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看孙权时期的口钱、算赋制度

由于现存文献缺乏关于孙吴时期实行了秦汉以来长期实行的口钱、算赋制度的明确记载,以致史学界大都认为孙吴政权也同曹魏政权一样实行户调制,取代了秦汉以来的口钱、算赋制度。这种看法未必准确,《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所载确证,孙权统治时期的东吴仍在实行汉代以来的口钱、算赋制度。孙吴时期的口钱、算赋征收制度,也是口钱与算赋同时存在和按大小口分别征收,也是算赋为每个成年人每年的征收量为“一算”,这些都是同秦汉时期相同的。孙吴的“更赋”的征收也有与汉制相同的情况。孙吴时期的口钱、算赋制度有某些较汉制的不同之处,由以现金缴纳变成了以实物缴纳的变化,这说明口算赋制度之转变成户调制只是时间问题了。

曹魏政权在合肥的攻防战略

合肥在两汉的商业中心地位得益于寿春的辐射。曹魏政权在合肥的攻防战略具有阶段性调整。曹操时期合肥作为曹魏政权江淮战略中心城市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强化,合肥处于抵御孙权进攻的战略中心地位。魏文帝时期,随着曹魏政权国力的提升对东吴采取攻势,此时合肥复失去江淮战略中心的地位,寿春复取代合肥成为曹魏经营江淮的战略中心。魏明帝时期为了抵御孙权实力对江淮的攻势,合肥复作为战略前沿城市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满宠对合肥新城的规划和建设,使合肥新城处于曹魏政权的战略防御的前沿。而曹芳时期,诸葛恪在合肥新城的惨败再次证明合肥新城战略前沿地位的重要性。

孙吴统治者之尚巫及其对待道教、佛教之政策

孙吴统治者出自寒门,在文化上轻视儒学而迷信方术,孙权、孙皓等统治者不仅与葛玄、介象等神仙方术之士交往密切,征用不少道术人物为宦,而且公然造神,孙吴宫廷中充满了巫筮气息,进而刺激了江南道教的发展。孙权、孙皓以巫术鬼神看待佛教,又以僧人入宫为官,支持创立佛寺,资助佛经翻译,从而为佛教在江南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机缘。

吴简中所见孙权时期户等制度的探讨

所谓户等制度,是指官府按居民家庭财产多少而划分户口等级的制度。关于秦汉时期如何征收家庭财产税、确定户等、评估家财等一系列作法,由于史料不足,还处于若隐若现之间。但是从西晋到南北朝,户分九品之制已经定型化。如果我们能找到从西汉的户分三等到南北朝的户分九品之间的过渡环节,则中国古代户等制度的发展变化过程就将更加明朗化。吴简的出土恰恰证明在孙权时期的长沙郡与临湘侯国境内,已经确立了三等九级的户等划分制度。但由于吴简的残缺,孙权时期户等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难于通释的问题。

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

对于陆逊,人们多视之为孙吴之"英将",而很少探究其一生荣辱之深层政治内涵。陆逊出仕孙吴政权,不仅标志着其家族与孙氏政权关系的改善,而且推动了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作为江东儒学大族主要之政治代表,陆逊主张施行儒家德政,要求孙权进行政治改革,反对其法术专制,致使双方的政治分歧不断加深,斗争日益激烈,陆逊最终为孙权逼死。陆逊冤死,是孙权政治上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信号。

试论楚辞“荃”、“荪”喻君的原始意象

以“荃”、“荪”喻君是楚辞香草美人传统中的核心艺术意象,几乎成为楚辞中司命之神与楚王的专门指代。从喻于司命之神,再喻于君,都与楚国的神话传说和神巫合一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残留着楚人对远古氏族祖先昌仆氏的原始记忆,表现了诗人与君同祖的血缘宗亲情感。

缪荃孙与江南图书馆

清末有识之士缪荃孙在江宁（今南京）建立藏书楼，编纂书目、订立规章，创建了著名的江南图书馆，成为近代图书馆中之出类拔萃者。

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

作为颇有作为的一代割据君主,孙权在选择继嗣这一关乎社稷安危的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先立长子登,又宠遇三子和;登早逝,和得立,权却大力扶持四子鲁王霸,以致“二宫”并立,朝臣分化,阵线分明,斗争激烈。之所以如此,直接原因在于孙权长期不立后,“嫡庶不分,闺庭错乱”。而其根源则在于出自寒门的孙权及其统治集团与儒学世族之间的对抗。经过“二宫构争”的较量,以陆逊为代表的世族势力遭到沉重打击,而孙氏皇权虽表面上得以强化,但其统治基础已经动摇。

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

东汉末期,江淮之间战乱加剧,不少大族名士南徙江东,其中包括一些广陵籍人士,他们对孙吴政权之创立及建国后之诸多军政活动,都有较大的影响。在学术文化领域,广陵人物涉猎经学、子学及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多有贡献。

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特征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政治关系

孙吴统治者出身寒微,与儒学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背景不同,表现出轻视儒学、不守礼制、崇尚巫术、喜好驰猎游戏等,在婚姻上则重色轻德。在政治上,孙吴统治者与江东士族屡有冲突。孙权立国后,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虽对江东大族施以笼络,但政治观念的冲突与斗争不断激化。对于留寓江东的士大夫群体,孙氏有所扶持,以作为对抗本土士族的工具。但相同的文化背景与长期的交往,造成了孙吴两大地域士人群体的逐渐融合。

诸葛亮北伐目的新论——以多重战略目的及其实现程度为中心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已经提出刘备跨有荆益后北伐的目的是"成霸业"、"兴汉室"。后来法正建议刘备北伐汉中时提到了包括"尊奖王室"、"蚕食雍、凉"在内的三重目的,这对诸葛亮应会有影响。诸葛亮秉政期间北伐的目的应有三大层次:兴复汉室、推进统一为第一层次;扩大占领区、联络氐羌、搜罗人才、疲敝魏国等为第二层次;以弱示强、以攻为守、凝聚内部等为第三层次。就北伐的成效看,第一层次的目的远未实现,第二层次的目的或多或少有所实现,第三层次的目的大致实现。诸葛亮的北伐就目的来说,与孙权的北伐有明显区别;就后果而言,与姜维的北伐也有重要差异。

孙吴之吕壹事件及共性质考论

孙权赤乌元年(238)诛杀"校事"官吕壹,并下诏罪己,此乃孙吴政治史的一件大事。嘉禾(232-237)以来,校事吕壹不断制造冤案,对顾雍、朱据、陆逊等士大夫代表人物进行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引起了士大夫社会的激烈抗议,孙权不得已而诛壹罪己。吕壹乃一"小臣","校事"也为卑职,其一度嚣张,在于孙权之幕后操纵与支持。孙权此举,意在强化君权,阻遏儒学世族势力的上升趋势。

张昭政治地位之变迁及其与孙权冲突之原因考论

张昭作为孙吴之重臣辅助孙策、孙权兄弟平定江东,确立孙权的统治地位。但随着北方局势稳定,张昭主张顺应曹操的招降,而与孙权的割据战略发生冲突,从而被排挤出军政决策中心。孙权称帝后,张昭位终不至丞相,且不断下降。作为儒学士大夫的代表,张昭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他与孙权及其亲信的冲突,有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张昭对孙吴学术文化也有一定的贡献。

论孙权太子孙登与世族朝臣之关系及其政治境遇

孙登是孙权之长子,先后被立为王太子和皇太子,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与儒学士大夫人物同声共气, 是一位难得的继嗣人选。但他常想让位于其弟孙和。何以故?究其原因,一是孙登在孙权立皇后问题上,意在养母徐氏,与孙权不合;二是在政治观念上,孙登支持儒学朝臣的改革要求,反对孙权的法术之治,令孙权担忧。幸登早逝,否则难逃被废黜的命运。

清末京师图书馆发展述略

清末京师图书馆的倡办,有三个至为关键的人物,首先是侍郎李端棻,再就是罗振玉,最为关键的是学部尚书张之洞。京师图书馆成立后,在清末短短的两年多草创期间,除了解决人事、关防印信、经费等基本问题外,还在图书收聚等方面成绩显著。此中原因,与馆长缪荃孙有关。清末京师图书馆草创的基础,为民国后的对外开放、飞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天下打拼”说孙权

三国时代,群雄奋起,孙权与曹操、刘备相比,在"天下打拼"中属于晚辈,但他继承父兄之基业,不负重托,不仅靠自己"打拼",还善于用人,国力逐步增长。在决定三国鼎立局面的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中,他采取灵活机动的外交策略、后发制人以少胜多的军事方略,都取得了胜利。孙权不愧是一位务实的目标明确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在曹操、刘备、曹丕相继去世后,孙权失去了竞争对手,虚骄之心日益滋长。他称帝后好大喜功,处理家事不当,造成公主干政,"二宫构争"的局面,成为国家纷乱的先兆。"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唐诗咏史说孙吴

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唐诗的兴盛与六朝诗歌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唐代诗人不仅从六朝诗歌中吸取营养,而且大量借用六朝历史典故来做比喻,大大丰富了唐诗的内涵。解读唐诗中关于孙吴之孙策、孙权、周瑜、鲁肃、甘宁、陆逊等人的典故,研究当时之历史,可以以诗证史,开展文史交叉研究。

论诸葛恪

诸葛恪是孙吴侨寓士人新生代的杰出代表,自少才思敏捷,善于辩论,为人则较为随便,说明其家族门第及文化并非典型的儒学世家。孙权对他颇为赏识,助其参与军政活动,希望他将来能够辅助太子。孙权死后,诸葛恪为幼主孙亮之首辅。为树立威望,诸葛恪进行了政治改革,发动大规模的北伐战争,引起了骚动。诸葛恪性格刚愎自用,在军事并无战略与战术的安排,听不进反对意见,终于导致北伐失败,他本人回师后也为政敌杀害。诸葛恪之败亡,体现了孙吴政权内部南北人物之间的斗争,也是孙吴皇族与士人斗争的反映。

三国英雄读书论——以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关羽为中心的考察

三国英雄在读书生活中形成了五类读书方式:一是终身手不释卷与博览群书型,以曹操为代表;二是重视修身与益智并举型,以刘备为代表;三是涉猎往事和急读要籍型,以孙权为代表;四是隐居耕读和观其大端型,以诸葛亮为代表;五是独好一部儒家经典型,以关羽为代表。英雄们出身的不同造成了他们读书方式的不同,而不同的读书方式对他们的人生和事业又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读魏晋史札记三则

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的内容曾见于《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中,《昭明文选》则收录了此信的全文。通过对阮瑀信的分析,可知这封信实乃孙刘联盟被破坏的苗头。《除三害》是戏剧界的保留剧目,也来源于真实的历史典故,其史实载于《晋书·周处传》,所记内容比戏剧更为丰富动人,可以成为教育人民改过自新的典范。《晋书·周访传》附《周虓传》中记载了周虓的事迹,从苻坚对周虓的态度体现了苻坚的宽容大度。作为一个君主,苻坚虽然最终失败,但客观上他对周虓的行为有利于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其成就不应一概抹煞。