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产权刑法保护模式的构建

数据产权是一种具有财产权属性的新型权利,该权利与虚拟财产权和知识产权具有明显差异。数据产权属于刑法保护的公法益范畴,其应归属于市场经济秩序法益之中。现行刑法有关财产犯罪、知识产权犯罪和数据犯罪的规定均无法实现对数据产权的全面保护。刑法对数据产权的保护应以促进数据流通为主要目标,且应当覆盖数据处理的各流程阶段。对侵犯数据产权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时,应对“未经同意”获取数据行为审慎入罪。应增设妨害数据流通管理秩序罪,对“情节严重的”妨害数据流通管理秩序行为予以刑法规制。

隐形之罚:犯罪附随后果的法治化重构

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发展至今,依据之广、数量之多、波及人员之众,早已超出预期。目前,该制度面临的正当性质疑主要包括:种类繁多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对象泛化违反罪责自负原则、条件随意违反特殊预防目的、后果严苛违反罪刑均衡原则、自动开启违反正当程序原则。对此,建议坚持保安处分的定位进行法治化重构,即按照罪刑法定原则重构规范根据,按照罪责自负原则剔除间接后果,按照比例原则取消轻罪附随后果,按照预防再犯目的建立前后实质关联,按照再社会化要求创新复归社会通道,按照司法终局原则畅通权利救济程序。

人工智能时代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风险防范路径

人工智能依托发达的神经网络可进行深度学习,有望推动金融领域变革。人工智能时代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本质为滥用优势,非法控制市场。人工智能时代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犯罪风险加剧,须明确“滥用”的判断余地、适时引入市场准入机制,重建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行为类型体系,考虑增加“滥用技术优势型”操纵市场行为,以期防范犯罪风险,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维护证券、期货市场正常的运行机制。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的刑法教义学认定

保护农用地使用的合法权益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关键入罪要素——“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的准确认定却还存在诸多争议,主要表现在土地性质的认定存在双重标准、“改变行为”的界定不清以及“非法占用”与“改变用途”之间的关系厘定不明。积极刑法观的提出对该罪的认定具有积极地指导作用。在积极刑法观理念下,应坚持生态法益原则,厘清“改变行为”的界限,明确“非法占用”与“改变用途”的关系,并坚持以规划地类为标准确定土地性质,准确认定本罪之“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以有效地预防农用地犯罪,为实现“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产业化犯罪中侦查阵地网络化控制体系的构建

犯罪规模化、链条化、组织化的升级,使上下游犯罪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进而导致产业化犯罪。曾在应对传统接触型犯罪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侦查阵地控制工作,面临着阵地网眼疏漏、控制能力不足等问题,甚至陷入阵地脱节与丢失的被动局面。为应对挑战,需充分研判当前以阵地控制治理产业化犯罪的优势与困境,通过明确阵地控制原则、健全阵地控制机制、优化阵地控制流程,构建新时代网络化阵地控制体系,实现对产业化犯罪的全方位预警与全链条打击。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具体危险犯构造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犯罪类型应被界定为具体危险犯,而非抽象危险犯或准抽象危险犯。妨害安全驾驶罪包含干扰驾驶和擅离职守两种构成要件类型。在行为不法上,干扰驾驶型构成要件的不法内涵在于干扰行为阻碍了驾驶者对安全驾驶义务的履行,有必要结合“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要素展开实质理解;而在擅离职守型构成要件中,须借助“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要素对“擅离职守”作出限缩解释。在结果不法上,“危及公共安全”并非“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同义反复,其指涉一种较低程度的公共危险。多因一果案件的结果归属须重点考察干扰行为对驾驶者履行安全驾驶义务的影响程度。从行为不法和结果不法两个方面,可以将妨害安全驾驶罪理解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预备阶段,以实现对司法实践中各类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充分评价。

扩大犯罪圈的立法逻辑与价值导向

在积极刑法观主导下,采取新增罪名和改变犯罪构成要素方式扩大犯罪圈,是近年刑法修改的主要态势。设置抽象危险犯、改结果犯为情节犯或具体危险犯,以及帮助行为正犯化,都因降低犯罪门槛而使得刑法触角深及传统行政领域。除将背信行为犯罪化外,刑法扩张目前尚未逾越公法制裁中的人身罚边界。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立法者在网络空间和新经济领域布设行为禁区,既有犯罪化性质又同时彰显刑法作为最后的保障法的作用。这符合法律稳定性和适应性的辩证统一规律,而且顺其修法,整合公法制裁和提升其司法化程度似成气候。但犯罪化毕竟不具有天生正当性,为确保刑法定位于“保护人民”,法益尤其是具体法益仍是划定犯罪圈的中轴,防止犯罪圈因为安全需求而无节制扩张,具体法益原则是确保犯罪圈扩大和人权刑法平衡的保险阀。

科技定位技术滥用行为的刑法规制

科技定位技术滥用行为的刑法规制牵涉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层次性、交叉性等特点。科技发展及数据红利导致对个人位置信息合法获取却滥用的行为难以通过技术规制,因此法律需要发挥效用。而对数据时代隐私权概念理解的滞后性导致学界在创设个人信息权之新权利的同时只能进行原则性保护。这就要求刑法走出对个人信息隐私权“限制转移”的规制逻辑,按照权利类型公平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在各阶段的隐私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是个人隐私权,个人位置信息可描摹个人生活样貌,一旦滥用对隐私权侵害极大,从刑法法益评价及平衡刑法稳定性与实用性考虑,都应当对滥用个人位置信息行为予以刑法规制,而具体规制方式应以刑法谦抑性原则为指导。

论积极刑法观下高空抛物罪的扩张与限制

积极刑法观主张刑法应对社会潜在危险作出提前预防,高空抛物罪就是积极刑法观指导下的立法,天然具有潜在的扩张风险,一旦扩张将会引发泛刑化问题,无形中还会虚化民法的力量,激化社会矛盾,造成非良性循环。为应对高空抛物罪潜在扩张风险,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向探索限制高空抛物罪扩张新路径:一是程序法方向的“高空抛物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二是实体法方向的“民刑行分层共治模式”。

论积极刑法观在环境犯罪治理中的应用——以污染环境罪为视角

以污染环境罪为视角,探讨了在风险社会中积极刑法观对环境犯罪治理的积极影响。通过梳理环境犯罪保护法益的不同理论,指出环境犯罪治理应坚持积极刑法观,并在社会现实和犯罪预防的基础上推进环境法和刑法的有效衔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新形势下盗掘古墓葬犯罪的阵地控制问题检视与对策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盗掘古墓葬犯罪逐渐呈现出专业化、智能化、暴力化等特点,严重威胁我国文物安全。阵地控制一直是公安机关侦破盗掘古墓葬犯罪案件的重要手段,但面对复杂多变的犯罪新形势,这一手段的运用暴露出诸多问题。一是部分侦查主体的认识不到位,二是阵地控制能力不足,三是控制方法滞后,四是控制主体之间的协作不力。对此,侦查机关应更新阵地控制理念、拓宽阵地控制范围、创新阵地控制方法,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强化阵地控制在打击、防控盗掘古墓葬犯罪中的重要作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情节严重”的体系性解释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和具体内涵都较为含糊,为保障司法适用的准确性,须从刑法教义学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情节严重”应当定位于犯罪论体系中实质违法性的积极条件。由于特有的依附属性和独立属性,该罪具有上游信息网络犯罪所侵害的内层法益和帮助行为本身所侵害的外层法益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因此,该罪“情节严重”应以内外双层法益为依托进行限缩解释:“情节严重”中的“情节”应仅限于客观方面的表明法益侵害程度的要素;帮助行为应当对其上游网络犯罪行为的实害法益产生危险性影响;对于实质违法性积极条件缺位的帮助行为,应发挥行刑衔接效能,不可动用刑罚处罚。

期待可能性论对预防刑罚观之实践问题的消解

期待可能性论与预防主义刑罚观是两个不同范畴、不同功能的刑法理论,二者出现了结合的态势。积极预防刑罚观导致刑法过度化问题,“立法要扩张,司法要谦抑”,需要运用责任论加以限制。责任理论也朝着机能化方向发展。期待可能性是现代责任论的核心。机能责任论作为一种升级版的规范责任论,在其理论框架中,期待可能性概念的地位虽然受到了一定限制,但并没有被完全否定,而是作为决定行为人对法律态度的一个根据被提出来。期待可能性依然具有刑法合理评价的价值,积极的一般预防主义本身也不排斥期待可能性,相反,应借助期待可能性论纠正一般预防观在实践中扩大打击面的弊端。我国立法规定为运用期待可能性论宽恕犯罪人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但现行教科书将期待不可能性作为无罪过事件并不科学。只有在刑事责任范畴中确定期待可能性论,才可以有效维持期待可能性论的两种评价功能。对网信犯罪的处理,可以进一步验证该理论的合理性。

论《香港国安法》罪刑条款与香港地区刑事法律制度之融贯

《香港国安法》在性质上属于宪法相关法,而其中部分章节内容具有刑事法特点。作为一部在特区适用的全国性法律中的规范构成,《香港国安法》罪刑条款需要找准其在香港地区法域的定位并与本地法衔接。本文从缺位与补位、边限与底线、休眠与激活三个方面对《香港国安法》罪刑条款规范定位作出阐释,并从罪名认定、刑罚适用、刑事司法机制运行三个关键方面展开融贯性考察,认为研究落脚点在于超法律体系层面的理念融贯,要以“维护国家安全、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和稳定”作为价值基础,真正构建起香港地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刑事法律体系。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教义学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催收非法债务罪”是对当下高利贷、套路贷盛行,诱发一系列违法犯罪,扰乱金融秩序、侵犯当事人权益的针对性回应,体现了积极的刑法立法观。但其罪状规定不够清晰,内涵外延均不明确,需要进一步予以教义学分析,寻求司法限缩路径。“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债务性质、保护法益、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均需要准确把握和限定,避免轻罪设立带来的保护范围肆意扩大、司法实践任意裁量的负面效果,在打击老赖、维护债权人权益和维护公共秩序之间找到平衡点并维持法秩序的统一性。

职务侵占案件定性难问题及对策研究

作为经济犯罪侦查部门管辖的常见案件,职务侵占犯罪案件具有作案主体复杂、手段隐蔽、作案时间连续及主体趋于年轻化等特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职务侵占案件的数量和危害程度不断上升,严重损害了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的经济利益。在案件侦办过程中,经常出现难以确定罪名的疑难复杂情况,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严峻挑战。分析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在侦办职务侵占犯罪案件实践中出现的定性难问题,探讨定性难的特点、现状及解决对策,可以为侦查人员更好地办理该类案件提供参考和帮助。

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罪行为对象的认定困境与规范解释

刑法以修正案形式对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行为的刑事可罚性予以肯定,形成了民行刑三维规范交错规制的部门法周延保障局面,对风险社会中生物安全隐患予以规范化预防与应对。但学界就本罪行为对象的认定仍存争议,不仅关涉规范适用的正当性命题,影响生物安全刑事法网保护范畴的划定,且对法秩序统一性框架下的刑行衔接提出新挑战。作为典型法定犯,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罪的行为对象应与前置法意蕴保持规范协调性。将人类遗传资源信息作为本罪行为对象,系风险社会中预防性刑法的不当扩张,悖于形式违法阶段类型化走私行为的应然内涵与外延设定。对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行为的刑事治理,基于对生物安全法益的前瞻性保障,在法益保护早期化视域下,刑法更应恪守谦抑性,把握走私罪的犯罪属性,界分规范保护目的与保护法益,对人类遗传资源予以分级、分类规制,厘清刑事处罚的程度与边界,以刑事治理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我国轻罪扩张的规范反思与法律应对

我国正在进入刑事立法活跃化的时代,轻罪在立法和司法领域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进一步印证了轻罪扩张的趋势,轻罪时代的来临已然成为现实。然而在轻罪扩张的背景下,我国独特的刑事立法模式、缺乏出罪机制的司法机制以及严厉的犯罪附随后果影响了轻罪治理效果的有效发挥,使轻罪立法推进法网严密化、刑罚轻缓化的愿景落空,而且导致刑法规范结构走向“又严又厉”。但因此而排斥轻罪立法的呼吁也是不妥当的,轻罪的发展契合了刑法在现代社会的安全保障需求,也是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体现。应当正视轻罪所代表的刑法功能的转向和轻罪扩张的客观现实,当前轻罪体系中存在的不足应当由立法、司法、政策等多个层面协同发力,通过各领域的系统完善促进轻罪治理体系的优化,以推动我国罪刑体系向“严而不厉”的现代刑法结构转型。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行为之刑事规制的困境及路径优化

我国现行法律明文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因其妨害了我国的人口生育及其管理秩序,影响胎儿父母选择进而危及胎儿生命权,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胎儿性别失衡、引发社会乱象的产生;分析医疗领域相关的行政手段乏力和刑事规制实属空白的现状,借鉴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等的立法经验,我国刑法可增设“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同时明晰管辖权问题、在程序上配以适当的侦查手段。

袭警罪的教义学阐释与司法适用--以保护法益为切入点

积极刑法观已成为当下主流,《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将暴力袭警行为入刑设立袭警罪,正是这种积极刑法观的立法实践。为了更好地适用本罪,必须限制袭警罪的规制范围,防止刑法的过度干预导致犯罪圈的扩大。因此,应遵循法益保护主义原则,明确本罪的保护法益,并在此基础上对“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人民警察”等构成要件进行正确解读,充分发挥法益在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中的作用;应恪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其他部门法足以规制暴力袭警违法行为的情形下,不动用刑法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