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A也不B”与“neither A nor B”结构的多维比较研究

"既不A也不B"与"neither A nor B"是汉英常见的并列否定结构。从句法、语义与语用三个维度系统探讨了汉英这两个并列否定结构的异同点。研究发现:两者均表达选择的构式义;在语用上表达或贬或褒或中性的感情色彩;但两结构在句法分布和A、B的性质方面存在差异。

宋明理学的性说

北宋王安石承继唐代韩愈彰显孟子、肯定孟子的性善说,与程颢、程颐开创的道学派学者具有共同的性论基础。与王安石、程颢强调伦理意义上的善恶只是已发阶段的概念不同,南宋朱熹依据张载的心统性情与程颐的性即理,建立性情二层构架。同时,《大学》“身有所忿懥”的身、心理解反映了道学家不同的思想特色。有关性本善与无善无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反映了理学家不同的思想重点。尤其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对立的思想史叙事不断地再生产,直至今天仍保持着生命力。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可为代表,这样的叙事非常稳妥,但也因此需要保持警惕。一方面这样的叙事容易忽略不同学者思想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即使强调“朱陆和会”的学者也不可避免地局限在朱陆对立的理论前提。

儒家本体论的内在化转向--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诠释为中心的考察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出自《诗经·大雅·文王》,历代诠释多有差异。汉唐时期郑玄、孔颖达从《诗经》和《中庸》两部经典出发,分别释“上天之载”为上天之生物与上天之事,“天”不仅是政治的形上根源,而且也是万物得以生成的最终根据。宋明儒者则更注重义理的阐发,理学家以“上天之载”说明天理的实存,而“无声无臭”指其无所不包、处处遍在的特性;心学家则直接以“上天之载”指天所赋予的人的良知,“无声无臭”指其不学而知、不虑而能的特征,即无需主观把捉,当下即可显现的妙用。虽然汉唐、宋明儒者都从形而上的维度对“天”进行把握,但其内涵却出现了明显的内在化转向。

铁凝小说中的“母亲”形象研究

铁凝通过在小说中塑造女娲式的母亲、非善非恶的母亲、未完成的母亲等多元母亲形象,探索了母亲身份的可能性。这些母亲形象的塑造,丰富了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母亲形象,实践了铁凝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对人类和生活永远的爱和体贴”的心愿,提供了观察、思考现实母亲境遇的有益启发。

强光板紫外线消毒仪的研制与临床应用

为临床常用不耐高压、高温物品寻找一种安全可靠的消毒方法 ,以弥补传统消毒方法的不足。采用自行研制的强光板紫外线消毒仪 ,经染菌实验、染HBsAg破坏试验及临床监测 ,结果显示 :消毒 5min ,细菌最低杀灭率为 99.99% ,符合卫生部对指示菌杀灭率≥99 .9%的标准要求 ;消毒18min时 ,HBsAg抗原性破坏符合卫生部S/N <2 .1标准 ,2 0min其抗原性完全破坏 ;监测 2 44件不耐高压、高温的物品 ,其消毒前后含菌量有统计学意义 (P <0 .0 5 )。提示 :强光板紫外线消毒仪可用于临床不耐高压、高温物品的消毒 ,具有消毒时间短、安全、可靠、易操作的特点。

“大公无私”与“公私两无”--对中国传统“崇公抑私”政治思维方式的反思

公、私问题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过程具有全局性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公"、"私"关系上的主导政治思维方式是"崇公抑私","崇公抑私"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一种理想的政治境界:"大公无私"。但这种政治思维方式在现实中却造成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等多个领域"公私两无"的尴尬局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崇公抑私"政治思维方式的固有缺陷表明:"公"与"私"是一种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公"的维护应当建立在对"私"的认可和尊重的基础之上,不然,"私"之不存,"公"亦难立,"公私两无"的局面就在所难免。

“我既不是活的,也未曾死”——论艾略特的《荒原》

解读和评价艾略特的著名长诗《荒原》的路径很多 ,但有一条既不难走 ,又有意思 ,这就是将长诗的题辞当作入门的钥匙。该诗的那句拉丁语题词 ,概括或浓缩了全诗的主旨 :即现代西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就是那种“西比尔式”的“不生不死、即生即死、生不如死 ,死即是生”的荒原状态。诗人自己对长诗歌的解释和注释是必要的 ,但也不是最可靠的 ;最可靠的理解和解释应当到文本本身去寻找 ,而艾略特的文本又进一步证实了长诗题词的价值和意义。

待嵌格式“不A不B”的认知研究

待嵌格式“不A不B”以对举的方式呈现 ,在句法上具有构词的功能 ;在语义上具有异化及增殖的功能。语用上 ,该格式涉及否定及否定的焦点。按否定、焦点及深入的内核这一格式进行认知 ,有四种模式 :单核线性 。

从“有无互成”到“天人相合”——周汝登本体论思想考察

周汝登的本体论思想建基于有无之间互缘互构的关系。这种关系投射于其心学领域中,表现在层层递进的三个方面:在良知与见闻关系上,两者互相缘构;在理、气、心关系上,呈现为以"理、气总之一心"为纲,以"即心即理"和"即理即气"为目之双层架构;在太极与物的关系中,指明了道德法则的自定自有。进而从"无善无恶"和"千圣所传一心"两个维度揭橥出良知心体实为通达古今的引导性场域,以及道德法则的历史性根源。由此可知,良知心体在更宏大的视域中是连接天人的场所,它决定了天道呈现的方式和天人互构关系建立的途径,同时也是对程朱理学"天理"观的祛魅。

近代汉语中的“不X不Y”格式考察

近代汉语中的"不X不Y"格式可分为并列关系和偏正关系两大类。前者可细分成五个小类,都是词而非短语,可作多种句子成分;后者是短语,往往充当语流中小句。最后讨论其语用特点。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意义——从“严打”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演变角度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遏制快速增长的犯罪率,我国提出了"严打"刑事政策,不仅未取得明显效果,反而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其实质就是对纷繁复杂的刑事犯罪情况区别对待,既要做到有力打击,震慑犯罪;又要做到宽严相济,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浑然至善之意——论刘蕺山对无善无恶说的批判

"无善无恶心之体"乃阳明四句教之首句,刘蕺山对这句话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倡"无善无恶心之体"不仅会带来理论逻辑上的毛病,而且会对人们的思想以及生活世界产生严重危害。不过,他的批判有其合理性,亦有局限之处。蕺山先生倡本体为至善,即意为至善。意好善恶恶,一于善而不二于恶,与经验世界之前与后、美与丑、大与小、长与短、善与恶之相对待的情形不同,而是无对之独体,为心之所存。

守望“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刘庆邦及其短篇小说《咱俩不能死》

“短篇王”刘庆邦在创作中始终立足于矿区与乡间。乡村题材的作品主要描绘小人物的美,谱写田园牧歌;矿区题材的作品除了展现小人物的美外,更多的是展示矿工“无声的死亡”。《咱俩不能死》作为矿区题材的作品之一,却有了新的观照视野,以非同性恋的同性性行为的发生昭示了年轻的矿工顽强的生命意识,揭示了他们异化的外部原因,表达了刘庆邦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1892年后中朝关系由冷变暖的原因探析

朝鲜在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后,就开始了挑战宗藩体制,争取民族独立的艰难历程,先是依靠日本,继而援引俄国,后又依附美国,最终制造了危及中朝宗藩体制的"朴定阳案",致使中朝关系降到了历史的冰点。但终因"不沾不脱"原则挤压了朝鲜争取自主活动的空间、美国口惠实不至的作为和严重的财政危机,自1892年起,中朝两国关系迅速回暖,重新进入了"蜜月期"。

植根于自己国家的土壤才会长命——读王佐良论美国诗人勃莱(Robert Bly)

1980年、1984年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言文学著名专家王佐良先生先后发表两篇文章,叙述他跟美国诗歌深度意象派的旗手罗伯特·勃莱欢晤论诗的经过,认为勃莱提出的"诗如不是从一个国家的土壤里直接生出来,它就不会长命"的主张是"不易之论"。笔者则尊王先生的点评乃"不刊之论"。不是生根于自己国家土壤的精神产品都难逃消沉歇绝的命运,这一结论具有普遍性,笔者也举出中国史学大师陈寅恪和佛学专家郭朋对7世纪玄奘创立的唯识宗的兴衰的论断为例,概括为"土壤论"。本文最后联系到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严重的崇洋媚外倾向,提出"弱者崇强者律",指出崇洋的恶果必然摧残、泯灭人们的自强、创新的心智,有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复兴事业,必须坚持"不崇洋不排外"的"双不方针",荡涤崇洋雾霾,"振大汉之天声"。

“波粒二象性”的新说与古论

自17世纪以来,在科学发展300多年的时间区间里波动学说和微粒学说争持不下,各领风骚上百年。经过众多科学家不懈探索、科学实验及理论论证,二者的融合得到实现,并且物质同时存在波的特性和粒子的特性被首次提出,物质的“波粒二象性”新说被创立,此新说不但破解“光的本性”,对物理发展还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若将时间区间从300年上溯到500年、2500甚至到5000年,赫然发现“波粒二象性”新说在中华的经典中早有记载,中华经典蕴含了丰富的“波粒二象性”理念和思想。即“波粒二象性”虽然对于牛顿力学是新论,但中国古代圣人早有述及,古已有之,是旧事新说,只不过古代圣人不是用物理的语言表达而已。“波粒二象性”的新说与古论,提供了一个新的且古老的看世界的方式,是当下“复杂、模糊、不确定和变动不居”的世界所亟须;同时,彰显了中华经典智慧的现代价值及其意义。

自立,屹立:中国语言学的愿景

当代中国文化学术(含语言学)的严重问题是,存在多种崇洋现象:崇洋媚外,甚至挟洋自重;食洋不化;洋教条主义有蔓延之势。凡此,皆有害于我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亟需荡涤。无论往史的、当前的社会实践,都呼唤我们作理论概括,笔者曾于2005年从中国古史的研究结合现实提出"国力学术相应律",如今从美国早期历史的研究中获"悟",新提出"文化学术后发论"。当今我国国力大增之际,正是文化学术大"发"之时,中国语言学人应该自励自勉,坚持"不崇洋,不排外"的"双不方针",用对祖国的激情把崇洋的激情驱逐出去,自强,自立;崛起,强盛;进而实现中国语言学像珠峰一般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愿景。

从“无善无恶”看心学与佛学交融的可能与限度

王阳明的"无善无恶"之说在后世引起了极大争论,批评者讥其"源于佛老"。本文通过分析王阳明"无善无恶"学说的提出及其思想内涵,并与佛教特别是禅学的"无善无恶"说进行比较,指出王阳明之"无善无恶"论与佛学确有共通之处,二者均认同本体界无善无恶,现象界有善有恶,均强调形上虚寂本体与形下现实生命的贯通。然心学之"无善无恶"论的理论依据为儒学传统之体用论,与佛教之缘起论迥然有异。就阳明心学的思想实质来看,是援释入儒而以儒为宗,心学与佛学是在保持各自差异基础上的交融。

也谈散文诗的可能性——不仅仅只是与余光中前辈的偏见商榷

余光中先生认为散文诗属于一种"非驴非马"般的存在,这种观点几十年来成为许多人对于散文诗偏见的代名词。通过对中国和日本文学界存在的几种正面肯定散文诗的观点以及散文诗产生与发展历史的考察,分析回应了余先生的偏颇以及这种言论产生的背景,指出这种文体不仅属于诗歌文学发展历史的必然趋势,更进一步展望了散文诗由于其美学特质超越了简单的自由诗与散文的结合,必将发展成为聚各种文学、艺术的表现精华于一身,具有立体审美可能性的"大诗歌"文学。

“非驴非马”还是“非鱼非肉”——论翻译中文化因素的传递

翻译是一种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媒介,具有历史性与阐释的局限性,异化与归化作为翻译的两种策略,有各自优点与不足。neither fish nor flesh的不同翻译,揭示了翻译的历史性与阐释的局限性,引发研究者对翻译理念认识不断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