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赋二十五篇”到刘向《楚辞》成书的“聚合之势”考论——兼说今本《楚辞》篇次的来源之二

从屈原《离骚》化用自己《抽思》《涉江》《天问》《远游》《思美人》《惜往日》诸篇,以及宋玉、贾谊、司马迁、东方朔或化用或论及屈作分别达今存七卷中之五卷、六卷、四卷、五卷等情况看,一个共25篇的“屈原集”很可能早已存在,甚至就是屈原自己所编。再从司马迁《屈原列传》、东方朔《七谏》看,今存《楚辞》中宋玉等人的拟屈之作也已围绕着屈原及其作品形成了一个“关系网”。因此,刘向编《楚辞》应是基于这样一个“屈原集”加“关系网”,合并、落实、调适而成的。就其“调适”而言,他主要受了司马迁影响,一是依循“时间”标准排列篇次,二是依据“悲其志”主旨进行再选拔;此外,他还引入了“代屈原设言”的写作标准。

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屈原形象的历史建构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历来被视为研究屈原最重要的材料。该文立足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屈原形象,在西汉时期“发现屈原”和“建构屈原”的历史语境中追溯屈原现象被形塑的历史。落足文本,从楚文“以奇为美”和想象诗学角度观照探究屈原形象在司马迁笔下具体建构的文学实践,分析其对楚文化自觉的接受。进而发掘《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屈原形象建构的历史因由,即司马迁将士人对其形象的“文化记忆”从“个人记忆”推向“集体记忆”。着重对源于汉武帝时期士人自下而上的“文化认同”和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政治实践的历史动因展开阐析。

《庄屈合诂》与钱澄之的遗民体认

钱澄之在诂《庄》《屈》的同时,也通过遗民视角对庄、屈二人的形象进行重塑,进而表达个人的节中型处世原则。在钱澄之的解读下,庄子和屈原分别象征了明清之交弃世型和求进型两类遗民——于前者而言,钱氏赞同其明哲保身而否定其一味避世;于后者而言,则认同其执着进取而反对其无益于事的殉国之举。钱氏的判断标准则是其在身存即国存的思想观念及坎坷复杂的人生经历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所形成的节中型遗民体认。由此,钱澄之所提出的会通庄屈的主张,并非仅就学术意义而言,其更重要的用意在于借庄、屈二人的人生抉择为处于明清夹缝中的遗民提供一种新的出路。

阿Q的“解放”与启蒙的“颠倒”——重读《阿Q正传》

以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的分析为出发点,重读《阿Q正传》。可以看到:小说关于"阿Q姓什么"的讨论,构成了"作者"为阿Q"做正传"的起点;关于"阿Q想姓赵,赵老太爷却不让他姓赵"的叙述,构成了阿Q整个生命故事的起点;然而更重要的是,倘若把《阿Q正传》视为鲁迅对"辛亥革命"最深刻的反思,那么他就通过对"阿Q姓什么"的讨论和对"赵老太爷不准阿Q姓赵"的叙述,将"乡里空间"的崩溃作为反思"辛亥革命"的起点。这样来解读《阿Q正传》,并非要证明鲁迅先知先觉般地反驳了从"乡里空间"到"各省之力"的"辛亥革命新论",而是要揭示出他深刻地预见了"乡里空间"崩溃所带来的悲剧性与革命性并重的后果,也就是从原来似乎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的宗法制社会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放逐出、驱赶出一批又一批"阿Q"式的人物,他们就像一群又一群游荡在荒野上的孤魂野鬼,从而使得阿Q的"解放"构成了重新理解"启蒙"的关键。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者祛疑

汪春泓先生在《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献疑》一文中提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作者是刘向,这一观点不能成立。汪文在论证过程中对很多文献资料的分析有误,从司马迁等人的"君臣观"、宣帝时代崇"文"贬"武"的思潮背景等内外因素进行的论证,也不足以证实刘向是《屈贾列传》的作者。

汉语时间表达中的“前后式”与“来去式”

汉语中,不管是借用方位词"前、后"表示时间("前后式")还是借用动词"来、去(往)"表示时间("来去式"),实际上都有两种不同的隐喻方式,因此在语言表达中呈现出一些复杂的现象。但无论"前后式"还是"来去式",只有一种隐喻方式是基本的,另一种方式只起辅助或补充作用,是一种有标记的方式,人们在理解中能够加以分辨。

屈原形象的塑造与古典时代的浪漫主义传统——《史记》阅读札记之二

西汉前期,崇尚"楚声"的文化潮流具有明显的政治内涵,因此屈原并没有受到关注。从贾谊开始,西汉士人引入不同的思想资源重新塑造屈原形象,直到董仲舒开拓出"士不遇"的文化母题。在这个过程中,屈原只是西汉前期士人群体的政治遭遇的镜像。而司马迁从恢复屈原传记的真实性开始,同时展开与屈原的精神对话,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化的浪漫主义精神传统的建构。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对明清论诗影响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金元二朝无闻于士林,入明始受瞿佑注意,方孝孺、徐祯卿、都穆、许学夷等相继关注并有论评,可惜三言两语,点到即止,欠缺全面及深入,对诗坛并未构成影响力,更谈不上推动论诗风气。清初,钱谦益及王士祯,亡国情怀与遗山合,前者仿遗山《中州集》撰《列朝诗集》,后者位高权重,仿遗山作论诗绝句,影响所及,士子跟风。连科场考试题目也曾一度涉及遗山,故此遗山诗文大受士林重视,影响深远。清代论诗之风,澎湃汹涌,终至泛滥。士人作论诗绝句,动辙数十首或过百首,有些诗题盲目加上'仿遗山体'或'遗山体',但内容却全与遗山无涉,甚而扩展至论画、论词、论印、论曲、论泉、论钞、论藏书等。清代学者研究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著者有查慎行、翁方纲、施国祁、宗廷辅。不过,成果颇多争议,尤以翁方纲为甚。其可取者,以施国祁及宗廷辅为优。

论朱光潜对尼采的接受

朱光潜接受尼采的状态是较为复杂的,其中包括真诚的接受、无意的误读和自觉的转化,本文从悲剧论、诗论、美学观、人生观等几个层面较系统地探索他对于尼采的接受,辨析他与尼采的真正差别,并追溯其理论根源和文化根源,纠正学界对朱光潜的某种误读。

论司马迁对屈骚传统的接受

司马迁写作《史记》时,明显接受了屈原及其作品的传统。他不仅接受了屈原浓郁的抒情色彩,而且接受了屈原的文艺思想和其独具魅力的人格。

司马迁屈骚批评析义

司马迁与屈原均以宏文名垂千古,但屈原之"志"为"存君兴国",即通过君王来实现其"美政"理想,把楚国的事情办好;司马迁之"志"是撰著《史记》,以期名垂后世。屈原"无我",司马迁"为我";屈原无心插柳柳成荫,司马迁则是有意栽花花盛开。

论西汉士人对屈原自沉意义的思考

屈原的自沉对西汉士人心理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文章以纵向为经,动态地描述屈原自杀对汉代士人文化心理塑造和嬗变过程;以横向为纬,结构性地描述特定时期特定的思想文化资源。为集中主题,我们选取贾谊、司马迁、扬雄这三位分别代表西汉初、中、后期的文化巨人为参照,多方位地表现西汉士人对屈原自沉意义的文化思考。

王运熙先生对钟嵘《诗品》研究的贡献

王运熙先生的钟嵘《诗品》研究,对于《诗品》中某些难解而历来多有争议之处,如某诗人源出于某之义例、陶潜源出于应璩等问题,以"释古"的态度,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对于钟嵘所持的思想艺术标准,坚持实事求是,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研读王先生的论述,不仅能获得关于研究对象的正确认识,而且在研究态度与方法上,也能得到可贵的启示。

赵执信与顾小谢——兼考赵执信诗文中涉及的顾氏子侄

顾小谢是赵执信较为重要的友人。他作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的《唐诗消夏录序》,是较早批评王士禛"神韵说"的文章,对后来赵执信著《谈龙录》批驳王士禛起到了很大的启迪作用。但由于顾氏在当时文名不显,其著述除《唐诗消夏录》外未见流传,故前人注解赵执信诗文中涉及的顾小谢及其子侄等,多语焉不详。今钩稽相关文献,对赵执信诗文中涉及的顾氏及其子侄另作注解,以期于赵执信研究有所助益。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狷行人生路——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人格美学取向

"狷"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徘徊于儒家与道家之间的文化概念,从内涵上说它主要是一个人格美学范畴。在个人气质上,清高孤傲,不屑不洁之人浑浊之事,耻贱污而不行;在表现形态上,漠视虚伪的道德规范,特立独行,甚至有所偏执。屈原的"狷狭"、阮籍的"狷狂"、陶潜的"狷隐"、姜夔的"狷介",是中国古代文人狷性人格倾向的典型代表。"狷"的实质,从根本上而言,是儒家精神的一种特殊变相。

论钱澄之《屈诂》中的儒道互补思想

钱澄之的《屈诂》中有着儒道互补的复杂思想。一方面,《屈诂》中充溢着浓厚的致君尧舜、中兴南明的儒家精神。这种儒家精神首先表现在对屈原“美政理想”的推崇,钱澄之以此寓托曾经中兴南明政治理想的自我期待;儒家精神同时也表现在对屈原“家国情怀”的宣扬,其中包含着其浓厚强烈的“疆土意识”、拳拳殷切的“治国意识”和低徊流转的“忧国意识”。另一方面,《屈诂》中的道家思想,则表现在其中“以藏为用”的思想和因循“时”势的观念。钱澄之《屈诂》中这种儒道互补的思想是晚年时期的钱澄之,其儒道思想互相排斥、又互相调补的复杂文人心理结构在文学创作中的外在表现;是其作为清初重要遗民之难以言说而又处于不断变动过程中的遗老情志与心态的婉曲抒发与表达。

帝国秩序与文学关系——前《楚辞》时代屈原赋的传播、诠释与接受

长期以来,屈原赋成为聚讼之的,关于作者、作品真伪争论不休。回到历史场域,坐实早期屈赋接受史,有利于避免在原始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各说各话,臆测推论。该文从学术史角度,界定概念,正本清源,从最初楚文化的政治影响以及刘安、司马迁对屈赋人、文不同侧重关注与诠释内容,讨论屈赋传播所反映的帝国秩序与文学关系。依据史料,我们可以肯定刘安为《离骚》作传,但通过文本细读与社会学分析,可以发现他的《离骚序》是“以意逆志”,为我所用,完全是道家的内涵。司马迁以文传人,做到了“知人论世”。但与其说他是在写史,不如说他在诠释屈赋。诠释过程中挖掘屈原非儒非道的“怨愤”态度,是对人生的质疑,也是司马迁独立思考与个性体现。虽然他们的诠释存在不足,但与大汉帝国秩序密切相关,他们开启了后世屈赋(包括《楚辞》)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论钱澄之《楚辞屈诂》中的“遗民视角”

钱澄之的《楚辞屈诂》"遗民视角"下的"屈子情结",既表现在对屈原刚直立身、至情至性的忠正爱国之心的尊崇与显扬,又表现在对竭忠尽智、至死不渝的屈原精神的弘扬。而《楚辞屈诂》"遗民视角"下的"麦秀悲歌",则一方面体现在对于前明弊政、奸邪宦祸的怒斥愤激;另一方面则表现于对故国故土的无限眷恋、感伤和苦痛。

汉魏屈原论争背后的文化逻辑

汉魏时期,学者们出于各人不同的立场和时代观念,对屈原的评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本文即选取有代表性的学者如贾谊、司马迁、扬雄、王逸、刘勰等人的观点分为三类。透过屈原评论由极度的推崇转向贬责、再到中和的赞赏这一曲折转变,看汉魏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迁,以及在时代大观念下,文学理论受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