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晋汲古阁刊《史记索隐》志疑

明末毛晋刊汲古阁本《史记索隐》单行本刊行以来,在引起学界重视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质疑。本文将《史记》存世的二家注本、三家注本与汲古阁本《史记索隐》进行了全面的校勘,结果使得汲古阁本《史记索隐》暴露出了许多疑点。此本当不是毛晋所说的覆北宋大字刊本,不排除其为毛晋以不全之本加以缝合而形成的一个新本子的可能性。

探求司马士风人格 创新传承文化精神——评王长顺教授《先秦士人与司马迁》

王长顺教授《先秦士人与司马迁》一书将司马迁放在先秦士人文化变迁的视域中予以观照,探讨先秦士人对司马迁的影响以及司马迁对先秦士人文化精神的继承、弘扬与创新。该书结构宏阔,论证精严,为研究《史记》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历史的纵深视域揭示了《史记》的生成及历史价值,在司马迁思想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和创获,对推动“史记学”研究有着积极意义。

“尸位素餐”新解

“尸位素餐”这个成语意义较为明确,但是“尸位”为何?“素餐”为何?学界对此尚有一些争议。我们对“尸祭”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并且结合“尸”的分化字“居”含有闲居之意,对“尸位”词义进行了旁证。关于“素餐”的解释,我们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素”“索”二字的同源关系认为“素”是后起字,“素”在这里应该理解为索取之意,“素餐”可理解为不劳而获索取饭食之意,即吃白饭。

由组诗写作看魏燮均对杜甫的继承

清代辽东地区著名诗人魏燮均在诗歌创作上转益多师,杜甫是其师法对象之一。在感时伤乱主题的创作上,魏燮均有意效法杜甫,以组诗形式写作了大量诗歌,其中拟杜甫《秋兴》八首而作的《拟杜少陵秋兴八首即用原韵》最具代表性。拟作用原韵且做到了主旨与原作基本一致,虽然在艺术成就上与原作尚有差距,但也自成一体,颇见功力。由于具有诗史性质,魏燮均的组诗不仅有助于研究当时辽东地区的文学状况,也有助于了解清朝末年辽东的历史和百姓生活。

切阳什姐竞走技术的运动学特征变化分析

目的:以切阳什姐的竞走技术为例,研究切阳什姐在杭州亚运会竞走比赛中不同阶段的技术变化。方法:采用文献资料法、录像观察法、数据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对切阳什姐关键竞走技术进行分析。结论:切阳什姐整体竞走技术良好,但仍存在以下细节问题。(1)“前—中—后”3个阶段左右腿支撑时间具有差异性,半程阶段最为明显。(2)下肢摆动时,前半程阶段出现“后撩”现象,造成“跳”的视觉,以及前半程阶段摆动时间也略长。(3)半程阶段头顶点出现上下波动现象。(4)“前—中—后”3个阶段左右摆臂幅度具有不均衡现象。(5)“前—中—后”3个阶段两腿夹角差距较大,特别后半程阶段体能下降、“送髋”技术不稳定、大腿迈不开、两腿夹角较小,以及髋关节摆动与支撑时相位移距离比例不均衡。建议:切阳什姐加强身体素质练习,改善左右侧上下肢平衡训练;日常训练中,注重体能分配问题,防止后半程阶段体能跟不上;加强踝关节跖屈/伸肌练习;注重“前—中—后”3个阶段头顶点起伏变化,以及摆动腿“后撩”现象;适当调整双臂摆动幅度,平衡躯干扭转;加强后半程阶段“送髋”技术练习以及改善髋关节摆动与支撑时相位移距离比例,使其达到更高水平。

李世杰教授中医药治疗大肠癌患者术后腹泻临床思路探讨

大肠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腹泻是大肠癌患者术后常见并发症之一。李世杰教授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工作,尤其对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及其并发症等工作有独到见解。本文阐述了李世杰教授中医药治疗大肠癌患者术后腹泻临床思路。他从癌症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以正虚邪实致病为基本理论,总结出大肠癌患者术后腹泻的基本病机是脾气亏虚,脾虚湿盛是大肠癌术后腹泻的重要因素,并提出治疗大肠癌患者术后腹泻时应遵循“衷中参西,病证结合、扶正祛邪,益气健脾为基石、分期论治,凭证择方”的论治原则。

《史诠》启秘

佚作《史诠》是晚明学者程一枝撰写的一部不随众流的《史记》研究之作。刘子威《史诠序》认为程一枝精于《史记》,他撰作《史诠》的目的,一是担忧一些学者“未极其致”,二是纠正当时的不良学风。吴子玉《史诠序》倡导“以流通源”的文献阐释路径,阐释了文本解读的难度与不确性,肯定了《史诠》的学术价值,揭示了程一枝的史学“会通”思想。从《史记疏证》援引的《史诠》佚文可以看到《史诠》的内容很丰富,它解释词语、揭示文意、分析句读、阐发体例,于《史记》训诂很有价值;它校订文本、补苴史料、甄别史料、考订史实,是一部考辨《史记》的力作。

桓谭《新论》“邪上”别解——以简册的布局、容字为中心

通过统计宋本《史记》《汉书》诸《表》单格、单列容字能力,可以发现纸张时代诸《表》的单列很难直接对应两汉时期的单简。当时诸《表》在制作与早期传抄中或采取类似“质日”以及尹湾汉简《延元二年日记》等文献的编排方式,将所有的栏分为多组来书写。与此相应,桓谭《新论》所言“旁行邪上”中的“邪上”,或指这种布局形式下各组间栏与栏的斜向关系。

《伤寒翼》瘟疫辨治特色探赜

对中医疫病学理论发展的研究有益于中医学的传承及为未来人类对抗新发传染病提供参考依据。明末蒋示吉以《黄帝内经》《伤寒论》理论为基,承《温疫论》之论,撰写《伤寒翼》,明辨瘟疫有别于伤寒之处,在治疗中则提出治疫始终宜于疏利,通解表里,注重顾护正气,又创造性地将下法分为可下、宜下、急下、连下4个方面,补前人之不足,发展中医疫病认识。今探究蒋示吉《伤寒翼》瘟疫辨治理论学术渊源,梳理其疫病治疗特色,为中医药治疗新发、突发传染性、感染性疾病提供参考。

从侯格睿《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看美国《史记》研究的史学理论向度

作为美国《史记》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侯格睿《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从研究方向、纪传体议题、中西史学比较方法等多个维度拓展了西方的《史记》研究。侯格睿的《史记》研究聚焦《史记》的历史解释方法与史学目的,具有明确的史学理论研究向度,对于推进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史记》《汉书》“论赞序”语气类成分及相关句式比较研究

以《史记》和《汉书》的“论赞序”为考察对象,全面统计比较两者在语气类成分(语气词、叹词、表语气组合)上的使用差别。综合来看,《史记》的语气类成分较之《汉书》在使用类型和总数上都要丰富,而且几类表言说主观性的语气词使用数量上差异明显。同时,语气词往往和句首词组成表各类语气情态的句式,两书在这类句法格式上也存在颇多不同。语气类成分使用的不同当为两书维持语言主、客观性的手段。

《史记集解》引何晏注考论

裴骃在《史记集解》中征引何晏注共计44条,占其征引《论语集解》注释条目数量的六分之一,数量可观、内容丰富,极具研究价值。对所引何晏注方式进行分析,可知《史记集解》对何晏注的征引方式共分迻录原文、删要引用、改写引用三种,从中还能够看出裴骃引何晏注大多有语气词,更好地保存了《论语集解》的原始面貌。对所引何晏注内容进行分析,可知裴骃侧重于征引何晏的主观性注释。这种侧重说明裴骃在重视史注“达事”的同时还重视“明理”,研究中并不能单纯地用看待史注的眼光看待《史记集解》。

朱仕玠海洋书写与宦台情志探析

中国台湾独特的海洋环境及其内涵特质,引发宦台文人朱仕玠的文学想象与浪漫遐思,并深刻影响其内在情志及外在探奇行为。朱仕玠对台湾海洋的观察与书写,往往在真实与想象、现实与神话之间交织错杂,折射出清代宦台文人独特的生命意识与海洋文化认知。

论屈原传记的多元化衍生

作为现存最早的屈原传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虽是后世文人学者勾稽屈原生平的重要文献,但仍存在叙事抵牾的现象,而这些叙事漏洞造成了屈原生平的空白,为后世留下多重解读其身份的空间,甚至出现了质疑其真实性的声音。为此,后世文人在创作中采用了不同的叙事策略,如东汉刘向注重叙述细节,搭建完整的故事框架;班固、王逸、洪兴祖等人则依据不同的创作理念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以差异性改编,择取不同的材料对屈原生平故事进行区别化处理,从而共同推动了屈原生平故事的多元发展。

《史记》位移动词的发展及其历时变化——以“入、出、往、来、去、至”为例

位移类动词在上古汉语内部不同阶段发展面貌是不同的。以“入、出、往、来、去、至”6个表路径义动词为个例,纵向考察了《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5部典籍的使用情况,变化最显著的是:位移类动词的E型在汉代用例更为丰富;先秦时期几乎不见DPP型的使用,而在汉代以后开始大量出现。总的趋势是,从先秦到两汉,位移类动词从单一的V型加快向其他类型发展。这种现象显然和汉语语音简化所导致的汉语复音化进程加强相关。

法藏敦煌本《史记》改字考证

《史记》成书以后形成了众多版本,法藏敦煌本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属于后时文本,存在着明显的改字现象。其中的改字可以通过测查字符产生和使用的时代进行考证,也可以通过相关的注释材料进行考证。

《敬业堂诗集》中的西南少数民族民俗事象

汉唐以来,边地文人多活跃于玉门关外的西北,而少踏入西南。及至清代,广阔的西南大地依然是一个特异的地理文化空间,有无数新奇的自然景观和文化生态等待人们去发现、去书写。康熙十八年(1679)夏,“三藩之乱”尚未平息,浙西诗人查慎行于而立之年,入贵州巡抚杨雍建戎幕,至二十一年(1682)五月方才辞幕归乡。其间,他以鲜明自觉的“问俗”意识为指引,以仁民爱物之心为基点,结合特定的时代和时势,对西南少数民族独特的居住与生产、服饰与饮食、节日与婚庆等民俗事象作了全面细致的观照。以此为基础书写的篇章,不仅在诗歌领域开疆拓土、标新立异,同时也为世人呈现了一幅幅广阔的西南少数民族民俗画卷,具有无法漠视的文学意义及文化价值。

柴德赓《史籍举要》的成书、出版与遗憾

1954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印制《师范学院暂行教学计划》,“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课程列入历史系必修课。柴德赓长期讲授该课程,并有计划、有系统地撰写《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一书,但生前未能出版。根据柴德赓遗稿整理出版的《史籍举要》,作为教育部优秀教材,滋养了一代代学人,但也在体例、内容等方面未能全面反映柴先生所做的工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鲁伯禽至鲁惠公在位年研究

关于鲁伯禽至鲁惠公的在位年,在汉代及之前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较为完整的记载见于《史记》和《世经》。然而,《史记》和《世经》记载的鲁伯禽至鲁惠公的在位年,相互之间却有歧异。研究清楚鲁伯禽至鲁惠公的在位年,对西周年代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笔者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记载,以及考古学和天文学的成果,对鲁伯禽至鲁惠公的在位年进行了研究。自鲁伯禽至鲁惠公,鲁国总共有13位国君,当总共在位305年(公元前1027年至公元前723年)。当然,笔者的结论也只是一家之言,并没有绝对性,只希望能为将来西周年代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史记·乐书》“级(缀)兆”义考释——兼析“兆”“别”古文字

《史记·乐书》“诎信俯仰级兆舒疾”一语中,“级兆”的释义仍存有争议。“级兆”即“缀兆”,其内部结构应该是体词性组合,而非前人学者所认为的谓词性组合。其中“兆”没有存在与“别”相通的可能性,“别”一般出现在相近义组合的词组中,与“缀兆”这类相反义组合的结构明显不同。“缀兆”的释义应该遵从郑玄的注解,即表演的进退场所,至于郑玄对“缀兆”的释义存在差异,应理解为同一词汇在不同语境中语义上有一定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