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致沈曾植信札研究补正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批王国维致沈曾植信札,计10通12张,另有他人跋文1张,附于《壬癸集》中。因罕有人知而研究不多,现将其整理誊录,补正此前研究之误,并对信札内容做进一步的探究。

以艺见道与“雅人深致”——沈曾植书画文学要义

中国社会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始于晚清民初,如何在世事板荡中保持一份“雅人深致”,乃当时“同光体”诗人沈曾植念兹在兹的文艺宗旨。他提出的通“三关”之说,所标榜的“雅致”,既是宋诗派的创作取向,又是作者个性意识、学问路径与文化修养的表现,并在以艺见道的书画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充分彰显。道乃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精神所系,作为体现作者胸襟、气韵和风度的“雅人深致”,沈增植的书画题咏蕴含着历经沧桑的深沉情感,以及遭遇劫难时士志于道的文化坚守。

沈曾植与晚清民初书法思想的嬗变与转型

清末民初时期,书法创作风尚和书学思想都出现了一种内在的嬗变与转型,其中尤以沈曾植的创作及其碑帖题跋中所寓书学观念为表征。沈曾植晚年寓居上海期间,专力于诗文创作与金石鉴藏,除承继清代金石学学术传统外,他还系统鉴藏和重估了诸多刻帖、丛帖的学术史价值。故他所倡导的碑帖互证的思想实绾和了碑学和帖学两种观念传统,代表着古代书学传统的一种逻辑完成。而其古今杂形的书体发展观念,拨正了清代金石学视野中唯北碑隶书为尊的书体认识,又蕴含着现代书学思想的历史起点。这样,从清初尚帖之雅正到清代中晚期尊碑之质朴,再到晚清民初主张碑帖融合之会通审美,清代书法思想在以沈曾植为代表的一代学人身上,完成了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统一过程。

沈曾植著作集出版前史发覆——兼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人文集的出版

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社藏《人境庐诗草笺注》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华上编”即已着手约稿、策划《沈曾植全集》,约定钱仲联先生整理沈氏诗文集及札记、题跋,并拟约唐长孺先生整理其史地著作等,但终未竣事,成功出版的仅《海日楼札丛(外二种)》,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而在当时基本成稿的《沈曾植集校注》则由中华书局在2001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自“中华上编”时代起,即十分重视清人文集的出版;“文革”之后,更是影印、整理出版了多种清人文集,为清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研究资料。

王闿运与同光体的诗学取向

在晚清诗坛,同光体继湖湘派后兴起,成为主流诗派。同光体诸巨擘面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和他倡导的汉魏六朝诗,态度各异,映射出其内部不同的诗学取向。陈衍对汉魏六朝诗不甚重视,且在审美取向和诗学目的上与王闿运有很大的分歧,于王闿运坚守六朝攻击甚力,立论过于矫激。沈曾植倡"三关说",由唐宋上溯至六朝,看重晋宋诗包孕的佛学和玄学的精深义理,与王闿运所欣赏的缘情绮靡异趣;在拟古问题上,沈曾植不完全否定"明七子",这与王闿运相近,不过沈曾植要求打通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和王闿运呆守六朝自是不同。由是,沈曾植对王闿运便略有轻诋。陈三立在创作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同光诗人,这和他融通六朝与唐宋、诗学上要求"能自树立不因循"密不可分。他早岁从王闿运游,于汉魏六朝诗曾深入涵咏,后虽历三唐而入宋,并不废对王闿运的推重。同光三老之间的上述差异,也显现了同光诗人为建立新的诗学范式而做出的不同努力。

沈曾植诗学的学术意识

中国诗学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今人用现代分化独立的纯文学理论去理解它 ,往往失其真相。中国诗学的学术文化性格 ,同光体诗家沈曾植 ,或可谓知之最深。深入分析沈氏对于诗史嬗变与学术文化的关联 ,诗境创造与玄理儒佛 ,诗风“三关”等方面的种种认识 ,将有助于了解华夏学术的内在理路 ,重建诗学的文化认知 ,并丰富 2

沈曾植的书法艺术

沈曾植文名、诗名、书名并重一世,在晚清学术界居于领袖地位。他是清季书法最后之大人 物,又是民国书法的启迪者。该文在介绍沈曾植生平与治学经历的基础上,阐述了其既重考证及相关的历史 渊源关系,亦重书法的形质与情理的书学思想,进而概括了其书法艺术的成就。

论出土古书迹对近现代章草创作表现手法的影响

章草在近现代取得了复兴,这孕育在清末碑帖融合的书法大潮之中,而敦煌文书、汉晋简牍等古书迹的出土就是促使其复兴的催化剂。沈曾植、王世镗、王蘧常等书家在章草上取得的成就无一不得益于出土古书迹的刺激。古书迹的出土不仅促使近现代书法家创作思想的转变,更拓展丰富了他们的创作表现手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简牍章草与近现代书法"篆隶笔意"的融合;二是章草结体的融会贯通;三是章草草法的拓展。

论沈曾植的学人之诗

沈曾植是晚清著名的学者,他的诗歌是典型的学人之诗,诗中不仅有深奥的学术思想,而且僻典奥语,层见叠出。可以说,他的诗歌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以学问为诗的巅峰状态,造"学人之诗"之极,此前此后都没有人引学问入诗如此之深、之繁、之僻。沈曾植的诗歌表明古典诗歌发展到近代后期,基本丧失了清新朴实的天然之风,学问化长期潜在的问题使它的生息气脉已折耗殆尽。

沈曾植与佛教

本文以晚清民国同光体浙派代表诗人沈曾植为中心,研究其学术、文学、出处与佛教之关系。佛教、儒学与中国古典诗歌一样,都面临着现代化的压力。沈曾植其实有意通过佛教来融合当时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事实上,他的思想已经落后于时代。在义理方面,他主张儒释合一,并且对佛教内部各宗派平等对待,开日后太虚法师判教之先声。在考据方面,他对于禅宗史的考订,远早于日后的胡适。在文学方面,他在诗歌中大量使用佛典,继承发展了自朱彝尊、钱载以来浙派诗人好用奇字僻典的艺术风格。

中年哀乐,絮语松声——《海日楼家书》与沈曾植的私领域书写

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1898—1902),沈曾植与夫人李逸静频繁通信,留下近八十封寄内函稿,后结集为《海日楼家书》。在此期间,沈曾植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生转折,诗学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在此背景之下,这批寄内家书也透显出丰厚的意蕴:人到中年的夫妻两人,通过信函谈论生活琐细,字里行间难觅直白的相思情愫,却琐屑而默契,放松而诙谐,以简素之语传达朴厚之情。这些私领域的文字,透显了沈曾植端凝严肃的儒者面目之外所具有的人间情怀。就诗学层面而言,这些绵绵絮语,亦如松涛之声,呈现出低回郁起、广纳众象的美感特质。

论同光体诗人袁昶

近代诗人袁昶在同光体浙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过去学界一直认为他是洋务派作家,通过对其政治活动与主张的具体考辨后指出,他应该属于维新派作家。在晚清特定政治背景下,袁昶既不能济世救国,又不能隐逸闲居,只能以一种痛苦的"朝隐"心态来消磨时日,这使得他大量的山水诗具有独特的意味。由此两方面入手,我们能够较全面地重新认识这位过去被视为保守派的诗人,同时,也能够对其诗歌创作中丰厚的内蕴、喷礴的情感与风格的博综做新的评价与体认。

沈曾植“元嘉关”诗论中的现实文化关怀

沈曾植诗学"三关说",将"元嘉关"当作最后一关与最高境界,在理论上对清末宋诗派诗学作了正本清源式的梳理,强调了诗歌中的学问底蕴。此论表面上是在谈论诗歌学术史,但字里行间却每每表现出对于现实的文化关怀。他先是讨论"元嘉关"之通法,从王羲之等人的《兰亭诗》说起,强调"元嘉关"技术层面上的"禅玄互证",接着又用己作示之,以"川上之叹"与"兰亭之慨"暗示时间流逝的紧迫感,最后露出本意,欲"因诗见道",而荡开一笔的所谓"廊庙徽言"与"师贞深语"云云,正好佐证了他此论中对于现实文化关怀的良苦用心。其中所使用的材料,无论是诗歌史,还是己作及引用典故,在在显示此意,然其表述幽微,需抉之而出。

陈衍“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论

所谓"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即"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是同光体代表诗人、近代著名诗论家陈衍的重要诗学观点,也被认为是同光体在诗学理论方面的标志性创见。但是,过去学者对此解读多有分歧。通过对"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内涵进行深入细微的分析,可以明晰陈衍提出此诗学观点的真实意图。同时,同光体作为近代重要的诗歌流派,在学宋的大纛之下,其重要诗人诗学的具体路径,也各有差异,反映在"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上,其不相合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沈曾植北京书法交游考及其帖学观的形成

沈曾植是清末民初的著名书法家,在碑学、帖学方面都下力很深。尤为可贵的是,他在碑学气氛高涨的清末提出了一些维护帖派书法的精妙之论,对后来帖派书法的复兴提供了理论上的铺垫。而这些理论的形成又与其在北京的交游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论沈曾植的书学思想

进入二十世纪,碑学成为书坛的主流,传统帖学开始走向边缘化,很少受到书家的关注。然而沈曾植却另辟蹊径,创出一种碑帖结合的书法风格。他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关于碑帖结合的书学理论。本文主要阐述了沈曾植的碑帖兼重、南北汇通、笔法、墨法等书学思想。

沈曾植的碑派书风及其书法批评的再认识——以《沈曾植寐叟题跋》书法为例

沈曾植作为清末民初碑派书法的中坚,在碑体融合的书法创作道路上的贡献是很明显的。传统的沈曾植书学研究,对于沈氏题跋墨迹很少集中梳理、比对分析。通过新出版沈曾植的《寐叟题跋》墨迹的分析,结合其现存的作品,对其碑派书风的风格类型及渊源、书学思想形成原因进行再分析,进一步涉及沈氏书法批评方面,以求获得对沈曾植更为全面、客观的认知。勾勒沈曾植书风的类型、分期,寻找碑派书风在诸字体中的融通现象,理出其创作中碑帖派书风之间的关系,并从书法批评的角度重新认识沈氏碑派书法的价值与意义。

不取一法,不坏一法——沈曾植诗学的中道思想

沈曾植诗学观念中有大量的佛学思想,其中最显著的是"中道"观,体现在他的"不取一法,不坏一法"之圆通深湛的识见上。此一识见,无论是诗学渊源、诗史评说,还是诗境创造,沈氏都有精微的阐说。同时,"中道"观还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根柢,这在沈氏学思与诗学中也有充盈的表现。

取材丰赡 属文典雅——以《沈曾植年谱长编》为例论年谱学术价值

青年学者许全胜撰写的《沈曾植年谱长编》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受到著名学者卞孝萱等学界专家的充分肯定,卞老称其"取材丰赡,考订精审,编裁得当,属文典雅",是沈曾植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近年来年谱编撰的又一力作。本文以《沈曾植年谱长编》为例,从年谱体例、材料搜集整理、年谱撰写者的学术修养对年谱学术水准的影响等方面来探讨年谱这一学术研究形式的学术价值。

王国维与沈曾植

从王国维与沈曾植的交往经历入手,探讨了他们成为忘年深交的因素:相同的时代背景、相近 的学术思想和相互推崇的交往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