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意义上的区域音乐史研究——读施咏《江苏音乐史》

施咏《江苏音乐史》可谓区域音乐史的又一力作,它依托翔实的史料,呈现了江苏历史上的乐人乐事,对于音乐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江苏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在研究方法上史论结合,打破区域之边界、流派之界限、传承之局限,将江苏音乐置于更广的视域中加以考察和分析,对于区域音乐史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参考价值,对于深化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代后期国家在场与地方社会建构--以靖州三锹“万世永赖”碑为例

靖州三锹牛筋岭款场“万世永赖”碑所载事件,对清代后期当地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依循该碑文记载,结合地方历史文献资料及田野调查材料,透视出在清代后期国家权力进入三锹地区对地方社会管理的必要性,反映出三锹地区地方组织对生计资源配置的制度保障。与此同时,从国家在场与地方社会建构视角探讨该区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强化的历程,以及在当今社会中所发挥的价值及重要意义。

清华简中的几个双声符字

文章考释清华简中的几个双声符字。一是《成人》17号简“”字,“■”“主”皆声,简文“窃义■”应读为“窃义抇庸”;上文之“道■”当读为“道拖阊曳”。二是《乃命二》10号简“”字,“去”“于”皆声,简文“盍不善”应读为“弆盖不善”。三是《五纪》89、91号简“”字,“十”“惪”皆声,简文用作“十”;《汤在啻门》“惪以光之”当读为“十以广之”。四是《成人》26号简“”字,“”旁是一个双声符字,所从“矛”“夢”皆声,“矛”或是“柔”之省,“夢”或是“夒”之讹,简文“秀一时”应读为“抽柔一时”。

玉台体诗歌在清朝的呈现与解读——《唐诗玉台新咏》成因探析

《唐诗玉台新咏》是清代朱存孝选录唐代260位诗人的923首玉台体诗所编成的一部唐诗选集。此书是规模最大的玉台体诗歌续集,它的编成绝不是偶然。究其编成原因有:唐代玉台体诗歌创作的丰富成果为其编成此书提供了充足的选源;清代官方诗学和诗学家们对玉台体诗做出了解读和评判,促成了他编纂此书;朱存孝有延续《玉台新咏》的艳诗传统并为玉台体诗歌存史的编纂用心。可以说,正是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唐诗玉台新咏》成为考察唐代玉台体诗歌最重要的载体。

高适、李白、杜甫、李邕“济南之会”考辨

在高适、李白、杜甫三人的相关年谱中,诸家一般认为有“济南之会”,但对聚会时间、相关诗作、前后行踪等方面存在分歧,对于高适和李白是否参加“济南之会”存在不同看法。通过研究高适、李白、杜甫、李邕等四人在“济南之会”的前后行踪,分析相关作品,可以发现:李邕是在天宝四载夏由汲郡转任北海途中路过济南,高适和杜甫参加此次聚会,三人各有诗作留下,而李白没有参加“济南之会”。

试论李因笃经世致用的价值追求

论述了清初关中学者李因笃的价值观念 ,认为“经世致用”是李因笃价值观念的基本特征 ,具体表现为“天子学圣”的贵真政治观、“取人以人”的重行人才观和“理学以经学为本”的求实学术观三个方面 ,并指出这些观念至今仍然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明代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及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明中叶以来,弥漫在学术界的空疏浮泛的学风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着渐进式的变化,针对心学的清谈误国,一些学者积极倡导"经世致用",转而把研究的注意力倾注到以拯弊救亡为目的的有关时务问题和有用之学的研究上,于是出现了当代军事斗争史、外国史地、边疆史地研究、经世文编纂和"可施于用"的科学技术研究的热潮。由此开启了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人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的先河。

《诗归》对阮籍《咏怀诗》的批评及其论争之意蕴

钟惺、谭元春在《诗归》中以“厚”“真”为标准对阮籍《咏怀》诗持批评与贬低的态度,认为其既不如此前的《古诗十九首》,又不如唐代的《感遇》。这种贬低一方面源于他们独特的诗学观,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对阮籍性情、诗歌特点的认知有关。此外,还有针对七子派复古诗学——尤其是对李攀龙《古今诗删》不满的现实因素。《诗归》对阮诗的评价引起了明清诗论家激烈的反驳,这其中固然有钱谦益、陈子龙等人的影响,也有易代之际的时代因素,但批评者大多还是立足于诗学本身。他们认为钟、谭不过是“尚奇”“好尽”“浅陋”,故多重申《咏怀》有性情、多蕴藉,潘德舆则从性情之正摈斥《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而扬张九龄《感遇》,客观上又扩大了《咏怀》诗接受史之丰富蕴含。

评汤用彤在现代玄学研究中的作用

魏晋玄学与汉儒经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站在哲学本体理论的角度,汤用彤开启了现代玄学研究的新路向。本文除从正面探讨汤用彤对现代玄学研究的作用外,还分析了汤用彤玄学研究留下的问题及其原因。

李清照《词论》浅谈

李清照《词论》勾勒了词至北宋的发展简史,历评前辈与同辈词人,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重要观点,强调词与诗别,在词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词论》意在为时人作词设立标准,故不可不要求严格;“别是一家”不仅在于词要协音律,更在于词的内容特色,着眼于词专主情致,长于抒情的特色;《词论》是苏词和柳词流行于北宋词坛的必然产物。

蒙学视野中的李峤《杂咏诗》

初唐李峤的《杂咏诗》 ,是一组自成体系的咏物五律。它不仅在诗歌史上独具特色 ,是一部应时的诗体创作蒙学教材 ,在蒙学史上更是不同凡响 ,既符合蒙学传统 ,又具有新的开拓。只有从蒙学角度入手 ,才能真正看清其优长与不足 。

黄宗羲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兼论黄宗羲的学术民主思想

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科举制度,到明清两代,弊端已经充分暴露。黄宗羲对科举制度的批判集中在败坏人才与禁锢思想自由上,即“破坏天下之人才”与“限以一先生之言”。他的结论是“举业盛而圣学亡”。经世致用与学术民主是黄宗羲心目中“圣学”的核心。他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是为了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与倡导学术民主,期望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黄宗羲强调“道非一家之私”,以为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以达到较为正确的、全面的认识。他期望能出现“各持一说,以争鸣天下”的格局。

从雍陶佚诗看《十抄诗》的文献价值

韩国高丽时期编辑的《十抄诗》收录了不少中唐至五代的佚诗,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本文在参考有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晚唐成都籍诗人雍陶的佚诗入手,对《十抄诗》的文献价值加以探讨。

朝鲜族民族身份认同的文学建构——以石华的《延边》和金昌永的《西塔》为例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深入,一方面,涌入中国大中城市的朝鲜族开始切身感受到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在身份认同上产生一些困惑;另一方面,随着与韩国人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发现自己实际上与同根同祖的韩国人并不相同,无论在价值观上还是在文化认同上以及在生活习惯上都有明显的差异,在有些方面甚至格格不入,这使得朝鲜族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这样突如其来的困惑,在朝鲜族第五代、第六代作家的作品里都有所体现,而第四代诗人石华的诗集《延边》和第五代诗人金昌永的诗集《西塔》则为其深思熟虑的文学产品,而且其立场异常坚定,这一点与仍带有一些困惑或纠结的第六代作家明显不同。通过分析发现,这两位诗人的组诗中最核心的主题是国民身份和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并以此来构建朝鲜族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即中国文化环境与朝鲜传统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明显区别于朝鲜或者韩国文化的新的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国朝鲜族的身份认同。

苏柳词关系论

本文考察苏词之于柳词的细部关系及其词史意义。认为早期苏词与柳永俗词大有渊源 ;词艺成熟期的苏轼一方面蝉蜕于柳而颇以柳永俗词为病 ,明确显示出与之对峙的姿态 ,另一方面又对柳永词中表现“诗人之旨”的雅词以表而出之的态度和策略由对峙而超越之 ;苏、柳对峙已孕育着北宋词坛上词宗清真的嬗递之迹。

刘基《郁离子》命名考

学界历来对刘基《郁离子》的命名阐释均不正确,实际上《郁离子》之名出自左思《咏史》之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考之刘基的生平与创作,这是符合事实的。

“咏史”诗体传统的开拓与嬗变——论左思《咏史诗》八首

西晋太康诗人左思不但重视对前代文学遗产的继承,更注重创作上的开拓创新。其《咏史诗》八首创成一体,垂式千秋,尤体现在对传统的突破与艺术的创新方面。文章指出左思这方面的成就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全新地审视和观照历史的思维方式与审美取境;往古世界与诗人自身遭际之间的象征关系;熔建安风骨与正始诗风于一炉的风格特征。

论阮籍《咏怀诗》的隐与秀

《咏怀诗》洋溢着"工为复义"的"隐"美和"巧为卓绝"的"秀"美,体现了魏晋五言诗歌艺术的新成就和新魅力。

明代后期两位诗话家对诗趣的集中论评与阐说

明代后期,陆时雍和许学夷对诗趣予以了集中论评与阐说。陆时雍评诗视域较为宽广圆融,对由"才"、"情"、"理"所衍生出的诗趣都体现出推赏之意;他对诗趣的化俗为雅性、自然随意性、有无相生性、表层生发性等作出了阐说。许学夷评诗最为推尚"兴趣",对"意趣"、"机趣"、"奇趣"也表现出称赏;他对"兴趣"的偶然生发性以及性情为生发"真趣"之本予以了阐说。他们为古典诗学"趣"范畴的不断深化和完善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试论宋代词人享乐心理的雅俗分趋——以柳永、苏轼为例

宋代词人普遍怀有及时行乐的享乐心理，但因对于快乐的理解与追求有所不同，遂形成泾浊渭清、雅俗分趋的格局。柳永是趋俗一派中的代表，苏轼是高雅一族中的典型。柳永的享乐心理包含着合理的思想文化内涵，苏轼的享乐心理直指人最终的精神家园。这源于他们对“何为快乐”的独特体认。趋俗是柳永文化人格沾染市民文化因素的结果，尚雅是苏轼的精神境界承传雅文化因子的结果。二者虽然雅俗异貌，但其內核都可以归纳为对“快乐权”的追求，因而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与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