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晚清学者李慈铭与缪荃孙书籍交游研究

李慈铭与缪荃孙皆为晚清著名的藏书家、文史大家,两人往来密切,交谊深厚,书籍往来是两人日常交往的主要内容之一。李慈铭与缪荃孙书籍往来的形式有互借、互赠、转借等,其书籍往还具有互动性、持续性、开放性和多元化等特点,通过书籍往来,两人丰富了各自藏书规模,增进了彼此的学问见识,对社会知识和文化传播也具有重要意义。

史官人际网络与清代官方修史:以国史馆总纂缪荃孙为例

理解中国传统官方修史制度,应注重从参与者的角度考察制度在具体情境中的实际运作。以光绪初续修国史各传为例,总纂缪荃孙的工作可揭示清国史馆制度运作的诸多细节,而其人际网络对国史编纂有较为重要的影响。缪荃孙与史馆同事、馆外友朋探讨编纂思路,并通过馆外友朋收集参考资料,甚至请他人草拟史传初稿。与此同时,缪荃孙还面临请托等“人情世故”。士人看重国史恩荣,为使亲友或本省同乡先贤得以立传国史,会采取各类行动与史官建立联系,试图掌握编纂动态并施加影响。总的来看,史官人际网络在获取参考资料等方面有所助益史馆运作,但“人情世故”亦使史官的编纂工作面临压力与争议。

捶石入纸:拓本生产与流通中的拓工——以晚清缪荃孙及其拓工为中心

拓本是金石学的中心,拓工是拓本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关键人物。晚清著名金石学家缪荃孙格外重视拓工,他与很多拓工保持密切交往,其中包括李云从、聂明山、黄士林、沙士瓒、富华阁碑贾小王等人。晚清金石学家与拓工之间的互动,塑造了拓本生产与流通的方式及其特点,晚清拓工的身份地位及其在拓本生产流通中的作用也因而得以突显。

论《续文苑底稿》对桐城派史的续写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古文派别,桐城派史深受学界关注。清史《文苑传》对桐城派有系统而持续的记载,但未为学界注意。本文基于台北故宫档案清史《文苑传》第四次稿的工作本《续文苑底稿》,讨论该书对桐城派续写的内涵和价值。《续文苑底稿》将“桐城派”名义正式写入国史,进一步确认了桐城派古文正统地位。该书增立六位桐城派人物正传,重点记载了姚鼐之后的桐城派学脉分布皖苏、远播岭西的状况。该书揭载,桐城后学的古文创作展现了新貌,纠正了桐城文“苶若枯涩”的弊病,桐城派诸传人尊奉程朱理学,对汉学则兼收并蓄,更以经世实学思想和经世业绩彪炳史册。《续文苑底稿》彰显了桐城派的古文正统地位,是桐城派史的重要文献。

缪荃孙的藏书实践与图书馆实践考论

缪荃孙是清末民初著名的藏书家,一生与书结缘。到了晚年受命创建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与图书馆结缘。本文从其藏书实践与创建图书馆实践两个方面缅怀和研究了繆先生不朽功绩和历史地位。

缪荃孙著述新考

晚清民初文献学家缪荃孙的著述,《清史稿.艺文志》始有著录,其后经《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江苏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缪荃孙研究数据索引》等史志和专著,以及《缪艺风先生著述目》、《〈缪艺风先生著述目〉补》等专门论文的逐步清理和续补,已得缪氏著述百余种,但各家限于条件,所载数量与缪氏实著仍有差距,本文新考得各家失载缪著三十种,并一一撰写了简要。

略论缪荃孙编刻丛书的特色

缪荃孙好古若痴,终生勤于编刻丛书。在选本上,他注重罕见之书,以及习见之书版本后出转精者,注重乡邦文献,以及有价值的零星小品与讲究实学的典籍。所刻各书,在校雠上用功甚巨,在辑佚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刻书有严谨的校刻程序,所刻丛书质量皆高。

盛氏《皇朝经世文续编》纂辑补论

光绪十三年(1887),受命纂辑《皇朝经世文续编》的汪洵致函盛宣怀,提出“体例”“搜罗”二语,为统摄“续编”之辑的两大关键词,前者牵涉此编与前编、同时代著作的纠葛关系,尤其“洋务”位置的安排,后者则指向全编材料来源及具体搜集情形。据中国香港中文大学、上海图书馆等处所藏函札档案,可证“盛编”当事人对于“洋务”门类考虑确存若干“歧视之迹”,但同时也尝试通过变换目类、修改体例,以更符合时人价值观的“得体”方式向读者传递“洋务”观念。“盛编”的纂辑过程,除缪荃孙起了作用,盛宣怀本人居间指挥,直接提供“洋务钞稿”,汪洵、袁遂、汤纪尚、陈名珍等人也为“搜书”做出不同程度贡献。“盛编”纂辑前后,周边亦有多人致力于新学,从事类似工作,其著述性质大致不出以“采西学”为宗旨的西学资料“汇编”范围,甚而带有某种“西学百科全书”风味,除为趋新士人关心而外,又受到当时从事涉外事务的清朝官僚瞩目。此种以“洋务”/“西学”主题类书为纽带引发的朝野互动隐而不彰,实或代表了一种“时流”,值得进一步观察。

国家图书馆首任馆长缪荃孙及其学术贡献

今年是国家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成立105周年,也是首任馆长缪荃孙诞辰170周年,在风风雨雨中,国家图书馆走过了晚清,走过了民国,又走进了新中国,它几易其名,从古代藏书楼发展成为了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我们回顾过往,不能忘怀缪荃孙在国家图书馆草创时期做出的贡献。

缪荃荪藏书思想研究

缪荃荪在史学、教育学、图书馆学、目录学、金石学、方志学等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赢得了"一代宗师"的美誉。这与他一生把藏书作为个人的终身事业,潜心搜集,形成自己读书治学的完备的藏书体系有关。尤其是他开明的藏书思想和"藏用并举"的做法,帮助他获取了事业上的成功。

缪荃孙文献学成就三论

缪荃孙是清代著名文献学家。论文从目录、版本、图书编撰等方面论述其在文献学上的成就。

从缪荃孙年谱看其刻书特点

缪荃孙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京师(国家)图书馆和江南(南京)图书馆的主要创办者,一生刻书颇多。缪氏年谱、日记和行状上的记载,基本上可分为代刻和自刻两类。本文归纳总结了这两类的刻书情况,并分析其状况,可以了解新旧交叠时期缪氏的刻书特点和刻书思想。

《艺风老人日记》中的陈三立资料发微

《艺风老人日记》共出现陈三立的名号221次,记录了日记作者缪荃孙与陈三立从光绪十七年(1891)到民国七年(1918)交游往还的史实,为我们了解、研究陈三立的人事关系、诗作本事、诗钟活动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繆荃孙与中国近代南北两大图书馆

介绍江南图书馆与京师图书馆南北两大图书馆创建的历史演变以及发展.阐述了繆荃孙作为创建南北两大图书馆的最佳人选的原因。

缪禄保致王文进手札十五通释读

辑录整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文禄堂藏各家手札》中,近代著名藏书家、文献目录学家缪荃孙之子缪禄保写给文禄堂主人王文进的十五通手札,了解缪荃孙去世后其藏书散失细节,并对其中涉及的部分古籍及相关人物、事件作简要释读。

晚清士人书籍流转与学术权威确立的个案考察——以缪荃孙为例

晚清士人书籍流转是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的文化现象,以缪荃孙为核心的书籍流转活动,具有书籍流通和学术交流传播的双重意义。缪荃孙经由书籍流转拓展了书籍文献的获取途径,为其研究治学提供了文献保障,逐渐确立起在文献学、金石学、校勘学等领域的学术权威地位,并形成了一个以缪荃孙为中心的学术共同体。书籍流转在促进书籍共享、流通的同时,也推动了近代思想文化的传播。

刍议缪荃孙在目录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

通过对缪荃孙所编10余部书目的研究,文章认为缪荃孙的目录学成就和地位主要表现在:第一,继承发扬了版本目录编撰的优良传统;第二,继承了清代"藏书志体"书目的编撰形式;第三,对于书目分类法的创新有着独特的贡献;第四,其所编撰目录数量之全、种类之广在目录学史上鲜有人可比。

光绪国史续修文苑传纂修考略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光绪中期国史馆《续文苑底稿》四卷,目录共载219人,正传75人、附传144人,是自道光朝后第四次大修国史文苑传,入传人物与此前稿本截然不同。《续文苑底稿》与总纂谭宗浚《拟续修儒林文苑条例》大体相符,原稿由缪荃孙于光绪十四年完成奏付史馆。该本展现光绪前期对上至顺治共九朝文坛正统的确定,编纂过程几经人事变动,纂修宗旨回归嘉庆时所定本源"文教覃敷、宜裒事迹、垂示将来",纂修条例接续阮元,但将传主籍贯从大江南北及两浙山左诸行省扩展到边徼各省,从注重"文词"转向对"经术"与"实学"的提倡。稿本后来成为光绪末年陈伯陶所修《国史文苑传》、清史馆《文学传》及《文苑传》的底本,在清代文学史、国史馆、缪荃孙研究等方面具有史料价值。

晚清鸿儒缪荃孙与中国近代图书馆——兼论缪氏在中国图书馆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缪荃孙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他一生爱读书,爱藏书,最终与图书馆事业结缘。文章在梳理缪荃孙研学之路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他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缘起经过,并对其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的贡献与地位做出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