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英译的外显化策略分析

本文基于自建汉英平行语料库,对《文心雕龙》宇文所安译本和施友忠译本的外显化特征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通过提取威氏拼音和词汇、句法层面的参数发现:两个英译本总体呈现外显化特征,主要体现在译文的语言及诗学形式、词句意义和文化语境等方面,背后的非文本原因可归于翻译意图、文化立场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两位译者的外显化翻译使译文指涉更加明确,语境更加清晰,意义更易理解,原著的文论思想、美学精神和文化内涵得到充分阐释。外显化翻译在信息补偿、话语建构和文论互动方面具有一定价值,表明其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指导性翻译策略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

《文心雕龙》英译中的读者意识——以宇文所安英译本为例

读者不是译文的消极消费者,而是译文意义的能动建构者。读者意识是译者以读者视角观照翻译、使翻译行为围绕读者中心逐步向前推进的心理机制。宇文所安的读者意识体现在内容导向、沟通途径、主流诗学和读者接受四个方面,表现为材料选择的贴近意识、思想交流的贴心意识、表达习惯的贴合意识、服务读者的体贴意识。得益于读者意识,宇文所安充分履行了译者的职责,妥善处理了译者、作者和读者的三方关系,促进了《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与传播。中国文论要走向世界,译者的翻译能力是前提与基础,而读者意识是确保译者翻译能力得到充分展示的思想保证。读者意识有助于译文走进读者的心灵世界,有利于译文在译入语文化语境的进一步传播。

宇文所安译介《桃花扇》的动机、理念与策略

宇文所安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他的中国古典文学译介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关注。但他的中国戏曲译介,尤其是《桃花扇》译介,尚未受到学者的充分关注。因此,研究试图从翻译动机、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三个方面系统考察宇文所安的《桃花扇》译介,以期全面展现宇文所安《桃花扇》译介的整体面貌。

还原真相的尝试:宇文所安的苏轼词研究

宇文所安的苏轼词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苏轼及苏轼集团的词集研究,从词集史的角度考察苏轼词的编年及意义,在文学场中分析苏轼及苏轼集团的词作流传;二是苏轼词比较研究,厘清其对柳永、张先等词人在性别特质、抒情结构上的继承和化用,同时分析苏轼在写作同一主题时不同体裁的处理方法以及他对传统词中“醉公子”主题的改写;三是苏轼词的女性角色研究,讨论苏轼“严肃”词中女性角色的回归和苏轼在“一定距离”之外的“多情”观照。宇文所安的苏轼词研究突出展现了场域理论在中国古典词学研究中的应用,尝试还原词作生成时的真相,包括词人心理、词作现场、社会现状及词人词作和社会的关系等,尤其是词体和公共价值空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词的意义,为中国古典词学研究提供重要参照。

制造严羽:宇文所安对“严羽形象”的建构

宇文所安《中国文学思想读本》是在海外汉学视阈下对“中国古代文论”课题进行的一次系统性梳理,文章重点关注和厘清此作如何建构汉学家视野中的“严羽形象”等问题。这种“形象建构”在这部读本里已然成为一条线索,几乎染指到所有入选的作者,如欧阳修、曹丕等人。除拈出这条线索并进行分析之外,文章更试图找出这种“症候”的背后意旨所在。文章尝试阐明宇文所安是如何将“新批评”和“读者接受批评”等西方文论的手法带入“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之中,并对宇文所安在《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中提出的具有比较诗学视野的一些尝试进行分析,也对其所暴露出的欧美中心视野以及不合理的误读进行廓清。

个性、主题与表演性:宇文所安的晏几道词研究

宇文所安的晏几道词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晏几道的个性研究,经由现实中的晏几道个性与词艺术世界中的人物个性一同建构晏几道的词人形象。二是晏几道词的回忆主题研究,通过人物的理想化、场景的诗意化和回忆的类型化等方面对晏几道词的回忆主题进行解构。三是晏几道词的表演性研究,对词文本的表演性以及歌女在演唱时情感的真实性予以动态观照。总体来看,宇文所安结合了叙事学和影视戏剧的相关概念赋予晏几道词新的解读视角,对中国本土的晏几道研究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观念与方法。

社会翻译学视域下杜甫诗歌典 故英译对比研究 ——以许渊冲与宇文所安为考察中心

诗歌作为我国古典文学精粹,凝结着深沉丰厚的中华文化,其外译传播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选取许渊冲与宇文所安杜诗译本,以典故为视点,借助社会翻译学中的“惯习”概念,从译者、策略、副文本三个角度分析探讨二人译者行为规律。研究发现:许渊冲和宇文所安的前导惯习及职业惯习深刻影响了其译者惯习的形成与发展,许渊冲“求美”及宇文所安“忠实”的译者惯习致使二人在英译杜诗典故的过程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译者行为倾向:许渊冲追求美感,重在传递诗歌情感,贴近读者;宇文所安追求全面严谨,重在传递客观信息,贴近原作。本研究旨在从个案现象中提炼经验,以期为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研究提供参考。

走向心灵的家园——《文心雕龙》英译中的阐释学评介

斯坦纳将哲学阐释学与翻译相结合,认为理解就是翻译,翻译就是阐释。译文不是单纯的原文思想的忠实再现,而是译者的再创造。在翻译过程中,阐释在信任、入侵、吸收、补偿四个层面上发挥着层层推进的作用。以此为观照,宇文所安对《文心雕龙》的阐释更多体现了西方文化的价值,而杨国斌对《文心雕龙》的阐释更加突出了东方文化的特色。两个译本在从不同角度传递中国古典文论的过程中,却阐释了相同的精神,即文学是心灵的家园。

《离骚》英译史视阈下的宇文所安译文初探

19世纪末以来,《离骚》英译本不断出现,其中以霍克斯、伯顿、宇文所安的译文影响较大。通过将宇文所安译文置于《离骚》英译史的大背景下,与霍克斯、伯顿译文的对比,来探讨其特色和成就。宇文所安的译文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对于独具汉民族特色的骚体,宇文所安创造性地运用"半诗体"、破折号、标点空缺以及精心选择的语词,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的文体特点,同时勾联并存了东方的哀怨美与西方的悲剧美;在陌生化内涵的翻译上,宇文所安译文体现了译者对源文化中的宗教意识和悲剧精神的深刻理解,对男女两性政治隐喻手法的准确把握。宇文所安的译文是其"世界诗歌"理念的实践,考虑到了多元语言文化的差异性、意义的开放性和传播的有效性,对中国的典籍翻译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在中国发现文学理论——评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研究与阐释,具有鲜明的历史化、语境化特征。他主张以文本为中心来阐释中国的文学思想,侧重于文本的生成、传播和效果的横向考察,进而呈现出中国文论话语、范畴、理论和思想的生成机制和实践方式。这种"活的思想"及其阐释方法论,可以称之为"以中国作为方法"。

论“新批评”文学理论对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影响

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受到"新批评"理论的深刻影响,这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初—盛唐诗歌史的建构上:初盛唐诗歌的发展史实是诗歌题材和体裁的演变史,其主潮是"宫廷诗—京城诗"的演变;初盛唐诗歌大家的文学成就只有放到"宫廷诗—京城诗"的背景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唐诗进行的语义学分析上:具体表现为他以文本细读方式对唐诗展开的复义语言研究、反讽诗学解读和"三部式"结构分析。

宇文所安:汉学语境下的跨文化中国文学阐释

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不是"新批评"的"细读",而是一种跨文化阐释。这种阐释不采用某一种特定的西方理论和方法,而是以自己的文化视角和思维习惯为基础,来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它是一种生命体验和理性思维并重的跨文化阐释模式。生命体验和理性思维的并重一方面使得理性分析有了更多的感性内容和具体针对性,另一方面也使得感性体悟具备了充分展开的空间。宇文所安的跨文化阐释模式是与美国汉学发展的新方向相一致的。它可以突破"区域研究"的限定,使汉学进入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它能够使中国文学产生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普遍价值,并有可能被更广泛的西方读者所理解、所接受。

宇文所安的文学翻译思想

在文化视角的观照下,探讨了宇文所安翻译思想有关中国诗歌的"中国性"和"世界性"协调问题、诗歌的可译性、译者的文学经纪人和文化代言人地位和文学翻译的接受效果等。宇文所安的译文既重视再现中国文学语域和风格的多样性,又倾向于透明性和本土性,有利于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当代美国的传播。

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创构——以宇文所安《文心雕龙》英译本为例

意识形态对翻译影响的研究成果迭出,但翻译对意识形态反作用的研究却鲜有人问津。事实上,翻译可以传播源语社会的意识形态、改造译者的意识形态及建构译入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宇文所安在翻译《文心雕龙》时,既传播中国古典文论,又向西方世界输入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中国文学与文化,改变目标读者对中国文论形象的认识,推动西方世界研究《文心雕龙》和中国文学理论的热潮,增进目标读者对中国文化神秘形象的了解,并在影响译入语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重构中国文论的话语权。

论典籍翻译中的过度诠释——以宇文所安所译《文心雕龙》的3个核心术语为例

中国典籍外译的工作向来多由外国译者承担,而外国译者翻译中国典籍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诠释。本文以艾柯的过度诠释理论为视角,以宇文所安所译《文心雕龙》的"文"、"神思"、"风骨"为研究对象,通过译文分析揭示过度诠释的两大表现形式,即过度引申和牵强附会,并进一步指出外国译者所肩负的"创新"职责是导致过度诠释的重要原因。

新批评抑或解释学:宇文所安的《文心雕龙》研究方法问题

国内学术界惯于将宇文所安的《文心雕龙》研究方法称为新批评方法,这一指称有其合理性。但就宇氏对《文心雕龙》文本的总体性翻译释读与研究方法而论,它应归于文学解释学而非新批评。新批评方法只是其具体分析工具,文学解释学才是其真正的研究方法论。宇文所安对文学解释学方法论征用的意义在于,它使《文心雕龙》在一种效果历史的辨证结构中走上了再经典化的道路,从而为探索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文化过滤与经典变异——论宇文所安对杜诗的解读与误读

杜甫是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最为推崇的中国诗人。然而,宇文所安眼中的杜甫,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杜甫不仅没有同一性,甚至存在极大的变异性。尽管宇文所安对杜诗评价极高,但我们对此应保持谨慎,因为他所推崇的杜诗经典业已经过潜在的文化过滤,是一部变异的符合西方审美价值的经典,远非中国人所体认的经典。

《剑桥中国文学史》探究与思考——宇文所安教授访谈(英文)

笔者围绕《剑桥中国文学史》与宇文所安教授进行交流,主要探讨了西方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起源、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和模式、文学史学与学术史的关系以及文学史学的新趋势,并就宇文所安提出的"文化唐"和"话语群体"的概念进行了理论探讨和解析。

宇文所安唐诗专名翻译的“名”与“实”

专名翻译是近年来翻译界的热门话题之一。专名不仅是唐诗的文化因子,也是中国文化的名片。学界对唐诗中的专名翻译研究有所讨论,但几乎没有涉及汉学家宇文所安的专名翻译。本文通过考察宇文所安专名翻译中的"名"副其"实"、"名"与"实"的转化、"名"不副"实",以探讨翻译"名"与"实"背后译者的文化认同、文化阐释和文化变异之间的关系。宇文所安的唐诗专名翻译不仅为其唐诗解析提供物质基础,而且也为中国文学和当代社会生活的专名翻译提供有益的启示。

翻译规范:遵循抑或超越——宇文所安《文心雕龙》英译本的启示

翻译规范是译者群体承认并遵守的普遍价值观,可以用来规范译者的翻译行为。研究发现,宇文所安《文心雕龙》英译本成功的秘诀在于,在遵循翻译规范和超越翻译规范之间找到恰当的位置。前者通过必要的变通手段,弥合语言文化的差异,增强译文的可接受性,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后者通过意识形态的介入操纵文本,在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同时,引进源语异质文化,丰富目的语文化的内涵,从而达到在目的语文化系统中延续原作生命的目的。中国典籍英译,不宜做简单机械的复制,而要追求创造性的重构,既要传达中国文化的思想,又要融合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在强调东方异质文化差异性的同时,还要纳入西方的旨趣以达到和而不同。翻译唯有提高译作的普世价值才能为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