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方志对明代福建医家的历史书写

福建旧方志共收录明代医家308人,呈现出习医缘由伦理化、医疗技术神奇化、医德医风儒家化的模式化书写。地方志通过对医家书写的增删改造,使得同一医家的形象逐渐发生偏转,主题叙事也随之发生改变。明清以来,地方志关于医家传记的书写,基本上沿袭了儒统化和仙统化的路径,这一路径决定医家传记大部分都选择性忽略了其作为“医”的基本特质,重在凸显医家的德行和神奇,而不是技术性特征。

对明代梁山古船的测绘及研究

１９５６年在山东梁山的宋金河发现一艘明代帆船．经过实船测绘，现就船型、用途、结构和复原问题发表一得之见．

明代墓祠祭祖述论

明代墓祠祭祖流行于南方地区 ,嘉靖、万历年间是明代修建墓祠较多的时期 ,与同时期宗祠的普遍化以及宗族组织化是同步的 ;明代墓祠是宗族形态的重要形式 ,具有组织族人的作用 。

明代楚雄府改土归流以后的吏制建设及其影响

云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始于明代,在此之前土司制度曾长期存在。明政府平定云南后,有针对性地在一些区域进行了改土归流,楚雄府即在此列。从洪武十五年流官初设,到嘉靖末年,楚雄府已基本为流官所治理。在改土归流的基础上,以流官为主体的地方政府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提高了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在此基础上,汉族移民和当地少数民族、中原文化和边疆文化有了全方位的融合。

明清时期《水浒传》研究方法及其现代承传

明清时期《水浒传》研究格局主要由传统的文献学手段、晚明以降的评点式研究、思想评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等方法所支撑。20世纪初以来,现代意义上"水浒学"的形成与丰富,虽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种种西方理论方法的引进与采用,但传统研究方法的优势并没有被完全取代:在《水浒传》的成书、本事、版本及作者等方面,传统的文献学手段依然是最主流、最有效的途径;序跋式批评则在现代《水浒》传播中蜕变为"出版说明"、"前言"、"编者的话"等形式,仍旧发挥着"批评"的功能。20世纪初以来的《水浒传》研究多次被卷入政治斗争,其实也与明清时期《水浒传》思想评论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明清之际闽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和发展

由于血缘和地缘的亲近,闽文化和台湾文化从总体上来说属于同一区域文化体系,都以闽方言为主要载体。由生活在闽、台两地的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类型,极富区域文化特色。本文以明清之际闽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发展情况为切入点,探讨闽文化和台湾文化的同根同源性。

《剑桥中国明代史》勘误

英文版《剑桥中国史》的第7、8卷对应中译本的《剑桥中国明代史》的上、下卷。对其中存疑之处做了相关的史书查证。如英文本存在史实讹误的情况,中译本存在翻译、文字、排版等方面的错误及校对失严的情况,这些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即使存在这些问题,《剑桥中国明代史》的出版和翻译,其功绩是不容抹杀的。

明代江南地区的疫灾地理

疫灾是急性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引起的灾害,自古就是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巨大威胁。依据历史文献,采用数理统计、GIS分析和地图表达方法对明代江南地区的疫灾时空变迁进行研究。从时间演化看,明代江南地区至少有63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约23%。其中,1368-1464年间为9%,1465-1566年间为25%,1567-1644年间为36%,总体上疫灾趋于频繁。嘉靖、万历、崇祯三朝为疫灾群发期,集中了整个明代63%的疫灾之年。夏秋季节是疫灾多发季节,明代75%的疫灾发生在这两个季节。疫灾频度的长期上升趋势明显,整个明代经历了7个波长为30~50年的波动周期。从空间分布看,明代江南地区的疫灾与太湖的安澜与否密切相关,疫灾大多由水灾引起,因此,其疫灾分布重心始终位于吴县境内的太湖之中。疫灾高发区不断变化,1368-1464年间是苏州、湖州、松江(今上海)围成的三角地带,1465-1566年间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湖滨地区,1567-1644年间则几乎所有府城周边都是疫灾高发区。明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分布的总体特征是:府级城市疫灾多于县级城市,交通沿线城市疫灾多于地方偏僻城市,人口稠密区疫灾多于人口稀疏区;疫灾"热点区"分布在湖区,"冷点区"分布在山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