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luen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in China(2004-2017):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reen development,the function direc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which includes economy,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needs to be observed by demonstration.In this paper,the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30 provinces(cities and districts)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7 is measured and its intertemporal changes,regional differences of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super efficiency SBM model,further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study,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nd its impact mechanism are investigated.The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re clarified and empirically tested by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growth source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The results show that during the observation period,the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in China exhibits a U-shaped variation,but there are huge regional differences with the obvious polarization in Eastern and Midwestern regions,and tha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some effect in promoting the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but not significant enough,which are heterogeneous according to the time periods and regions.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 of technical change:A spatial model with city-level data in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technical change using a spatial model with panel data from 284 prefecture-cities over 2004-2015 in China.We find that the effects of technical change vary across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technical change and different pollution indicators.Furthermore,we also provide robust evidence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spatial effects of technical change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ross cities.First,indigenous technical change displays three patterns of effects on the four pollutants:a positive effect on wastewater,a negative effect on PM_(2.5)concentrations,and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SO_(2)and soot emissions.The spatial effect of indigenous technical change promotes cleaner industrial productions(fewer emissions of SO_(2),soot and wastewater)but higher PM_(2.5)concentrations.Second,technology transf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re associated with less pollution except for wastewater,and their spatial effects are unanimously negative on all pollutants.Finally,absorptive capacity can also promote cleaner industrial production,but its spatial effects can do otherwise.Accordingly,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technical change into account when implementing specific policies,pin down specific pollutants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pollution-reducing effects of technical change,and improve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of domestic firms.

中国经济增长与煤炭消费脱钩及影响因素分析

结合中国各省(区、市)2005~2019年的煤炭消费数据及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借助Tapio脱钩模型分析了各省(区、市)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情况及时空演变.结果表明:各省(区、市)煤炭消费脱钩状态总体呈现出从增长负脱钩、增长联结向弱脱钩、强脱钩转变的较好趋势,大部分地区处于弱脱钩状态.从空间分布来看,东部地区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脱钩情况明显优于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强脱钩省(区、市)呈现出由北京市、上海市和四川省这3个省(区、市)向外扩张的趋势,而宁夏与新疆的脱钩状态尚不理想,在增长联结与增长负脱钩之间波动.在此基础上,通过拓展的STIRPAT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影响各省(区、市)脱钩情况的主要因素,并发现能源结构、能源强度、R&D强度、人口密度、对外开放水平、新造林面积、产业结构因素对煤炭消费脱钩指数具有显著影响.未来应加强减煤工作的顶层设计、技术投入与研发和调整能源结构来促进煤炭消费脱钩.

农村数字化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效应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数字化转型的绿色效益受到关注。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亦是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源,如何借助数字化同时实现农业降碳和增产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问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省份面板数据,遵循“发展基础-发展动力-发展结果”的逻辑构建农村数字化综合指标,运用EBM-GML方法准确量化农业全要素碳生产率(ATFCP),采用历史农村公路密度和上一年农村互联网用户数作为工具变量,研究农村数字化和ATFCP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①农村数字化能够提升ATFCP,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处理,这一结论仍然成立。②农村数字化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规模经营、结构升级、产业集聚和非农就业,进而实现对ATFCP的提升。③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村数字化对ATFCP的正向影响表现为边际递减,在绿色发展水平较高或较低地区均能发挥显著提升作用。此外,农村数字化存在金融门槛,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提升作用更强,这是制约农村数字化促进ATFCP提升的主要原因。④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村数字化和ATFCP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短期和长期的间接影响均显著为正,农村数字化不仅能够提升本地的ATFCP,还能通过技术扩散正向影响邻近地区的ATFCP。基于此,要进一步强化农村数字化降碳增产的红利效应,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要素流动和技术落地,提升农村数字化发展潜力;要实施动态化和差异化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完善区域间合作机制,促进各地区之间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

从招生规模看,高等职业教育已经占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高等职业教育主动适应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采用熵值法测算我国各省份2014—2021年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指数,通过Moran’s I检验高等职业教育、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高等职业教育对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两个维度的空间作用机制、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高等职业教育、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在空间分布上都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高等职业教育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对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邻近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在东部地区呈现显著正向直接效应,西部地区呈现显著负向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高等职业教育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在西部地区还具有显著正向间接效应。建议从宏观层面构建层次分明、有序衔接的职业教育发展格局,从中观层面加强职业教育区域协同发展,从微观层面落实产教融汇、丰富专业群建设内涵。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的机理、评价与启示

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通过宏观产教融合、中观校企合作和微观工学结合的嵌套,形成三位一体的耦合。基于2011—202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空间关联分析与空间杜宾模型探究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空间集聚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全国与省际的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较高的省份呈现出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收缩的“漏斗形”分布格局;耦合协调度的整体表征为全局空间正相关,局部主要为高-高集聚,集聚区的演变反映出省际协调与博弈;政府支持程度对本地的影响为正,对邻地的影响为负,政府干预力度对本地和邻地的影响为负,市场化水平对本地和邻地的影响为正。为进一步推动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应当把握好系统逻辑、空间逻辑与主体逻辑,持续深化两系统的协同发展。

中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效率时空动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

提高文旅融合发展效率是关乎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背景下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科学问题,有效把握其动态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对推动区域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及其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构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效率分析框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基于松弛变量的超效率测度模型、空间马尔科夫链和面板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剖析中国2011—2019年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效率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效率在9年间仅提升3.4%,距离最佳生产前沿面还存在至少17.3%的潜力空间,4大区域呈东部>中部>西部>东北格局,并且仅天津、上海、广东与云南4个省份常年达到最佳生产前沿面,其他省份还存在至少6.7%~33.9%的潜力空间;2)中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效率大致呈现“东南沿海高值集聚,西北内陆低值集聚”空间格局,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与马太效应现象,短期内难以实现跨越式增长,但当与高效率的省份为邻时,本地省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效率向上转移概率有所提升;3)产业结构与交通水平是提高本地省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效率的主要因素,但对邻近省份产生了负向溢出效应,科技创新、消费需求和政府调控促进了邻近省份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效率,但对本地省份的推动作用尚不显著,服务队伍抑制了本地省份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效率,但对邻近省份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产业协同集聚、数字经济与产业链韧性提升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随着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产业协同集聚和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提升产业链韧性的核心驱动力,基于2011—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对产业链韧性进行了测算,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产业协同集聚、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的产业链韧性存在显著差异。产业协同集聚与数字经济均显著促进了产业链韧性提升。但是二者对产业链韧性提升的空间溢出作用存在差异。其次,数字经济在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产业链韧性提升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这种正向调节作用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扩大产业协同集聚空间范围、加强数字经济建设、强化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提升产业链韧性的对策建议。

政府数字治理、营商环境与城市创新

文章基于2017—2020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果、作用机理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营商环境与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数字治理可以通过营商环境的间接作用对城市创新产生正向影响;考虑空间效应后,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却不显著,表明目前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发展的正向溢出效应较为有限。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空间动态影响分析

基于中国城市层面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空间动态杜宾模型,从增收和改善收入分配的视角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影响的短期直接效应显著为正;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相较于拓宽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加深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的提高能同时达到增收和改善收入分配的目的,更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对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静态空间杜宾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把握数字经济新机遇是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战略途径,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论文基于2011—2020年省级层面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和农业绿色发展均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且有空间相关性,即空间因素不能忽略。(2)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正“U”型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且相较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更有利于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促进效应的充分释放;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显著,数字经济更有利于资源利用和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3)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以短期为主,长期空间溢出效应尚未显现。

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碳排放:空间溢出效应

双向FDI协调发展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碳减排进而如期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抉择。然而,现有文献鲜有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系统探究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为此,基于相关理论分析,利用2003—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省域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碳排放都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2)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减污降碳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

“双碳”目标的推进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基于中国274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碳排放及其空间溢出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首先,数字普惠金融不仅降低了本地区碳排放污染水平,而且显著促进了邻近地区城市碳减排,且随着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的推进,对应碳减排效应逐渐增强。其次,东中部地区,环境规制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城市具备更强的碳减排效应,且随着地理空间延伸,数字普惠金融对邻近地区碳排放的减排效应逐渐衰减,1000~1500km为最强作用区间。再次,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我国绿色融资水平促进城市碳变化。最后,数字普惠金融强化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创新的碳减排效应。研究结论对于推进绿色金融包容性增长,实现区域协同减排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从创新扩散视角看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影响因素——基于中国胸痛中心建设的实证研究

目的:本研究在创新扩散理论视角下,分析中国胸痛中心扩散影响因素,为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收集我国内地地区31个省级行政区2014-2022年胸痛中心面板数据,以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为基本模型,创新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定量分析我国胸痛中心建设创新扩散影响因素。结果:固定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结果保持一致。公众需求没有对胸痛中心采用率产生显著影响,政策支持、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均对胸痛中心采用率产生正向影响。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证实了公共服务创新扩散存在邻近效应。结论:建议市县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辖区胸痛中心建设予以政策支持。采取输送技术、结对帮扶等方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胸痛中心建设成功率。通过学术会议、交流培训等方式改善农村地区学术信息滞后、信息茧房现状。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投入与区域创新绩效

数字普惠金融在企业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等微宏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创新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以及资本投入对区域创新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省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资本投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在空间效应上,各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虹吸效应”,不利于邻省域创新的发展;进一步异质性研究发现,东北和中西部省份相较于东部发达省份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直接效应、空间效应的促进作用和溢出强度都更为明显。

省域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基于要素流动视角的空间计量检验

在信息化时代,数字经济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11―2021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测算数字经济指数和共同富裕指数,选取人才和资本要素流动为中介变量,数据要素流动环境为调节变量,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明显促进共同富裕,对邻边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在地理分布上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人才和资本要素流动影响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效应,且人才和资本要素流动对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起到“边际效应递增”作用;数据要素流动环境能合理调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据此,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人才与资本要素的流动和精准匹配,形成优势互补、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效应

基于我国2010—2020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效应,并从区域层面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基本公共服务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不仅会促进本地新型城镇化发展,还对邻近地区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第二,基本公共服务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即对东、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而对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直接效应不明显,间接效应显著;第三,工业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认为应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制定差异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推进跨区域间的合作,以提高整体新型城镇化水平。

云南省毒品犯罪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研究省域中观尺度的毒品犯罪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对打击毒品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云南省129个县区单元的毒品犯罪案件为数据,采用GIS统计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引力模型分析云南省毒品犯罪的空间差异格局和空间关联网络特征。构建由经济水平、收入水平、城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毒源地影响、地形复杂度组成的毒品犯罪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以空间杜宾模型开展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云南省毒品犯罪率呈显著的空间差异格局,高犯罪率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缅边境;2)云南省各区县毒品犯罪在全局层面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与空间集聚特征,昆明市主城区—周边各区县以及云南边境各区县间的毒品空间关联网络强度较高;3)毒源地影响因素最为显著,呈显著负相关,距中缅边境(毒源地)距离与毒品犯罪率关系呈拉长的“倒S”型走向分布曲线,表现为大幅度下降、小幅度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此外,经济水平对云南省毒品犯罪差异呈著负向影响,收入水平、城镇化程度为正向影响。

空间溢出视角下绿色金融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绿色金融不仅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制造业转型升级,还对邻近省市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加快建立统一的绿色金融体系、创新与拓宽金融产品种类;完善激励机制、推动绿色金融和制造业协同发展;建立区域间绿色金融合作机制、促进绿色金融区域合作协同发展。

财政环保支出是否存在涟漪效应?——基于绿色技术进步视角

基于2007—202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地方财政环保支出的绿色技术进步涟漪效应,讨论区域异质性特征,并验证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城市间绿色技术进步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地方政府财政环保支出存在涟漪效应,即财政环保支出对本地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倒U型”效果,并对邻地绿色技术进步产生“U型”影响。异质性检验显示,经济规模较大、产业结构高级且人力资本集聚的城市,财政环保支出更加有助于推动本地绿色技术进步。另外,本地财政环保支出影响邻地产业结构升级,长期内调整邻地经济增长效益,进而激励邻地绿色技术进步。研究结论将为政府因地制宜调整财政环保支出、优化绿色技术进步体系提供一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