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创新决策与全要素生产率

笔者通过构建包含财政政策反应函数的成分GARCH模型测度了长期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推断了长期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长期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不同,长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则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其中,企业创新决策是长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机制,长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鼓励企业选择增加创新的决策,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导致企业选择推迟创新的决策。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大,而长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所有权属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无差异。

自然灾害冲击、政策不确定性与财政风险

通过构建包含政府消费补贴和金融救助的DSGE模型,研究了自然灾害冲击如何加剧财政脆弱性并引发财政风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自然灾害冲击下相关政策的不确定性对财政风险的二次影响。基于对脉冲响应图分析发现:自然灾害冲击既会通过税收直接影响到财政风险,也会通过消费补贴和金融救助等政策间接影响财政风险;自然灾害冲击下相关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导致更高的机会成本,长期内会影响受灾地区的经济恢复和财政可持续性;自然灾害冲击导致的经济不可预测性会在短期内减少产出水平,但对财政的影响较小,而理性预期情况下民众追求利益最大化,反而会使得成本转嫁给了处于被动地位的政府部门。

政策不确定性对地区实质性创新的影响和路径研究

新时期创新发展不能再只重数量,我国应重视发展以质量提升为主的“实质性创新”。本文选取1991~2022年我国内地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应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省级主要官员变更造成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地区实质性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结果表明:(1)省委书记变更造成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地区实质性创新会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2)省委书记变更通过负向作用于财政科技支出强度,进而抑制了地区实质性创新;(3)进一步研究发现,省委书记学历和企业工作经历在省委书记变更对地区实质性创新的影响中具有显著调节效用;东部省份的省委书记变更对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比中西部省份更显著,且影响效果在不同时期随着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加深而不断提高。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基于主客观双重传导机制的检验

以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分组检验表明,民营企业和市场竞争程度高的企业的投资行为受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更大。机制检验表明,管理层心理预期、融资约束是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的中介变量,即财政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高管理层心理预期、降低融资约束来减弱对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并且抑制了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行为。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基于主客观双重传导机制的检验

财政政策在应对经济下行方面发挥了重要调节作用。但是,伴随着财政政策频繁调整,也加大了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到市场主体的未来预期,进而对企业创新行为产生影响。以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风险偏好程度较低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行为受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更大。机制检验表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可以通过提高管理层心理预期、降低企业金融化来促进企业创新。对此,政府可以通过引导企业由“策略性创新”向“实质性创新”转变、大力提升财政透明度、加快融资体制改革等手段来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经济不确定性与财政政策有效性

本文估算了中国国家层面和31个省(市、区)的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并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和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的经济不确定性都是影响省级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2)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财政政策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可以作为弥补货币政策效应减弱的政策手段;(3)增强市场信心和缓解信贷约束是财政政策发挥“稳增长”效应的重要途径,且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投资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因此,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是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有效工具。

非经济不确定性冲击的国内政策应对

采用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评估全球不确定性冲击对国内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分析增加货币供给和扩大央行资产规模两类货币政策、以及增加财政支出和减税两类财政政策应对外部冲击的效果。采用全球不确定性指数和全球流行病不确定性指数作为不确定性冲击的度量指标,并在模型中加入中国流行病不确定性指数作为外生变量。结果显示,全球不确定性对我国总需求造成较大负面冲击,国内货币与财政政策都做出了积极应对,并且扩张型财政政策还起到了降低全球不确定性的有益作用。货币政策主要通过投资渠道、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投资和出口渠道作用于总需求,消费渠道拉动总需求的效果并未得到充分释放,未来宜将降低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作为宏观政策补短板的重点,以带动消费内循环。同时还需加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预防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内经济造成二次冲击。

Index Construction and Features of China’s Fiscal Policy Uncertainty and Its Causes

At present,most of the research discussing the uncertainty of fiscal policy is based on the total fiscal policy and foreign data.There is no literature on the index construction of China’s total and specific fiscal policy.By means of the standard data collecting methods of policy uncertainty with China’s contextual characteristics of fiscal policy,this paper constructs China’s fiscal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statistical features of China’s fiscal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 and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uncertainty.Firstly,the index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is robust while the volatility of fiscal expenditure uncertainty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olicy.Secondly,the fiscal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 is characterized by regime-switching between“low mean,low volatility”and“high mean,high volatility”.Thirdly,the uncertainty of fiscal polic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volatility of economic growth and monetary policy uncertainty.It means that studying the uncertainty of China’s fiscal policy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Finally,domestic factors are the main causes affecting fiscal policy uncertainty.

中国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对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以及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四种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采用平滑局部投影模型对比研究了中国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其差异性。结果表明:(1)四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引致产出下降,但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引致产出下降的幅度最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次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紧随其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最小。(2)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短期内具有反通胀效应,在长期内具有通胀效应;货币政策、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短期内并不存在反通胀效应,但在长期内具有明显的通胀效应。(3)在四种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中,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在短期内引起利率在统计上显著下降。(4)从产出和通胀的反应来看,通货膨胀和产出之间存在着负向权衡关系,这可能导致政府或者中央银行的政策操作面临着两难困境。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Huang和Luk构建的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本文采用2003~2018年中国与8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1)中国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有显著正向影响;(2)金融危机前,中国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呈现出显著抑制作用,危机后呈现出显著促进作用;(3)相比发展中国家,中国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在发达国家的OFDI促进作用更大,且OFDI在发达国家更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在发展中国家更关注能源禀赋和制度稳定因素。这一研究结果为探索中国OFDI飞速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启示中国政府应尽可能保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防止因规避国内财政政策不确定性风险造成盲目对外投资,同时还需对不同地区的OFDI进行差异化引导,提升中国OFDI的质量。

财政刺激政策的难题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许多国家采取加大财政支出的政策促进经济复苏。但是,这些财政刺激政策在现实中却遇到了一些难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偏低、大国内的地区差异,以及财政年度平衡制度的弊端等。由于这些难题的存在,单纯依靠增加财政支出规模促进经济复苏的刺激政策的实施效果充满了不确定性。

政策不确定性与财政补贴--基于官员谨慎动机的新发现

基于地方官员任期与财政补贴视角,构建理论模型,利用我国地方政府官员数据与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在任期前期会减少对辖区内企业的补贴力度,任期中后期会增加财政补贴规模。地方官员上任初期,出于谨慎动机,需要先了解当地企业的情况再作出补贴决策,因此会暂时减少财政补贴。这一谨慎性主要表现在非本地晋升和晋升激励程度小的官员样本中。减少财政补贴的对象主要是民营企业和非重点补贴行业企业。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绿色经济效率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变,这就意味着需要提高绿色经济效率,实现绿色发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因素,对绿色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使用2004—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绿色经济效率的负向关系存在于资源型城市、西部地区城市、环境治理压力小的城市和市场化程度高的城市。中介效应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其中以金融发展中的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为主要传导路径。可见,为了尽快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地政府应尽量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同时应在充分考虑城市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治理压力和市场化程度等因素之后精准施策,并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抑制”还是“促进”?——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笔者以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且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开发式创新。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上述结论。机制检验发现,政府补贴和政府采购是连接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的桥梁,即财政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高政府补贴、政府采购来促进企业研发投资。

经济不确定性下我国最优减税政策组合

基于包含结构性减税政策的DSGE模型,研究以劳动力需求和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经济不确定性冲击下不同减税政策组合的宏观经济影响;同时通过计量模型有效分解经济不确定性冲击,以分析在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需求合力冲击下减税政策组合的居民福利状况,并评价不同减税政策的效果,为最优减税政策的选择提供依据。最终得出结论:全要素生产率冲击下,组合型减税政策可放大外部冲击的正面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劳动需求冲击下,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较强,可更好地平滑外部冲击带来的宏观经济波动;经济不确定性冲击下组合型减税政策与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福利效应要优于单一减税政策;政府需要在了解外部冲击类型的前提下,根据宏观政策目标,有针对性地调整不同的税率。

政策不确定性、财政扩张与区域商业银行风险--基于中国地方官员变更和银行业的证据

文章利用2007-2017年我国93家区域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并结合省级宏观经济数据和地方官员变更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重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增大了区域商业银行风险;(2)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高银行的资产收益率降低了商业银行风险;而不确定性时期的财政扩张,通过降低银行资产收益率增大了商业银行风险;并且财政扩张的负面影响大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正面影响;(3)各省的市委书记发生职位更替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更大。文章研究为新时代背景下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财政体制与金融体制之间的联系提供参考。

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基于2003—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不同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探讨这一影响在经济不确定性环境下的差异。研究发现,在经济不确定性环境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制作用,政府需要提高政策透明度以增强市场预期,促进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同环境下融资约束水平不同的企业会做出不同的投资决策。最后,本文为财政政策如何更好地提质增效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经济不确定性会直接冲击一国财政政策,但财政政策自身的不确定性同样是经济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甚至可能放大经济不确定性的负面效应。本文以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系统考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发现:一是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对GDP增长、居民消费、投资等宏观经济指标产生负向冲击;二是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存在时间短、冲击作用十分集中;三是财政收入不确定性与财政支出不确定性将通过不同的路径影响宏观经济。我们认为,各级政府应当不断优化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机制,努力降低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并减少其对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家财政收支差额的影响

采用Baker等(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与2010-2018年的跨国数据,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一国财政收支差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一国财政收支逆差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不同发展水平、不同贸易开放度和不同国家结构的国家中具有明显的影响差异。此外,进一步将财政收支差额分解为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部分,通过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影响,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将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而抑制政府的财政收入。

经济不确定性的非对称效应、传导机制与宏观政策调控

本文使用高维宏观数据集构建中国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基于经济周期视角评估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通过反事实分析论证金融摩擦机制的重要作用,为理解经济不确定性冲击的非对称效应、传导机制和政策应对方式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得到三个结论:第一,经济不确定性对产出的影响具有经济周期非对称性,经济衰退时期经济不确定性对实际GDP增长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经济繁荣时期经济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二,金融摩擦机制强化了经济不确定性对产出的负面影响,经济不确定性的上升通过推高企业外部融资溢价,进而更大程度地影响实体经济增长,但金融摩擦机制仅在经济衰退时期比较重要,经济繁荣时期金融摩擦机制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期有显著且稳定的刺激效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缓解金融摩擦,有效稳定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稳定经济衰退时期的金融状况对缓解不确定性冲击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积极有为的经济政策调控可以有效应对不确定性冲击、平抑经济周期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