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风格舞剧的高峰品相

中国民族风格舞剧,是指这类舞剧叙事的语言风格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包括民族舞蹈语言的古典风格、族群风格和地域风格。讨论这类舞剧的高峰品相,一个重要的前提是面对那些经过人民认可、历史选择并体现国家意志的“经典性”作品。本文分析的“经典性”作品大约分布在四个时期:一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的“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的评展;二是20世纪90年代开启并实施的每年一届的舞台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的评选;三是21世纪头十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选拔及逐步与“中国艺术节”同步的“文化大奖”的评选;四是近十年(2013—2022)来四届(第十届至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对“文华大奖”作品的确认。

《清实录》对上谕档的改纂——兼论史书与史料的关系

清代重要的史学典籍《清实录》,并非纯粹的史料,而是对上谕档等原始档案进行筛选、裁剪和编纂后形成的具有史料性的史书。《清实录》在改纂上谕档等档案史料时并非兼收并蓄,而是有取有舍;它在立意与点题、简化与删削、增加与完善、合并与熔铸、辨析与订误等主观思考和编纂活动中所采用的特有手法和编纂体例,蕴含着史官的心思和目的,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符合史书的性质范畴。因此,《清实录》与档案的关系应是史书与史料的关系,《清实录》是具有史料性和档案性的历史著作。

明清时期天津截留漕粮之原因

明清时期,漕粮主要是为了满足京师皇室百官和边防军士粮饷所需。因此,漕粮理应全部被运入北京、通州以及边防重镇粮仓。但实际上,明清时期,相当一部分漕粮被截留在天津。原因有3:一是某些漕船北来迟至,为了使其能按时南返,不误下年新运,从而将漕粮截留天津;二是天津以北运河因水浅涩或者涨溢导致漕船不能顺利通行,从而不得不将漕粮截留天津;三是为了赈济北直隶灾区或者筹措军饷,官府下令将漕粮截留天津。

论“诗缘情”说的现代误读

现代阐释者认为,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说以抒情为诗歌本质,摆脱了儒家诗教的传统,使诗歌抒情不受儒家礼义束缚,诗歌的功用也不再以儒家风化为本。但由《文赋》“诗缘情”本义及陆机以儒为本的思想可知,“诗缘情”之现代阐释与陆机原义存在偏差。现代阐释之“诗缘情”说的理论观念不属于陆机时代,而至齐梁时始真正出现。因此,现代阐释实是对原典本义的误读。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进士人名刊误——以明代湖北籍进士为例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是研究者经常使用的一部工具书,其中存在诸多错误。就其中所记明代湖北进士而言,便存在人名讹误、一人误为两人、漏载等错误。致误原因一是编制《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的原始文献有误,《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编者缺乏必要的考证,沿袭了其中的错误;二是原始文献无误,编者疏于考校,在编制《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补录进士时增加了新的错误。考订文献,纠正文献资料中的错误,本身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工作,同时也能让相关的学术研究扎根于科学的文献资料基础之上。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校误

本文利用 2 0科明代《进士登科录》和其他文献资料考证出朱保炯、谢沛霖两先生编篡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在进士人数、姓名用字以及某些注释等三个方面所存在的错误。

论《青史》的综合体体例及其特点

《青史》是藏族史学上极为重要的一部历史文献,是作者廓诺.迅鲁伯穷尽毕生心血的结晶之作。作者立足于前人,并超越前人和时人,以高度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史家笔力,博采众长,融多种史著体例于一炉,创造了在藏族史学中前所未有的综合体史书体例,无论在体例运用、内容编排,还是在资料选取、结构安排等方面,都独具特色,对后世藏族史学的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李振钧诗歌的独特性

李振钧是清代嘉道时期的文学家。他专力为诗,在诗歌领域取得了较高造诣。他的诗题材多样,众体兼工;沉郁悲凉,富于哲理;艺术精湛,善于创新。其诗既无乾嘉以来以学问为诗的掉书袋之弊,又无性灵派的浅俗之弊,有着很强的感染力,是典型的诗人之诗。

明清小说之滥觞——四部名著作者麇集兴化述评

江苏兴化战国时为楚将昭阳采邑,受苏州、扬州文化影响,于明清时发展为东南名城。兴化四面环水,钟灵毓秀,经济富裕,人才荟萃,为明清小说之滥觞、四部名著作者麇集之地。据考证,《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梼杌闲评》作者分别为兴化人施耐庵、陆西星、李春芳、李清。明清小说四大名著作者麇集兴化与天时、地利、人和不无关系。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校补——以明代江西进士为例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是一部常用工具书,问世以来一直得到学界的好评,但书中存在不少错误之处。现从人名、籍贯、甲次、补缺和漏载等方面,对该书所载部分明代江西进士进行考证,并对其错误的源头进行梳理。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校误八则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是一部载录明清进士的索引工具书,收录完备,检索方便,但亦有错误之处。文章以现存的明代《登科录》及其它文献为依据,指出并校正了其中的八处舛误。

基于数据挖掘探讨《石室秘录》组方用药规律

采用描述性分析、关联规则分析、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等数据挖掘技术探讨清代名医陈士铎《石室秘录》的组方用药规律。分析结果显示,《石室秘录》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药物有40味,其中用药频次最高的为人参(达到293次),其他使用频率居前的药物有:甘草、白术、茯苓、当归。用药主要涉及18个药物类别,其中前5类用药分别为补虚药、清热药、利水渗湿药、解表药与化痰止咳平喘药。关联规则、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共得到32条关联规则、13个公因子、9个聚类方。结果提示《石室秘录》组方以"小、大、复、奇、偶"为特色,用药治法以温补扶正为主,灵活运用补气法;祛邪以清热化痰理气、调血利水、柔肝解郁与宁心安神等治法为主。

清代武状元徐开业勋名考辨

徐开业是清朝嘉庆二十四年殿试一甲一名武进士,即武状元。他因传胪迟误,事后被嘉庆帝“革去一甲一名并头等侍卫”,但“仍留武进士”。从制度层面考量,他大魁天下、名列第一,是这一科真正的武状元。清廷和民间也一直把他作为状元看待,清代地方志均明文记载他是殿试一甲一名武进士或武状元。根据小《金榜》《清实录》等历史文献,徐开业状元及第,证据确凿,他无辜遭厄,虽革仍留(很快起复并委以要职),在中国一千多年科举史上,也属罕见,近年引发争议,更值得重视和辨析。

从陆士谔小说中探寻陆士谔的小说创作

青浦陆士谔是清末民初上海滩最多产的小说家,撰小说百余种行于世,然今人所知见不过半数。其小说颇为独特:每将自身写进小说,并在自己的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表现自我、宣传自我、为自己的作品做广告。从所见的陆士谔小说中,可探寻出部分未见著录或署名他人的陆士谔的小说作品。

略论中国古代的实录传统与实录体史书

实录在中国古代原指据实直录和由此形成的文字记载,与信史之义相近。此义的形成与中国古代长期流行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不畏强权,善恶并书,以资鉴戒”的实录传统有密切关系。此种实录传统大致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成熟于秦汉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而达到顶峰,其流风遗韵直至明清时期仍为时人所重视。古人在此传统的影响下,以良史之才自任,以撰写信史为创作目标,以实录为评论标准,进而以实录为其书名,最终产生了以编年附传的形式记载帝王在位时期的一切朝政大事的实录体史书。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此类实录体史书难免存在局限和不足,但史料价值不容忽视。

《清实录》所见“档案”一词分析

“档案”一词应用于清代以至于今,已经深入人心。在清代,不但在各种政书、史书中多有出现,在《清实录》中亦大量使用。据统计,《清实录》中共出现“档案”一词267处。使用计量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档案”一词的内涵、产生及使用,发现该词的使用频率呈现倒“V”字形,使用高峰出现在乾隆时期;档案管理类的词语出现频率比较高且有聚类现象产生,种属类词语产生量大且重复率低。通过探究“档案”在《清实录》中的使用特点与发展,为清代档案史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清实录》史料来源探微

档案材料是清历朝实录纂修的主要依据。实录馆借助政府权力,在史料征集方面享有诸多便利,平时不对外开放的内阁大库、皇史宬及中央与地方各级官署的文书档案资料,实录馆官员都有权调阅。大量一手档案资料的采用,极大地提高了《清实录》的史料价值。

论方甦生的学术贡献

方甦生是故宫文献馆中不可多得的综合型人材,是我国档案史料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也是当时清史研究领域的中坚。然英年早逝,至今似被学界所忘却。他著述丰富,治学严谨,视野开阔,既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也善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创造新研究方法。他以档案治史,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敢于质疑学术权威的学术勇气,在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和清实录研究中有突出的贡献。

明清实录对皇帝形象塑造之比较

中国最后的两部实录《明实录》和《清实录》,对各自朝代的皇帝形象通过神化、美化、圣化、德化和仁化的手法进行了正面塑造,把他们粉饰为天命所归的神仙,长相奇伟、举止不凡的美男,天赋异禀、勤勉向学的圣人,德性崇高、孝友兼备的模范,勤政治国、爱民如子的仁君。然而,在《明实录》中,由于统治链条的断裂造成的"今上"对前帝的嫌怨,以及史臣对君主的不满,也使其部分实录在描写皇帝形象时进行了负面塑造,产生了杂音。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所修的《清实录》也用掌握的手法,塑造其皇帝高大英武的正面形象。与《明实录》不同,《清实录》由于清廷急于在汉人面前树立正面光辉的形象,因此一直保持讴歌的同调;它还在神化皇帝个人形象时,连带将其民族起源一并作了神化;同时对皇帝个人武功和勇力大力宣扬,不避讳皇帝为庶出的出身,并着力描写先帝对储君的默识暗赏。明清两朝实录所产生的上述差别,实原于农耕民族与游猎民族各自特性的差异,而两朝实录对皇帝形象塑造的一致性,则又反映出明清两朝皆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及清朝在史学上不断加强的汉化倾向。

《清实录》保护与利用规制研究

清政府高度重视《清实录》的日常管理与保护。本文利用原始文献资料,对清政府在保护《清实录》上采取的防火、防虫、防尘、防盗、防潮及补缮、修复等大量有效措施,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探讨,这些措施至今仍具借鉴意义。同时,本文还对《清实录》的利用规制进行了探索,认为其进呈与提调方面的严格规制亦有利于《清实录》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