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苗疆走廊明清军屯后裔防御聚落衍化探析

苗疆走廊作为我国五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元明清以来内地通往云贵高原的国家官道。明清以来,在国家力量主导下沿苗疆走廊主驿道营建以卫城、所城、屯堡、营城、关隘、哨所等为主的防御聚落。云贵高原的屯堡文化与西南明清军屯后裔防御聚落的形成有深刻的内在逻辑。以屯堡文化为切入点,考察苗疆走廊,发现其沿线存在与明清军事移民有关的“军屯后裔族群”,如“喇叭人(苗)”“穿青人”“隆里老汉人”“屯堡人”等。通过对明清军屯后裔的典型样本分析,阐述苗疆走廊屯堡文化遗产的显性和隐性特征的强弱程度,将屯堡文化区划分为核心区和亚区。根据明清屯堡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互动程度将以贵州为核心的西南苗疆走廊防御聚落分为滇黔交界的彝汉融合型、黔中地区的布汉融合型和湘黔相连区域的苗汉融合型三类,并分析其空间分布规律与衍化特征。通过深化苗疆走廊研究内容,拓展西南屯堡文化的研究视域,为开展明清西南边防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布依族传统村落与建筑的地域文化探析——以“苗疆走廊”云上村为例

云上村是“苗疆走廊”上典型的布依族传统村落,拥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文章通过对云上布依族村落进行深度田野考察,分别从村落与建筑的自然适应性、社会文化性、技术性三个维度阐述云上村的建筑地域文化特征,总结了云上村布依族村落与建筑的自然适应性主要体现为对气候、地理环境的适应,以及村落与环境的共生性层面;深厚的社会历史、丰富的宗教内容、农耕为主的经济结构、多元共存的文化基因以及村落肌理的社会演变为村落与建筑社会文化性的外在表现;建筑空间、建筑结构、建筑模数、建筑材料、建筑装饰等方面彰显了建筑技术性。通过对云上村村落与建筑地域文化三个维度的研究,为布依族村落的保护利用及乡村振兴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苗疆走廊空间文化基因研究——以安顺屯堡为例

苗疆走廊是元明时期开辟的维系内地与西南边陲的主要交通命脉,是以汉文化为底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谐共生的典型空间代表。研究苗疆走廊民族交融与建筑文化的相互影响,探究走廊聚落空间形态形成与演变背后的深层文化动力,能为总结汉族移民大通道上民族交融的宝贵历史经验提供空间维度的案例。依托城乡规划学科背景,基于文化基因的视角,以活态遗存完好的安顺屯堡聚落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文化基因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历史文献研究法、建筑测绘法、形态类型学等方法对屯堡聚落的空间文化基因展开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屯堡聚落呈现三种典型的空间文化基因,分别是天人合一、中轴线和层级防御。它们均是汉文化基因在特定历史背景、地域自然环境和民族交融作用下的在地性空间转化。

“走廊”研究启示:跨越族群的“地域共同体”建构

本文在探讨“三大民族走廊”特点的基础上,就“苗疆走廊”研究率先提出的“地域整体性”和“文化共性”等问题做了回顾和进一步的阐述。继而通过梳理和总结贵州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研究中所面临的裂痕和困惑,以近期全国关注的贵州“村超”活动为例,就多民族地区的“地域共同体”建构问题提出了若干思考。文章提出应把多民族地区地域共同体建构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石,探讨民族文化多样性背后共通的底层逻辑等观点。

苗疆走廊传统村落民族文化谱系多样性及融合性特征研究

揭示民族走廊传统村落文化谱系多样性及融合性特征,对该类型文化线路遗产特征保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华民族文化谱系“多元一体”格局的走廊缩影认识,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以苗疆走廊为例,基于民族族别背景对廊域内传统村落民族文化谱系进行识别,利用增加研究样地、多样性指数、杰卡德相似系数等方法来展开研究。结果表明:①苗疆走廊传统村落有12类单民族及2类多民族融合文化谱系,走廊可划分为II区段及V区段;②汉少融合、苗是全廊域特征谱系;旱驿路区段的多样性最为脆弱;③全廊域有6类稀少/濒危谱系;④水驿路、旱驿路区段的特有谱系分别有3类、6类;V区段之间汉少融合、苗、汉为共有谱系;⑤全廊域、旱驿路、福泉-普安区段之间的谱系构成相似度较高;水驿路、洪江-镇远区段之间相似度最高。整体而言,苗疆走廊传统村落民族文化谱系中以汉文化为纽带的融合谱系特征明显,各谱系在走廊中“多元共生”“多元一体”格局特征明显。

苗疆走廊汉传民间舞蹈的“同构异态”——以贵州“花灯舞”为中心

苗疆走廊是一条横亘云贵高原的“活态”文化走廊,有20多个民族分布其间,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资源十分丰富。“花灯舞”是汉传“花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于明清时期随汉族移民传入云贵高原地区,其传播区域主要是苗疆走廊沿线地区,具有较明显的“线性文化空间”特征。云贵地区“花灯舞”具有自身的地域特点,也深受苗、布依等族民众所喜爱,但其底层逻辑依然是相同的,在舞蹈形态上呈现的民族民间多样性特色本质上是“异态”而非“异质”。

西南地区民族舞蹈文化交融研究--以苗疆走廊为例

历史上,随着苗疆走廊的开辟,大量汉族人群涌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并逐渐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促进了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的交融。从西南民族舞蹈文化的相互交融来看,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受汉文化影响的西南少数民族舞蹈文化,二是受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汉族舞蹈文化,三是表达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共有历史或故事的舞蹈文化。西南地区民族舞蹈文化的交融性客观体现了西南地区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与文化特征。西南地区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西南民族走廊空间结构与民族文化产业布局整合

西南民族文化产业总体上以少数民族/族群文化为资源基础,在总体结构形态上,从外部区别于西方后现代社会和我国先发展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形态,是源自于前现代文化和返璞归真的文化消费心理双重推拉作用形成的。内部结构形态分类,大致与西南民族走廊在空间上表现出一致性,可以作为西南民族文化产业"文化资源——发展模式"分类基础,是西南民族文化产业基本结构形态框架。不能以行政区划和民族/族群进行简单替代,而要考虑民族文化产业布局的历史、地理环境以及文化资源禀赋的复杂性。

贵州苗疆走廊与屯堡聚落的空间格局及其嵌合机制研究

贵州苗疆走廊的开辟,推进了西南地区的发展进程和屯堡聚落演变。文章针对苗疆走廊与屯堡聚落的研究缺乏空间视角的现状,以空间量化分析为基础,结合史料与田野调查,探讨苗疆走廊与屯堡聚落的空间格局及其形成的嵌合机制。研究表明,苗疆走廊沿着入滇通道的“东线”形成,苗疆走廊与屯堡聚落是地理环境和历史事件所缠绕的时空格局的一体两面。上述格局是在地理环境所赋予的历史机遇中,通过“恒量”与“变量”的叠加嵌合而成。前者包括高程、水系、坡度、起伏度等相对稳定的地理要素,后者是通过军事聚落的选址、聚落体系的完善、水利系统的支撑、民族文化的互嵌而人为施加的影响。文章体现的多学科交融的空间视角是对区域研究的有益尝试,可望为复杂人文地理环境中的人居环境研究拓展新的技术方法。

论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苗疆走廊”的经营及其影响

贵州位处西南“苗疆”腹地,内有多条驿路穿过,因历史上一直发挥着“走廊”作用,故学界称之为“苗疆走廊”。该走廊北连川渝,西通滇省,东入湖广,南接广西,战略地位堪为重要。然走廊内生态背景复杂多样,诸族杂居,一旦有警,便群情涌动,影响朝廷西南、西北、东南政策的实施,为历代王朝所重视。元明清时期,为加强“苗疆走廊”的稳定,朝廷在此置土司、设卫所以拱卫之,进而又推行改土归流、开辟苗疆等军事行动,在巩固元明清诸朝西南统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苗疆走廊武术文化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表现及其特点研究

文章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深入分析与整理,揭示了苗疆走廊各族人民如何在重重压迫下,将武术文化转化为抗争工具,表达了他们对民族尊严的坚定维护。文章首先对苗疆走廊的武术文化背景及其与民族抗争精神的历史渊源进行梳理,随后分析了武术技艺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有效运用,以及苗疆走廊人民展现出的战斗特点和侠士精神。此外,文章还着重研究了苗疆走廊妇女在武术文化和斗争中的独特角色以及她们通过战斗展现了妇女力量的重要性。苗疆走廊人民展现出的勇敢与牺牲精神,不仅深刻影响了历史进程,也成为武术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一笔。通过研究,不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苗疆走廊武术文化的丰富内涵,也能认识到武术文化在民族抗争史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