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悌生《毛诗序》接受的汉学取向及其学术史意义

作为汉儒通过对儒家经典《诗经》的阐释构建的政教性诗学话语体系,《毛诗序》正式确立了儒家诗学的相关原则,在古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自汉代至清代的《诗序》存废之争接受史,实际上乃为不同时期士人为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所依从或构建的汉学与宋学之经典解释范式之争。作为明初学者,蒋悌生对汉宋学派《诗序》存废之争所涉及的《诗序》作者、内容等问题加以裁断,表现出偏于《诗序》的汉学倾向。蒋悌生在朱子学独尊的明初学风下力倡《诗序》,为明中后期汉学复兴之先声,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的“言诗”与《毛诗序》的释诗

《论语》中载有孔子与弟子子夏关于《诗经》的对话,称赞子夏"可与言诗"。所谓"言诗",历来理解为对《诗经》义的讨论,从而把子夏言诗作为他通晓《诗经》之本义并写作《毛诗序》的证据。其实,孔子的"言诗"是"赋诗言志"的意思,它在春秋时代是从属于礼乐仪式的说话方法,与后来直接讲解《诗经》的《毛诗序》没有关系。孔子对于《诗经》的所有论述,都是围绕"赋诗"而展开的,而并没有阐释《诗经》之本义。战国以后,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由礼乐仪式转为经典,才产生了企图诸首解释《诗经》的《毛诗序》。但因为释《诗经》者仍未脱离上古以礼乐为治的时代所形成的隐喻思维模式,仍然用发微索隐的方式去理解《诗经》,故使《诗经》的本义长期被掩埋。

论魏源的《诗古微》

清代著名的三家诗学者魏源的《诗古微》,是一部功力深厚影响较大的诗经专著,它在诗经研究史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与作用。《诗古微》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本文并不是对该书的全面评价,而是偏重于从诗经研究发展史的角度,对该书进行选择性的重点评价,即比较王先谦与魏源对《毛诗》评价的异同,对魏源如何看待《毛序》与卫宏的关系,对魏源在《诗经》研究方法论方面的突破与贡献,对魏源的精微之见,作一些介绍与评述。

《诗小序》诗学理论中的妇女伦理与婚姻伦理研究

《诗小序》作为解说《诗经》诗歌的文化遗存 ,属于古典诗学的范畴。《小序》论诗 ,理性判断多于情感判断 ,体现了中国古典诗学礼法性的原初特征。我们把它概括为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和宗教伦理。本文主要探讨了《小序》诗学体系中社会伦理的妇女伦理和婚姻伦理。两者不仅延续着至少自西周以来所形成的社会文化观念 。

论《毛诗序》女性礼教体系及其影响

在二"南"中,《毛诗序》作者以后妃和夫人为典范,树立了女性规范标准,在十三国《风》中,作者借助对女性行为的批判与赞颂,突显和强化了这些女性规范,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女性礼教体系。在《毛诗序》中,作者是通过组诗贯讲、"美刺"以及女性形象礼教化解读来构建其女性礼教体系的。《毛诗序》女性礼教体系代表着秦汉《诗》学发展方向,以礼说《诗》,导致《诗》情感的失落;以《诗》传礼,《诗》沦为宣扬女性礼教的工具;学《诗》习礼,促进女性礼教化。

论徐光启《毛诗六帖讲义》

徐光启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思想家。《毛诗六帖讲义》是徐光启《诗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以周南、召南、邶风为重点,梳理徐光启诗学思想中对传统诗学理论的继承与存疑,诗歌表达技法中的暗比与反兴,总结徐光启讲《诗》特点,分析徐光启恪守礼教,遵从"旧说"的学术根基。

刘熙载《赋概》与《毛诗序》之关系研究

刘熙载《赋论》是赋论著作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对赋这一文体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但从整体来看,其受《毛诗序》的影响比较明显,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第一,继承了《毛诗序》诗言志的理论,提出赋言情志;第二,吸收了《毛诗序》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主张赋以比兴为主;第三、批判了《毛诗序》以来的风雅正变之说,提出以真伪论赋的新原则。

从精气养生说角度对《毛诗序》的疏证

以往学界研究《毛诗序》多从社会学批评角度立论,而忽视了先秦两汉浓郁的精气养生思想背景。其实,《毛诗序》有关人心变化的描述,均与精气养生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角度切入,可以减少历来学界对于《毛诗序》的误读,从而真正理解其文艺思想的精髓。

史笔与道心:论《毛诗序》的历史叙述与价值阐释

作为儒家诗学思想的奠基性作品和纲领性作品,《毛诗序》通过历史叙述与价值阐释的方式参与儒家诗学话语的建构。《毛诗序》的历史叙述与价值阐释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是随着《诗》三百篇的经典化过程及其所带来的释诗新变与视角转换而形成的,在内部结构上遵循价值主导与史事证立的阐释原则,其背后则隐藏着士人阶层重建现实世界与文化秩序的潜在愿望和意图指向。在重建知识与价值系统的过程中,《毛诗序》以史为笔、以道为心进行诗学的建构,由此生发出极具历史厚重感和价值理性色彩的阐释效力,极大地拓展了《诗》的历史文化空间和意义世界,形成了中国诗学史上独特的诠释传统。

钟嵘诗歌功能说的新变——兼与孔子“兴观群怨”说、《毛诗序》比较

在诗歌功能上,孔子教育弟子时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说法,汉代《毛诗序》指出,“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钟嵘在《诗品》中借用了两者的言说话语,却置换了言辞背后的涵义。此外,钟嵘提出诗歌可以陶冶性灵的新观点。钟嵘的诗歌功能说反映了从先秦、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新变——文学不再是政治、人伦教化的载体,而是拉近人与自然、现实关系,促进人与人交流的活动。

论马其昶“国史作《序》”之观点——兼论《毛诗序》的作者

马其昶从《诗大序》导出国史作《序》的结论。文章首先通过对《大序》文意的分析 ,推翻了马氏立论依据 ,进而从汉人注疏体例、四家诗《诗序》不同和《毛传》不为《诗序》作传三方面反驳国史作《序》的观点 ,最后得出《诗序》与《毛传》同出一人一时之手的结论。

论儒家的阐释话语权——以毛诗《关雎》小序为例

《毛诗序》对《诗经》意义的阐释是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学的话语权之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毛诗序》时而受到追捧,时而遭到质疑,乃是因为它不仅仅是对诗的文本内容的阐释,而且是千年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主体地位的儒家士人的发声筒,具有深刻的政治与文化意义。可以说,关于《毛诗序》的争论史就是中国文学的话语权演变史。本文以《关雎》小序的话语演变为例,揭示历代话语的言说者与背后相互作用的权力关系,探究这一现象背后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影响。

吕柟《毛诗说序》研究

吕柟的《毛诗说序》是明代中期经学研究复古思潮中出现的《诗经》学研究著述。此书依《毛诗》体例对《诗序》解诗进行解说,阐述诗旨,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多有继承,对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宋代《诗经》学研究的部分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具有'尊汉尊《序》'的特点。《毛诗说序》的成书原因是明代中期社会和思想界的压抑与混乱,作者严格遵从《诗序》,并根据需要引证孔孟、《毛诗正义》、程朱、《左传》、《史记》等前人的观点和史料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佐证,也会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或批评。《毛诗说序》的局限在于,对诗旨的理解和阐释过于偏颇,常因混淆《毛传》与《郑笺》而不够严谨。

《毛诗序》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思想

《毛诗序》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上以风化下”:教化美学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意义;二,“下以风刺上”:儒家交往行为美学美谏说的发生语境;三,美颂:服务于人神交往的颂歌。“上以风化下”之风具有自然界之风、教化之风和风俗风貌之风的含义,具有教化美学和儒家交往行为美学的双重规定性。“上以风化下”教化美学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内涵具有乐教传统渊源。《毛诗序》所涉及到的诸多思想观点,如《毛诗序》“诗之六义”,从西周六诗发展为《毛诗序》诗之六义的过程,都需要溯源到西周乐教传统中才能得到更深刻的理解。而温柔敦厚是教化美学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效果。“下以风刺上”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美谏说还植根于采诗献诗传统、庶民议政、庶民议政传统中断的发生语境。在《毛诗序》“下以风刺上”中,“主文而谲谏”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美谏说具有温柔敦厚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效果。《毛诗序》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思想还体现在美颂说上。颂诗交往行为的具体形式主要包括两种:一是作诗歌颂报恩;二是祭祀报恩,二者共同凸显了诗歌发生的巫术文化根源。《毛诗序》的美颂说代表了汉代美学将义理之学与原始儒家巫术神秘主义结合的大趋势。

上博竹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竹简《诗论》可能是失传了两千年的子夏《诗序》;第二,竹简《诗论》可能是《毛诗序》的原始祖本。竹简《诗论》的基本观点大多为《毛诗序》所继承。结论:《毛诗序》确实传自子夏。

“返其旧心,具了解之同情”——《毛诗序》美刺说新解

《诗序》之说,乃古今说经家第一争诟之端。汉儒诸家解《诗》,以四家为主,鲁、齐、韩三家立为官学,后渐失传至亡佚,《毛诗》存留至今。《毛诗》解诗以“美刺”显志,此是公论,然缘何以“美刺”解诗却聚讼纷纷而未有定论。今人或有“汉王朝政治教化”之言,或有“汉代经学家积极‘入世’的政治企图”之说等。本文从《毛诗序》“美刺说”背后所蕴含的“书史引古,以史解诗”诗史观、“赓续诗教,宗周归正”诗教观、“河间儒学,志存天下”诗志观体察《毛诗序》缘何以“美刺”解《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