政治观

马一浮纯用儒家古典名言表达的政治观,会通《六艺》,俱出《六艺》,悉遵圣言,是地道的《六艺》政治观,亦就是王道政治观。它是在以《六艺》为一体、内圣外王为一体的思想背景下展开的。所谓王道政治,从历史观点上说,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其义,一言之,就是"王者以道治天下"。王道政治为万世开太平,垂法万世。马先生的王道政治观的首出原则是儒家传统的正名。他以正名哲学.正名政治哲学直接推导出王道政治观的主旨是建皇极,行王道。行王道即是君道。(上篇)

章马合论——章太炎、马一浮两先生所论国学之比较

章太炎与马一浮,都是公认的国学大师,长期讲说国学,影响深远。但二君为学旨趣不同,对国学之理解及其讲说国学之目的亦各不同。章先生论国学,以小学为门径,以玄理为终极,分说经史子集,而归宗于佛法;马先生则以国学为六艺之学,又以六艺摄于一心,一切学术摄归六艺。二者取途互异章先生为古文经学家立场,以孔子为良史,以讲说国学为保存国故,旨在激扬种性;马先生为宋明理学家路数,欲得孔子之用心,而复人人本然之善性,故以讲说国学为昌大人学之机。二者精神又异章先生归宗佛学,谓孔老庄颜合乎佛说;马先生援佛入儒,虽用佛家名相及解义方法,而以儒正佛。二人宗旨更是不同。透过分疏衡较,恰好可以看出民国初年有关国学研究之复杂性。

马一浮以儒融佛与调停朱陆之说评析

马一浮哲学和学术思想的特点,是以儒家的易简思想为核心,主张以佛证儒、以儒融佛,以及对宋明儒学的程朱和陆王的理学与心学之间的矛盾提出调停之说。马一浮在对待儒佛的思想关系上,跳出了宋明儒学划定的儒佛壁垒。马一浮以儒融佛和调停朱陆之说,既是宋明思想的延伸,也是对宋明思想的超越。而他的思想的根本方法和出发点是“不分今古,不分汉宋,不分朱陆”,表明他要跨越两千年汉宋之争以及数百年朱陆纷争的藩篱,破除历史上的一切宗派门户之见,反映了他关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看法,以及关于现代儒学重建或复兴的根本性态度。从他的这种看法及态度中可以得出结论马一浮阐述的儒家思想虽然十分传统,但是他对于儒家思想的观念和态度包括他的以儒融佛和调停朱陆甚至朱王的思想,却是超越历史的及非常现代的。马一浮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儒学的现代复兴,归根结底,就是要摆脱历史的种种纠葛,放下历史的种种包袱,直接孔孟儒学的真谛。

马一浮的易佛融通论

马一浮深明易道,精通佛理。他以"变易"、"不易"、"简易"三义为易之宗旨,引用三观、二谛及"三大"释易。他对乾、坤、艮等卦的解释,是他以《周易》统摄佛教义理的思想的反映和展开。他引佛教"四智"及"三身"义,对德业进行了深入解释。在马一浮看来,《周易》之道甚大,他分"十重大义"、"十种大义"对《周易》之为"大"进行了解释。马一浮以佛释易,援佛入儒,极大地丰富了儒学的理论视野,实现了儒佛之间的相互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