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斌与欧阳予倩抗战戏剧活动之比较

在全面抗战期间,梁斌和欧阳予倩以戏剧家的身份从事抗战文艺活动,在不同的抗战环境中呈现出发展的多样性。在组织活动方面,梁斌在极端条件下组织戏剧游击战,积极贡献于抗战事业,而欧阳予倩则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倾向于上演高水准的多幕剧,强调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创作方向上,抗战初期,两位戏剧家都投身于抗战宣传,但在后期,梁斌偏向为政治政策服务,而欧阳予倩则转向以人物为创作重点。民族化思潮之下,梁斌重视语言的大众化,而欧阳予倩更注重从戏曲传统中汲取资源。比较研究结果突显了两位戏剧家的独特艺术取向,同时反映了抗战时期戏剧发展的多样形态,为我们更深入理解抗战文化史提供了重要启示。

论方苞的韩欧文之辨

作为桐城派早期出色的文学理论家,方苞深入论析了唐宋古文代表人物韩愈和欧阳修的创作成就。他认为,韩愈和欧阳修是唐宋古文成就最高的两家,但他对韩、欧之文的定位和评价则差别很大:韩文建立在研经体道和求正去伪的学术基础上,继承《史记》以来的“义法”精髓,达至“雅洁”之境;欧文虽纡余美秀,笔法圆融,却学古未深,“义法”有疵。方苞对韩欧文的辨析是以“义法”和“雅洁”为衡文标准重新界定唐宋八大家历史地位的结果,对之后桐城派文学创作影响颇大。

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书写“秋士”的深层意蕴

郁达夫《故都的秋》是当之无愧的散文名篇,相关研究汗牛充栋,但鲜见对欧阳修、苏轼两名“秋士”的细致解读。文章从“互文性”入手,与“群性”和“他性”比较,探寻郁达夫在文中书写两名“秋士”的深层意蕴,以及他与两位古人在人生处境、个人心境、创作特点、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由于种种人生遭际,郁达夫在“心理暮年”时像两名“秋士”一样转换心态,追求闲淡自适、悠然自得的生活,实现了自我救赎,成就了这篇优秀之作。

“流亡者归来”——评欧阳昱小说《东坡纪事》中的反家园意识

部分当代移民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家园意识,华裔澳大利亚作家欧阳昱的小说《东坡纪事》暴露了作者迎合移居国主流社会、套用东方主义话语对祖国竭尽攻击的意图。在当今多元文化的西方语境中,移民作家虽然身处两种文化之间,但若能把握好这种独特的处境,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他们应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来。

从黄州到澳洲,在文学的海洋中神游——欧阳昱访谈录

欧阳昱是旅澳学者、作家、翻译家,现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思源"学者兼讲座教授。欧阳昱在与江少川的对谈中,回顾了个人的成长及创作历程,表达了作家的文学观与创作观,对小说、诗歌与双语写作都发表了独到新颖的见解,并就自己的几部中英文长篇与诗集,谈到如何突破文体束缚、甚至颠覆传统写法,而力图创新的思考与探讨。

欧、梅对韩、孟的群体接受及其深层原因

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对韩孟诗派的接受不仅可从个体接受的角度去考察,更须从群体角度认识其特殊意义。推名、唱和、联句、拟作是欧梅群体接受的主要方式;诗歌表现手法和形式技巧、美学风格、创作理论等是其接受的主要内容;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革新诗风的强烈愿望、相似的生命体验和知己之情是其接受的背景原因。

张謇创办的伶工学社及其现代美学意义

南通伶工学社是中国美育史上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型戏剧艺术学校,于1919年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创办。时值中国整体社会经历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伶工学社在美学上则反映为以和谐为主要特征的古典美学形态向以对立崇高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美学形态转型。南通伶工学社的诞生,体现出现代美学赋予传统艺术教育领域塑造符合时代需求的艺术人才的革新要求。它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办学宗旨、培养目标、体系建构、课程设置等均属首创,正式开启了中国艺术教育的现代之门。虽然7年后南通伶工学社即行解散,但是它所展现出的现代美学意义却有值得珍视的历史价值。

欧阳询与虞世南之书学特质比较

初唐的欧阳询与虞世南并称为"欧虞"。在初唐审美风气的背景下,欧虞表现出各自鲜明的美学特质,较之虞世南"重意尚韵"的书学气质,欧阳询"重法尚意"的美学追求则显得尤为突出。

略论韩愈和欧阳修祭文之异同

在散文创作上,韩愈、欧阳修的祭文都取得较大的成就。同为散文大家,其相同之处在于:在表现浓郁哀情的同时,寄寓了深沉的身世之叹;情感上悲怆动人;风格上缠绵悱恻。不同之处在于:韩文造语奇崛,欧文平易婉曲;韩文气势激荡,欧文纡徐缅邈。这些异同缘于二人所处的时代以及个人的身世遭际。

“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古代解说种种

唐代韩愈提出的"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是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概括,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赞同者从立身祁向、情感性质、对待别人批评的态度、科举制度、忧患意识等不同角度来解说;不赞同或持怀疑态度的,又分别从宗经、征圣的立场、文体的不同功能、审美心理、创作主体的要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不同的方面来解说。古人的种种解说,虽纷纭散漫,"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对我们认识"庐山真面目",也许不无裨益。

欧阳修与王安石嘉祐元年诗歌互赠再议

在欧阳修与王安石嘉祐元年第一次会面后的互赠诗歌中,欧氏期待王安石能够继承"诗文革新"精神,引领北宋中期的文学创作发展,而王氏的"奉酬"诗却委婉地传达了自己的志向是承传孔、孟道义之学,而不是韩愈等人的文学革新。这种情形的出现,既有欧阳修与王安石对待文学创作的不同态度的原因,也有欧、王对韩愈的认同差异的原因。欧阳修在明了王安石的心意之后,迅速转向了新的接班人的寻找。嘉祐二年科考,苏轼的登台,与此次欧、王诗歌互赠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从小说到现实的本真性还原——评欧阳昱长篇小说《独夜舟》

《独夜舟》是澳大利亚双语作家欧阳昱的第三部汉语长篇小说,反映出他对小说先锋性、语言性和思想性的追求,是其汉语小说诗学的元小说。传统小说以虚构观念来异化本真性,在对传统小说的反叛之中,《独夜舟》的非故事小说诗学可视为艺术精神的先锋性;在指出现时代是一个荧幕时代后,小说对人们的伪装和现实的失真进行无情批判;基于双语写作、双语翻译的经验,批判了由净化观念、美化观念所造成的美好幻象,只有对一元性进行破除,形成真正的二元性,才能对失真展开有效的本真性还原。

永远的他者——评欧阳昱的跨国书写与双边接受

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进入"跨国转向"以后,人们的注意力随之转移到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作家身上。欧阳昱是中澳文学交流中不容忽视的双语作家,"跨国书写"是他创作最典型的特征。无论是澳洲还是中国,在欧阳昱这面镜子中看到的都是"他者"。文章以欧阳昱的双语诗歌和英文创作为例,从文化身份、文本策略、文体风格三个方面梳理欧阳昱创作中的跨国书写特征,并分析其作品在中澳双边接受中的"他者化"遭遇的原因。

欧阳昱诗歌中的文化安全——以《双性人》与《倾听一个伦敦大巴上的家伙》为例

欧阳昱,澳大利亚华人作家,坚持用中英双语写作,尤以诗歌见长,较多关注澳洲华人的文化身份问题。文化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研究,主要关注在两种文化接触过程中,一方感受到来自另一方的威胁或/和侵蚀,从而唤起对自身文化安全的担忧并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选取欧阳昱的两首诗,从文化安全的视角,探讨澳洲华人进不去(澳洲主流文化)且回不去(中华文化)的文化精神分裂症。

韩愈琴诗初探

韩愈描写音乐的诗篇不多,但是一首《听颖师弹琴》和十首《琴操》,却使他在音乐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听颖师弹琴》被称为唐诗中描写音乐最著名的三篇诗歌之一,但自欧阳修以后,对它又有许多误解,应予廓清。《琴操》十首,既是拟古之作,又是韩愈因谏迎佛骨而被贬谪的悲愤心情的表露。它们的艺术性也很强,被多种琴谱所收录,对后代琴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追求新奇与崇尚平易——论韩愈、欧阳修散文在语言和取象上的差异

韩愈和欧阳修分别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欧文在许多方面受到了韩文的影响,但二人在创作风格上却呈现出不同的风貌。韩愈重视语汇的创新,欧阳修则主张文章要平易自然;韩愈的文章取象奇异,欧阳修为文则多取象于现实生活。

“韩欧”文价值认识比较论

唐代韩愈、宋代欧阳修是中国古代散文代表唐宋八大家中的领袖人物,"韩欧"是唐宋散文、正统散文、文以明道、古代成熟散文的标志。历史上对"韩欧"文价值的比较认识存在差异,有韩高欧低、欧高韩低、"韩欧"各具特色、"韩欧"否定论等各类看法,本文就此进行归纳探讨。

理论、现实与修史实践——欧阳修的排佛理论及在《新五代史》撰写中的应用

唐宋之际,儒道佛三教渐趋融合,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容佛道思想的理学。在这一漫长的融合过程中,作为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的主将之一,欧阳修在继承韩愈古文运动成就的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韩愈排佛的思想。他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反对佛教,也在最能代表其政治、史学思想的《新五代史》中,再次表明了其捍卫儒家道统的排佛立场。

试论欧阳修苏轼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

韩愈是中唐儒学思想的坚决捍卫者和振兴者,他对儒学思想的贡献具体体现在攘斥佛老、建立道统、领导古文运动与重视"师道"四个方面,宋人对韩愈的思想颇为重视,宋代儒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进行接受自不待言,欧阳修、苏轼作为文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也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接受,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他们在接受中又有创新,这种发展创新是北宋古文运动之所以能在他们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佛门演绎的故事——韩愈、欧阳修与佛教

退之之于大颠,永叔之于居讷,这些千百年来传诵不衰的公案,其真实面目如何,后人已难以辨清。正史所载不外是二子的卫道故事和言辞,而关于二人与僧徒之交往,只能从其诗文中进行推测。晚年归释说,主要出自佛门典籍,出于利益考虑,佛门之记载必定多有美化自己的用意,当不足取信。但结合作品和史书记载,发现佛门编造的故事竟也入情入理,可见佛教为了发展和生存,确实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