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曲戏文“分出”体制的形成与戏曲史意义

“分出”是明传奇剧本体制形成的重要标志,而早期的南曲戏文存在“隐性分出”和“显性分出”两种形态。晚明时期艺人演出本和坊刻阅读本优化了宋元及明前期南戏按人物上下场分出的方式,摸索出人物上下场、场景整一性和情节整一性相结合的分出标准。明代南曲戏文分出体制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就艺人演出本而言,分出是便于舞台表演;就坊刻阅读本而言,分出是便于读者阅读;就文人编创本而言,分出更多是剧作家对剧坛通常做法的认可和固定。折子戏流行和公共话语交流所产生的“散出身份确立”与“群体共同交流”的需要,也是分出体制形成的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分出体制的形成包含着艺人、书客和剧作家对戏剧内外结构的理解,反映出演本与读本、作者(编者)与读者之间微妙的离合关系。

试论明中期传奇对杂剧体制的浸淫

明中期作家对杂剧体制进行了大胆改革。他们吸收了传奇在演剧上的成功之处,同样吸收了传奇中一些符合时代思维的体制要素,在角色、题目正名、楔子、开场与下场诗等方面进行了积极调整。这些调整不仅是明代演剧的实际需要,更是戏曲发展到明代中期文人化的具体体现。在明中期曲作家的改造与调整下,杂剧体制趋于精致,更适合文人情绪的表达,也更符合明代戏曲舞台的表演。不同戏曲的体制融合在明中期杂剧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

明末清初戏曲家包燮行实及其《云石会》传奇考

包燮是明末清初的戏曲家,其负才不遇,结交了很多像闻性道一样入清后绝意仕进的同道中人。包燮的《云石会》传奇现存清康熙间刻本,剧作以“谪仙”“度脱”为架构模式,不拘泥于本事,为表达主题灵活架构剧作情节。从创作意图来看,作者借鬼佛仙道等具有神仙道化色彩的内容抒发胸怀,表现出易代之际的遗民情怀和文士苦闷。《云石会》传奇以“云石”为创作主线,融入了大量的宁波历史人文典故、古迹景观,生动地反映了社会现状,以及特殊历史时期宁波地区遗民的心态。

承续与更迭:晚明士人价值观念嬗变的戏曲文化学解读

晚明传奇文本为士人作家所创作,描写士人生活,反映士人好尚。以晚明传奇为切入点对士人价值观念做戏曲文化学解读可以发现,晚明传奇中所体现的士人在对人生正道的思索、义与利的取舍、情与理的权衡等方面的价值取向,既延续传统范式又有嬗变发展,呈现出承续与更迭相交织的特点。

“文备众体”:明清文人小说的文体特征

唐传奇小说"文备众体"的特征似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而在小说这种叙事性文字中,穿插使用诗、词、曲、赋等其他各体文字,不独唐文言小说为然,明清文人小说亦如此。如果说说唱艺术的文字遗存被取来作为案头"小说"进行阅读时,各体文字共享同一文本时常常显示出异质和杂糅,而诗、词、曲、赋等各类文字在文人小说中已各自承担起了相应的独特功能,从而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同时,小说家们之所以特别看重诗、词、曲、赋之类文字的写作,是因为此类文字最能表现其作为文人的"文学"才能,故各体文字本身皆有其相对独立的价值,不宜单从小说"叙事功能"的角度加以体认。因此"文备众体"最终成为明清文人小说最主要的文体特征。

戏曲人物视界的穿越、隐身和演述方式——从薛仁贵故事的嬗变谈起

明代薛仁贵故事嬗变中出现的演述方式首先表现为"超视界演述",即角色以念诵后代诗词的方式召唤观众返回现实生活,切勿沉迷戏曲,也体现了作家的演述"干预"。其次表现为以黄门官代表帝王的"隐身"现象,来自严酷的文化政策。艺人的传承使它们成为常见的戏曲演出模式。戏曲作家以"演述干预"、插科打诨和类比手法,既表达了对主角薛仁贵和他的对手摩利支的赞赏,也表现了对反面角色张士贵的嘲讽。

剧中江南:晚明苏州传奇地域文化特色之一

晚明苏州剧坛的传奇作品表现出鲜明的江南地域文化特色。深入分析这一特色形成的原因,对于探究戏剧与地域文化的依存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晚明苏州剧坛传奇创作重心的下移及原因

晚明苏州剧坛的传奇创作,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主题取向等方面,呈现出了明显的创作重心下移的趋向。这一趋向深刻地体现了明清传奇史的发展走向,反映了传奇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是苏州作家队伍下层化、职业戏班大量涌现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元杂剧《窦娥冤》与明传奇《金锁记》的主题比较

明代传奇作家袁于令的《金锁记》是元杂剧《窦娥冤》的改写本。二者的主题存在明显的差异:在《窦娥冤》中,天性善良、守节守孝的窦娥遭遇了巨大人生不幸,作品对黑暗的社会制度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挞;《金锁记》则通过窦娥历尽艰辛,恪守节孝,最终获得幸福团圆,作品表彰了至贞至孝的美德。主题思想的改变折射出元明两个时代社会文化的变迁。

论明清传奇音美特征的英译

明清传奇的主体由韵文组成,因此,音美是明清传奇文学文本中最直观的特征。然而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于不同的语系,在语音系统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音美特征在译文中的再现存在极大的困难。针对这个问题,本文进行了深入研究,既分析了音美特征在翻译时存在的困难和可能采取的翻译策略,也制定了译者在从事明清传奇的翻译工作时应该遵循的翻译原则,希望为明清传奇的英译提出有益的建议。

论元明中篇传奇小说对白话小说的文体渗透

在雅俗文化互动密切的元明两代,中篇传奇小说既保持着传奇文体的特征,又与白话小说相互渗透,是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共生互动的一个典型案例。笔者拟从类回目的出现、叙事长篇化的倾向两个方面,分析元明中篇传奇小说对白话小说的文体生成所产生的影响。

万历金陵富春堂刊本传奇版本考

富春堂是万历年间金陵著名书坊,今知其所刻传奇42种,其中有21种与《风月锦囊》《大明天下春》《群音类选.诸腔类》和《尧天乐》等戏曲散出选本同剧目传奇同源。今考其版本得出结论:富春堂刊本传奇《跃鲤记》等19种传奇为万历初、中期传奇。

《双孝记》本事考

明传奇《双孝记》一直没有流传之本,且无佚文,因此仅有几种曲学书录著录,本事不详。今在整理《曲谱大成》稿本时,检出5枝《双孝记》佚曲,对照元传奇《王祥卧冰》,可知《双孝记》为《王祥卧冰》的改本,本事即为《二十四孝》的王祥故事。

明清传奇互文性创作研究——以传奇对《牡丹亭》的接受为中心

互文性是文学作品的天然属性,互文性理论的核心和出发点即在于对文本及其生成进行研究。由于传奇文体的独特性,其互文特质尤为明显。以明清传奇对《牡丹亭》的创作接受为例,可以考察明清传奇互文性创作的生成、表现、类型和心理。

明代陕西戏曲创作与表演述论

本文对明代陕西地区的戏曲发展状况做了描述,并且对各种戏曲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陕西在明代虽然已不再是中国戏曲创作与表演的中心,但是戏曲活动仍非常繁盛,变体杂剧中独折戏便始于陕西,而杂剧家中的康海、王九思无疑属明代戏曲大家。晚明时以昆山腔为代表的传奇在陕西亦有相当成就。秦腔的出现,更是开中国戏曲花部乱弹之先河。

“乐昌分镜”母题在宋明“戏曲”文学演绎初探

陈(557-589)亡国后,帝王之家崩溃。《北史》零零碎碎地记载陈后主众妹妹的下落。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是乐昌公主的故事。后者经过民间口耳相传,加上"破镜"、"分镜"等典故象征在唐诗上的运用,以及孟《本事诗》的补缀说明,发展出"乐昌分镜"这一文学母题。这母题不但见于唐宋抒情文学,还在南宋说唱文学中出现。本文主要从中国"戏""曲"发展的角度,考析"乐昌分镜"母题在南宋大曲、戏文以至明代传奇的发展情况。

論《萬壑清音》之丑行散齣及其變異

止雲居士所輯《萬壑清音》爲明代崑劇北曲散齣選集,收元、明雜劇與傳奇三十七種劇本,六十八齣劇目。此書計收兩齣丑行散齣,即《草廬記·怒奔范陽》和《紅拂記·計就追獲》。《精忠記·瘋魔化奸》雖未標腳色,卻演變爲現今重要崑丑五毒戲折子《掃秦》。此三齣與丑行相關的選齣都有流傳過程主唱腳色轉换的變異現象。《怒奔范陽》演述張飛與諸葛亮不和,私離軍營之事。雖題《草廬記》,卻非此劇齣目。此戲另有浄扮滾調選本,丑扮選齣主要流傳於崑腔系統的選集。《紅拂記》之《計就追獲》是原劇第卅一齣《扶餘换主》和第卅二齣《計就擒王》融湊後的散齣,丑扮探子,禀報李靖與高麗戰況,改變原劇小旦主唱的安排。《瘋魔化奸》地藏菩薩化身爲掛單靈隱寺的瘋和尚,點破秦檜陷害忠良的奸計。元雜劇、南戲各以正末、外應工,萬曆時期也曾有以浄扮應工的選集,清代《續綴白裘》之後的崑劇《掃秦》變爲丑行折子,曲唱皆來自《萬壑清音》的北套,更可見此選集對丑行折子發展的重要性。

明传奇的衍流改编与批点阐释互动研究——以朱墨套印本《校正原本红梨记》为例

朱墨套印本《校正原本红梨记》是现存《红梨记》版本系统中重要一种,由明代常熟剧作家、戏曲理论家徐复祚著,吴兴凌性德刊印,后附元代张寿卿《红梨花》杂剧一卷。全文附有刊印者凌氏四百余条内容丰富、理论审美颇具价值的戏曲批点。对此本的存本形态、版本情况与故事源流衍变、传奇对杂剧剧情关目的继承与变异、批点与文本的互动关系及其理论价值等方面进行分析梳理,利于探析追索明代传奇剧作对原有史料及元代杂剧的改编样态,以及接受视域下戏曲评点的独特风貌,有助于开拓研究新视野。

明清山东杂剧传奇的语言风格

在明清长达540多年的时间里,山东杂剧和传奇剧作在典雅与通俗的语言风格上,分别经历了不同的演变过程,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二者还形成了迥然有别的主导风格,即明清山东杂剧语言以通俗本色为主,传奇语言以典雅绮丽为主。不同的主导风格倾向根源于二者所汲取的文化基因有异,明清山东杂剧更多地接受了崇尚俚俗的平民文化滋养,而明清山东传奇主要是承续着以雅为美的贵族文化传统。

元杂剧与明传奇改写本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由于元代和明代社会文化不同,一些明传奇在创作过程中,对元杂剧进行了改写。明传奇改写本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及主题思想上,表现出向中原传统文化的回归,这种回归反证了元杂剧的多元文化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